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寄哀思：送别王宏志老师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退休干部王宏志同志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15日在应急总医院（原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王宏志同志，原籍安徽歙县，1937年12月出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师大二附小（今实验二小）、女九中（今丰盛学校）、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文革”干校结业后，分配至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今北京教育学院），编教材并任课。后又回到人教社，曾任编委、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职称编审，研究员。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曾先后担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地图等出版社顾问、洪承畴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兼职。王宏志老师一生从事历史教材的研究、编写及组织、策划、审查等工作，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洪承畴传》《旧史新谭》《吴晗传》（此书二人合著）。还著有通俗读物数本，主编过《华夏青年文化丛书》《国情教育丛书》等。
今天，我们选取王宏志老师写作于建社55周年之际（2005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优良的社风是鞭策，也是动力——回顾初来人教社的岁月》刊发。文中，她深情追忆了初入人教社时的沙滩风物、众多前辈教诲提携以及一个年轻教材编辑的成长之路。我们重读此文，可感受老一代人教精神的传承有绪，并表达我们对宏志老师的深切缅怀。
优良的社风是鞭策，
也是动力
一一回顾初来人教社的岁月
王宏志
一个人的事业起步阶段，周围环境的影响很重要，尤其是所在单位的风气。应当说我是个幸运儿，步入了一个风气好的单位，那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然而，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刚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时，对它一无所知，并不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毕业时，我一心想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没想到却分配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到的时候，人事处处长杨定远对我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你的工作从编写小学教材做起。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为编写中小学教材很容易，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当场委屈得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逐步了解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个特殊的出版社，编辑们不仅编辑教材，而且自己要动手撰写教材，并且人教社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时的社长就是蜚声中外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编辑人员中许多都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我去的历史编辑室也是名流如云，思想史学家邱汉生、宋史学家陈乐素都在这里，还有姚涌彬、吴雁南、金堤、王剑英、寿纪瑜、胡文彦、王小曼、陈梧桐等。后来，这些人分别在文物研究、近代思想史、历史地理学、明史以及史学翻译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里还有曾任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委员的苏寿桐、李纯武，他们将大半生奉献给中小学历史教材编写事业，因此闻名于海内外。在众多专家学者面前，我深感自己的无知、浅薄，并决心向这些专家学者好好学习，尽快熟悉业务，编好教材。后来我还了解到，我分到人教社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隋唐史专家、我的老师汪篯教授有关。汪篯先生在我来人教社之前，借调到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工作告一段落后，北大历史系希望汪先生回校教课，人教社同意了，但要求北大历史系能将一名较好的应届毕业生分给历史编辑室，北大历史系也同意了。就这样，我被分到了人教社历史室。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更加努力学习，不愿辜负母校历史系的推荐。
我刚来人教社时，大门还是当年北京大学二院的校门，也是最初京师大学堂的校门，为一字排开五间三开大红门，由几根大红柱子支撑着，门框上挂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竖匾，显得堂皇肃穆。进门后，一眼就看到守在穿堂门外的两只石狮子，面朝南默默地蹲在那里。第一个院落中间是圆形加十字的松墙通道，靠西边有假山石，东边有个简易的篮球场。院子的北边通道两侧的平房是出版部和财务科；东西两边高高的台阶上也都是平房，东边是纸库，西边是食堂；南边紧靠传达室的一排平房是车库。穿过前院，进入一个更大的院落，先跳入眼帘的是几棵丁香树。春天到来时，一进这院子就香气扑鼻。一条长长的通道将这个院落分成两部分：通道西边靠后是大礼堂，就是当年北京大学的大讲堂，也是清朝和嘉公主府的大殿，圆圆的四根红柱显得气魄宏伟。那时，这里是人教社全体集会的场所。大礼堂前的庭院绿地当中有一个小圆形的荷花池，池中心刻着篆字，大理石柱上立有日晷，礼堂门前东西各有一棵罗汉松。围绕荷池铺着石子小路，四周还有序地安放着几张长座椅。工间休息，我们常到这里边走边聊。通道东边是两座楼，前面楼门朝东的那座口字形楼是高教楼，至今还保留着。仔细看去，墙柱上有砖雕的各种吉祥花鸟，朴素中蕴涵着雅致。后面门朝南的是一座工字形楼，我到出版社后，就在里面编书。老社长叶圣陶的办公室也在工字楼一楼的西南边，他那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是按时上班，还亲自修改课本。两座楼之间有一座高高的铁架，上面挂着一口黑黝黝的大铁钟，也是当年北大留下来的。“文革”前，我在出版社的岁月，上下班一直以这个钟声为准，钟声嘹亮，一直可以传到景山上。
历史编辑室在工字楼一层西北角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像图书馆的大阅览室一样，用众多满装着书的柜子隔成几块大小不等的空间安放办公桌，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世界史和小学历史几个组。我在编辑室里最年轻，分在小学历史组，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史部分。我们坐在书丛中编书，用起资料很方便。
那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稿的编写过程是个反复推敲、反复核对、十分严谨的过程。主任邱汉生抓中国古代史和小学组的业务，他对书稿要求很严，要求我们交出的讨论稿，要经过反复推敲，还要求稿子在史实上有史料依据。因此在交稿时，每页稿子旁边都要注明史实出处，引用的原始资料也要核对原文。注明史实出处与核对原文都要查书。多年过去了，我也养成了这样写作的习惯。那时室内藏书丰富，但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来说，查起书来很生疏。王剑英先生特别熟悉室内图书，谁要查个资料，找不到书或找不到出处，只要问他就可以了。我的办公桌离他不远，经常看到他热心为别人查找图书资料，也就壮着胆子去求他。他总是热情地帮我查找，甚至登桌椅爬到很高的地方去拿，从不厌烦。有时他还指导我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帮助很大。此外，邱先生还要求，交出的稿子字迹要清晰。说到写字，我记起当时出版社的编审陈乐素先生，他参加了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审稿工作。有一次他走到我的办公桌旁，我正在写稿，他看了看说，你的字要好好练练，说完就握住我拿笔的手，教我写字，边写边说，横要横，直要直，不要写的歪歪斜斜的。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但也很感动，想到小学老师都没有这样教过我，于是我决心练字。
教科书的编写要发挥集体的合力，这一点我至今仍印象很深刻。记得我写第一篇课文“玄奘”时，室主任邱汉生、苏寿桐组织全室的人讨论，事先还将我写的稿子打印了分发给每个人。当时我很担心，怕稿子被推翻了，面子上过不去。结果，会上大家肯定了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适当，也比较生动、浅显，但也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包括句子、用词、标点符号等等，让我学到了不少编书的本领。那时一本教科书要讨论两三个月，从选材、结构到内容，要逐字逐句讨论。邱汉生主持小学组的书稿讨论，他比较民主，书稿里的间题尽量让大家提出来，怎样修改也征询大家的意见。王芝九先生在当时历史室年纪最大，他参加小学历史课文的讨论，每当遇到争论，他总能以深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编写经验，提出让双方都满意而又合适的修改意见，让我从心底里佩服。这种讨论十分认真，一条史料、一个词，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青年编辑成长的过程。至今，历史室还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现在因为编写的书多，任务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讨论，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道理，谁都知道。
一个好的历史编辑，同时又是历史专业的研究人员。这句话那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我初到历史室时，副主任苏寿桐先生告诉我，要想做一个好的编辑，不仅要学习如何编写教材，还要钻研历史专业知识。只有有了广博而又深厚的历史专业知识，才能编写出经得起推敲、有新意的好教材。这与当教师一样，是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我也很快感受到历史室内浓郁的学术氛围。许多同事既是编写教科书的骨干，又不时地发表论文，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我后来能在编写教科书的同时，又在史学领域有所作为，与前辈的教导和历史室当年浓郁的学术氛围不无关系。从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我更逐步认识到苏先生这话的道理。一本好的历史教材，不仅要观点正确，还要选取适当、生动、有说服力的史料，才能经得起推敲。而没有一定的历史研究，就不可能很好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从丰富的资料中适当地选取应写入教材的内容。如果只将别人的书稿拼拼补补，再做做文字游戏，编写出来的教材就会呆板乏味，既没有新意也不生动，更经不起推敲。当然，同时从事两种研究，即历史教材研究和史学研究，无疑增添了许多辛苦。多年的实践告诉我，有新意、有吸引力、为广大师生所喜爱的教材，是靠无数的辛苦堆积起来的。
一个和谐的环境也是青年编辑成长的重要条件。我初到历史室，就感受到这个集体的和谐、温馨。我在北大历史系读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来到历史室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编写，资料不是很熟悉，对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更不熟悉，时常请教室里的同事。大家对我很好，总是尽量帮助我。我同中国古代史组的同事接触比较多，像吴雁南先生，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对初次编写教材的我总给予热情帮助。不论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查找资料有根有据地回答，还问我满意不满意。他十分勤奋，写起稿子来经常加班加点，别人下班回家，他还留在办公室写作。那时他体质不好，为了锻炼身体，每天上班书包里放几块石头，负重走路，有人笑他傻，他也不在乎。那时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王小曼，她是搞世界现代史的，留苏归来业务好，人很正直豪爽，又热情助人，还总是忧国忧民。我和她都住在西城兵马司胡同里，我们上下班经常一起走，一起挤电车，谈社里的人和事，谈国内外大事，也谈共同喜爱的文学作品，还谈她的留学经历等，一路上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把她看作大姐姐，她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有什么事也常请教她。我初踏上事业之路，就生活在和谐的集体之中，备受同事的关怀，当时真的感到很幸福。
我同社里其他人的接触主要在几次外出调查中。那时编书提倡调查研究，像我这样没在师范大学读书、实习的编辑人员，更需要到学校去调查、蹲点。“文革”前，社里让我参加过三次调查。一次当时的副总编叶立群带队去成都，分别在一所中、小学蹲点，长达三个多月。一路上在火车上，大家说说笑笑，望着窗外嘉陵江的风光，学唱“马儿啊，你慢些走”，至今回味起来，还觉得无比美好。我和梁俊英参加成都龙江路小学的蹲点，当时小语室主任蒋仲仁是负责人。其间和历史室同事通信，我写了一首七律，描述赴成都的沿途风光：
幼诵白诗梦锦州，相逢胜似幻中游。
奇松入云舒广宇，峭壁倒映展碧流。
极目山河涌豪气，壮怀著述遍环球。
巴山景物毫尖起，蜀地风光眼底收。
这看上去很轻松潇洒；实际上那次调查我们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去学校听课，与老师、学生座谈，晚上去家访，回来还要整理调查材料，经常搞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不过，蒋仲仁先生是位学问渊博、为人善良的宽厚长者，对我们很照顾，他见我开夜车时直打瞌睡，就让我去休息；梁俊英像姐姐一样关怀我，常把我应干的工作分一部分她自己干。偶尔我们在周末傍晚也去杜甫草堂、望江楼等公园走走，由于年长的同事占多数，大家一般是坐坐茶座，很少游览。我和高宇征等少数年轻人也无可奈何，只好在茶座周围转转。如今我年纪大了，也愿意去公园坐茶座，才理解当年他们辛劳一周后的心境。第二次调查是副社长刘松涛带队去河南许昌农村，小语室专家袁微子是副领队，我们主要去了解耕读学校的有关情况，以更好地为其编写教材。还有一次是袁微子先生带队去山东曲阜农村。三次调查对我这个年轻编辑，很有教益，接触了师生，也了解了教学实际，还认识了社会。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仅有历史专业知识，不了解教学实际情况，是编不好教科书的。记得临别许昌时，袁微子写七绝一首，赠与陪同我们的地方教育干部:
临别杨庄新柳栽，贫农夜话育人才。
春秋楼上春何在？锦绣万年耕读来。
我一时兴起，和了微子先生一首：
辞别烟都友谊栽，相协共励孕英才。
何需关羽春秋诵，耕读新书遍地来。
调查有兴和诗，似乎很洒脱，其实，那次调查也很艰苦。几个女同事睡在冰冷的大教室里，生了一个没有烟囱的火炉，煤气中毒，差点出大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教科书，是人教社历来的传统。这三次调查在我一生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 世纪 80 年代末，编写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时，已退下来的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又提醒我们：教科书是学生的读本，教师的教本，改革首先要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来考虑，要符合教与学的实际情况。为此，我们在编写前和整个编写过程中以及教科书实验过程中，都不断走出编辑室，到广大师生中去调查、听课，虚心听取意见。这样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就比较符合教与学的实际情况，能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我从大学毕业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直到退休，将近40年，记得 1997 年工会为我们那年退休的人开了一次“生日同乐”联欢会，我在会上即兴写了一副对联：
忙忙碌碌编书匠，
潇潇洒洒致仕人。
我原打算退休后，能洒脱一点生活，结束编书匠的生涯。然而，从退休到现在又是七年多，并没有开始潇洒，还在继续工作。近年来才有点潇洒了，只是必要时，还帮忙敲敲边鼓助威，生力军全靠中青年了。有人说：“你一辈子都卖给人教社了。”也可以这么说，不过确切地说应是：人教社优良的社风培育了我，我也将一生奉献给了人教社的教科书编写事业。
今年是人教社成立55 周年，又逢乔迁之喜，在人教社前后工作了 40年的我，真诚地希望人教社不断发展壮大，也希望历史编辑室在继承前辈学风纯正、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最后写副对联贺社庆与乔迁，抄录如下：
巍巍书山奠定基础工程，
浩浩智海培育广厦栋梁。
本文原收录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55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