王日春：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本质特征及其实现策略
尺寸课本，国之大者。教材是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要依托，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这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是第一次。这一安排彰显了教材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强调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质量支撑。新时代提升教材质量是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一环。要建设高质量教材，首先要对新时代高质量教材进行观念溯源，厘清高质量教材的本质特征，并寻求推进教材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策略。这是以高质量教材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一 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观念溯源
教材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基本依据和核心载体。作为培养人的精神食粮，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教育的质量。从此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古往今来，对教材重要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一以贯之，而对教材质量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螺旋累进的过程。回溯历史，我国对教材一直有着高质量要求，无论是早期教学童识字的教材，如西周的《史籀篇》，汉魏的《仓颉篇》《急就篇》，还是后世隋唐以降科举必考的“四书”“五经”，宋元书院常用的《朱子语类》《四书精要》等，均由当时顶级专家学者所著，都被后世奉为教与学的圣典。这些教材所指向的童蒙养正、伦理纲常都凸显了教材服务封建统治的政治性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伦理性。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提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认为，高质量教材一定是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共和的，并依此理念出版了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中华教科书》。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这就从国家层面对教材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并且要求学校增加手工科、算术科等实用科目，在重视教材政治性的基础上增加了教材的实用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材建设，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能够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适时调整优化对教材质量的要求。毛泽东早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对教材在农村地区的适切性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府高度重视教材在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抗战救国和发展农村生产三个方面的作用。可见，强调教材的政治性和时代性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据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科长的辛安亭回忆，在延安刚开始编写教材时，只提出教材要“抗日化”的口号，强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教育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对儿童特点和科学知识却有所忽视，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这说明教材在政治性基础上还要强调适切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旧教材不科学、不系统的问题，教育部陆续颁布《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等系列文件来指导教材编写。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用英美课本和旧中国课本加以改编，难以脱去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教材的思想性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后，受“以俄为师”思想的影响，我国开始大规模借鉴苏联教材来改写我国教材，这一举措虽然使教材在科学性、系统性等方面有了一定提升，但也出现了教材难度过高，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实际，学生理解困难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的科学性、时代性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进入21世纪，为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状况，教育部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各版本教材也开始由知识取向向能力取向转变，更加关注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对教材思想性、适切性的关注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 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本质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并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多次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和铸魂工程，要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注入了时代内涵，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坚守政治性：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应底色鲜亮、培根铸魂
政治性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首要属性。叶圣陶先生曾指出，“无论什么课本，广义地说都是政治课本，因为各种课本都要体现教育方针、体现政策、培育新人”。此后，各套通用教材也都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编写出版。
新时代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教育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教材建设落实坚定青少年“四个自信”的要求就成为新时代教材政治性的重要体现。因此，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必须底色鲜亮，为青少年从小植入红色基因，这是教材高质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寓。
教材建设是铸魂工程，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高质量教材建设在实践层面，要充分发挥其政治属性，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这“一个坚持， 五个体现”是对教材政治性要求的具体标准。在具体实践中，政治上把握不对、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简单贴政治标签，不顾教材体系完整、逻辑完备，断章取义塞入政治内容，搞得不伦不类的教材，也要不得。至此，习近平总书记从育人目标、建设原则和具体要求上阐明了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政治属性。
（二）提升思想性：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应内涵丰赡、启智增慧
思想性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基本属性。教材本质上是朝着一定教育目标、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而精选、组织起来的人类知识内容体系。而学科是人类知识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之一。因此，教材要深入挖掘学科体系的核心知识、蕴含的思想方法和独特的育人价值，教材内容要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有机结合。例如，学生学习课文，要透过文本的语言表达，理解文本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数学教材要反映数学学科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因为学生学习数学不仅要掌握运算技能，而且要掌握并运用抽象、推理、模型、类比等数学思想方法；物理、化学等教材，要使学生掌握并运用观察、实验、类比、控制变量、等效替代等科学的思想方法，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品质，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要求将学科的思想方法融入教材，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所以，教材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对核心素养的落实上。学生从掌握学科的概念、定理、事实到掌握学科的思想方法、基本技能、价值观念的过程，也是其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这就需要教材建设者认真思考，怎样在教材中构建精练化、逻辑化、网络化的知识呈现体系和能力训练体系，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以致用，并逐渐开展实践创新、解决现实问题，担负社会责任，最终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三）体现科学性：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应适应时代、遵循规律
科学性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关键属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不断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对原有科学知识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高质量的教材内容要反映最新的科学认识。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孕育，给国家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质量教材理应关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儿童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教材内容与时俱进，反映科学技术进步的新成果、满足科技创新的新要求。教材在阐述科学知识体系时，应采用最新的理论视角；在为学生解释概念及原理的应用时，也应采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最新素材。例如，生物学教材在阐述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时，可以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进行呈现；物理教材在阐述震动原理时，可以结合港珠澳大桥的防震技术进行分析等。
教材内容的编排和呈现也应遵循科学的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认知和行为能力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怎么将学科的知识体系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编排，帮助和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教材建设者应始终关注的科学问题。在某些内容上，教材应适应本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在另外一些内容上，教材应考虑安排维果茨基所说的“最近发展区”内容。对这些内容的编排，教材编研者不仅要通过深入学校教学一线进行观察、回访、意见征询、答复读者回信、问卷调查等获得学校和学生发展的真实需求，还要通过学习科学和认知科学加以验证。教材编写只有在上述两个方面不断提升科学性，才能真正成为代表教育强国水平、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水平的高质量教材。
（四）增强系统性：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应纵横协调、整体和谐
系统性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结构属性。每门课程或学科的教材都是分别建设的，但拿到学生手里的整套教材，应是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形成合力的有机整体。因此，各门课程或学科的教材在内容上要纵横协调，保证各册次紧密衔接一致。
首先，教材在编排上要体现德育一体化的要求。《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明确提出，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是提升教材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要使立德树人的德育要求在教材中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配合，教育内容逐层递进、螺旋上升的一致性连贯体系。同时，各科教材都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等重大主题教育，相关的内容素材需要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使其成为一个和谐的育人整体。
其次，在教材功能上要整体和谐，促进“五育并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进入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使用三科统编和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德智体美劳五育，每门课程教材所承担的任务不同，要形成合力，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相互削弱。
最后，在教材内容体系、整体风格上要协调一致，实现整体设计。覆盖中小学全学科、全学段的教材从内容到呈现形式，都应是经过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系统开发出来的纵横衔接的、一体化的教材。教材的内容要丰富，但编排应有主线；教材的栏目要多样化，但应体现整体性；教材的封面、色彩、版式设计要体现学科特点，但应形成一个整体的视觉感受系统，最终达到整体和谐。特别是新课程标准强调跨学科综合实践，各学科活动设置就更要考虑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避免出现各门课程教材之间知识能力体系安排错位的问题。
（五）彰显适切性：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应适教宜学、减负增效
适切性是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实践属性。教材的适切性要解决的是教师到底用得怎么样、学生到底喜不喜欢学的问题，其本质是教材的教育性和教学性问题，其功能是适教宜学。这就要求教材在组织方式、呈现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从学生的需求来看，教材要具有生动性。学生只有被教材所吸引，才不觉得学习是种负担。但是，教材的“规范性”和“趣味性”有时会成为一对矛盾。例如，《道德与法治》教材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帮助学生树立法治意识，但是如果简单照抄文件或法律条文，脱离学生的理解水平，就会导致学生看不懂，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从而难以达成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他学科教材也涉及适切性问题。例如，科学的概念是由其规定性限制的，教材既要给出这些规定性的表述，又要在课文中生动阐释，让学生理解透彻；又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语文教材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同于尽量增加古诗文背诵的篇目，势必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效果会适得其反。教材的适切性要求教材建设者增强“转化”功夫，要善于把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可读性强的“学言学语”，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有效学习。
从教师的需求来看，高质量教材最重要的是具有可教学性，要能引领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效率。这就需要教材建设者不能只懂课程标准、只懂教材，还要懂教学、懂评价，使教师能够根据教材或者教参，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能够转变当前“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一的授课模式，灵活采用小组研学、情境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率，保证教学效果。
三 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的实现策略
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聚焦解决教材质量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只有勇于改革创新，才能推进教材的高质量发展。以问题为出发点，新时代高质量教材建设当前尤须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入一线调查，加强教材研究
一要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要使基础教育教材，教师用起来得心应手，学生学起来爱不释手，就必须深入学校教学一线，开展经常性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其中很重要一方面是靠证据和事实来立论，通过教育循证来找到问题所在和解决路径。教材的调查和研究要形成长效机制，设立专门的数据库和资源平台，积累数据和证据，以便不断改进教材质量。另外，教材建设者要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选取新编内容或重点章节开展试教试用，这样才能提前发现教和学中的真问题，真正实现教材编在课堂上，编在学校里。
二要强化以研促编。没有研究基础是难以编写出高质量教材的，研究是引领教材编写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例如，对于如何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如何通过创设情境、创设问题链，增加探究活动、项目式研究、小组合作学习栏目等，落实核心素养的要求，这些新的研究课题及其成果是教材落实最新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关键。因此，教材编写者应就关系教材质量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类型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基础研究要体现先导性、前瞻性，应用研究要体现针对性、实效性。研究方式要坚持开放式，鼓励教材编写机构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与各省市教研部门甚至中小学一线教师合作开展研究，在合作研究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实现高水平的以研促编。
（二）强化政治标准，切实把好教材的意识形态关口
一要严格对标对表。对标对表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对照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中央的政策精神。这就需要教材建设者与时俱进地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及时研学党中央的最新精神、最新表述，及时地将这些最新精神、最新提法有机融入教材。不仅思想政治学科要这样做，其他学科也要结合自身特点及时更新。中央政策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而基础教育教材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教材建设者要不断对教材中涉及的中央最新精神、最新提法进行修订，避免脱节。
二要严格专项审核。在意识形态审核方面，教材建设机构要从整体上对党的重大理论创新、重大主题教育等进教材的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研究解决各项要求的学科横向分布和纵向衔接问题。由教材审查机构组织专家对所有教材内容进行意识形态专项审核，严把教材的政治关、思想关；对教材封面和插图等其他方面进行专项审核，使教材满足大众审美的要求。总之，教材建设者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同时要与思政专家、设计专家等广泛合作，共同提升教材的质量品质。
三要严格落实责任。教材编写和出版机构是保障教材内容质量的第一责任方，教材审查机构是保障教材内容质量的关键责任方，教材印制和发行机构是保障教材形式质量的重要责任方，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是教材整体质量的监督方。只有建立教材编写、审核、出版、选用、使用的全链条质量保障机制，才能切实推动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三）加大制度供给，健全教材编研协同创新机制
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的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这就需要完善教材制度机制，多方协同提高教材质量。
一要健全教材建设全链条制度。教材建设机构要加大力度排查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防范影响教材质量的风险点。教材管理机构要持续织密制度网络，逐一清除教材管理的空白点、薄弱点。在教材的编写、审查、装帧、出版、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完善相应制度。
二要调动整合全社会资源，协同开展高质量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必须要群策群力，在国家、地方和学校等公共部门之间建立联系，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的协同共治格局。教材建设的管理机构要做好高质量教材制度的顶层设计，理顺教材质量建设体系的关键节点。全国各教材编写机构要与各级各类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除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市教研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外，还要积极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国家和各省权威的专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和学校要把好教材选用关，吸收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学校校长和一线教师等专业人士集体研制、科学决策，选用适合本地学生的高质量教材。
高质量教材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依托。只有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才能凝聚各方共识，落实有效的行动策略，真正打造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3年第7期第24-29页，参考文献略。
作者王日春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