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刘承汉老师旧文——人教工作春秋
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干部，原绘图科副编审刘承汉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2023年1月11日6时38分在北京市隆福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刘承汉（1930—2023），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1930年6月出生，安徽泗县人。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同年9月分配至人民教育出版社绘图科，一直从事插图绘制和美术编辑工作，参加人教版第二套至第九套教科书插图绘制和封面设计工作，1993年退休。2020年，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刘承汉与其他九位人教社老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代表全社同志汇报了人教社70年来履行编书育人使命的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我国教育出版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回信。
今天，我们重刊刘承汉老师写作于建社70周年之际的一篇纪念文章《人教工作春秋》。再读此文，可感受老一代人教精神的传承有绪，并表达我们对刘承汉老师的深切缅怀。
人教工作春秋
刘承汉
（一）小单位，大承担
绘图科是人教社总编辑办公室下属的四个科室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书稿检查科、通联科和图书科。
它们各有专职，既有独立的业务，又都是为编辑室服务的协作单位，与各编辑室配合完成教材的编辑、出版任务，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952 年，人教社属初创时期，那时绘图科屈居在小红楼二楼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办公，成员只有李惠乔、陈圣西二位。还有一位职务有待确定的专家孙福熙先生，他是知名的文学家和画家。出版社大概想请他来“挂帅”却未果。另外，还有一位借调来的美术教师，来此兼职。加上我和孙全洁，只有五人左右。
至 1954 年10月，人教社全部迁入沙滩后街45号“公主府”，这里也是“京师大学堂”与“北大理学院”旧址。随着人教社的健全发展，又陆续调来了四位同事，他们是：李铁年、高婉茹、李铁树、于金陵，绘图科这才完备起来！
随着人教社编辑任务的日益加重，绘图科的人员逐渐充实，绘图科的组织与分工日益完善：
1、科长：李惠乔；
2、封面设计：陈圣西；
3、文科插图（文史类教材）：李惠乔、蒋德舜、刘承汉；
4、理科插图（数理化类教材）：李铁年、高婉茹、于金陵；
5、其他插图（生物、外语书写类教材）：孙全洁。
以后又逐渐增加了四位同志，最多时全科有十二人，随着国家的经济、政治的需要，精减下放了几位同志，绘图科最后留下八人。
60 年代绘图科七位老同志合影（刘承汉摄）
为适应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教社的任务也逐年增加。绘图科为配合全社工作，适时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创新。采取了一专多能，互教互学，分工协作；开展“业务进修”“体验生活”；充实绘图方面的图类资料；请专家来科指导，派人员去外地兄弟单位取经等等方式、方法，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繁重、艰巨的任务，保证了多套教材，各科、各类出版物的绘图任务。
从1950年建社，设科，到“文革”时期 的17 年间，绘图科逐渐壮大，业务上从陌生到逐渐成熟。在出版社的领导、关怀下，绘图科被特批购买相机，特准随各调查组下去体验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绘图科还得到叶圣陶老社长的关爱、鼓励！叶老亲自出面邀请多位画家来社座谈，指导绘图工作等。17 年间，绘图科为教科书的编印、出版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相辅相承 共筑完美
教科书的美术工作：封面装帧、插图绘制、版面设计……都与编辑工作、出版工作，紧密配合，相辅相承，密不可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科书的美术工作，应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达到完美的结合。
教科书的美术工作，更具有特殊性。它的要求更高、更严、难度更大!
它的内容从文、史、地、政到数、理、化、生……无所不包。
它的对象从刚入学的小学生到初、高中青年。年龄不同，各方面的要求不同！
因此美术工作者，必须根据教材的要求，照顾到不同的年龄特征，还要考虑到印刷条件进行工作。
小学的教材、图书，应以图画为主，画面生动美观；人物造型有趣；色彩艳丽。有时以插图为主，超出了文字的作用！
例如《自然》课本，共 12 册，基本上是看图识字。插图量大大超出文字。画面要求准确、生动有趣！全套书，从封面、目录到课文，都十分活泼、生动。全部为彩色印制，非常精美！
中学的文科教材，以课文主题为中心。突出故事情节，类似文学插图，强调艺术性。理科的插图，则强调精细、准确，丝毫不能发挥。生物课本中，一幅根部的剖面图，全部由大小不同、疏密相间的上千个细胞组成。这幅图绘画者认真，细致描绘得十分完美！
非课本类的课外读物及各类一般图书，它们的插图则可以尽情发挥，在形式上、风格上，大大挥洒。我在为《延安保育小学》和《黑龙湖的秘密》绘图时就运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来表现！
图为：《延安保育小学》插图之一
图为：《黑龙湖的秘密》插图之一
封面是任何一本图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封面是书的“颜面”，是书的“名片”，是书的“保护层”！
教科书的封面设计，应该深入了解不同学科，不同册次的特色，抓住中心思想，通过图形，构图以及书名精心组合。并给予变化，提高课本的艺术性。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封面设计
教育图书的种类繁多，应该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外观，表现它们，以示区别！
人教社绘图科，面对众多的编辑室，所有成员都有分工。每本书的编辑在编写过程中，都应规划插图的篇目、内容和相关的资料，并交予绘图人员。所有图书在发稿时都必须“文图两清”， 经主管领导签字后，交付出版部。
封面设计必须在绘图科填写“封面设计通知单”。由美编设计两件以上图稿，以便选择比较。然后画制版稿，经主管领导签字后发送出版部。这样一本书的美术设计，才算完成！
俱往矣，我在绘图科工作，前后各 14 年。我们与各编辑室的关系，都十分和谐，相互支持，合作得很好！这是人教社的优良传统，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三）新时代，新成就
改革开放的到来，清除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荡涤了十年动乱的污泥浊水。为教育事业，教科书的编写、印制、出版开创了新的局面。解除了枷锁，乘风破浪前进！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同时迎来世界科技发展、合作的大好时机。印刷技术开展了大变革，把老的陈旧性的，使用了上百年的“铅与火”的铅印技术平版印刷和照相加网目制版的胶印，扔在了脑后。
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电子技术和电脑的普及，促进了图书编印的快速便捷；印制装帧的美观，坚固；开本、纸张都面貌一新。人教社的教材编写、印制、装帧都进入了快车道，乘风破浪，飞速前进，追上了世界的水平！
回顾当年，教材大都是小32K本，都是纸面平装，封面的纸张质量很差，而且全部为黑白本，只有极少数图书，经社领导特批，才有可能加上一两页彩色插页。出版社为了对外交流需要，把某些平装书换上硬封皮，称为“半精装”本应对。
老社长叶立群，曾自嘲的说：他去参加世界书展，与同行们交流时十分寒酸！两手拿着几本，开本小，书皮软，纸张粗糙又是黑白本，色彩单调的课本，攥在手中，简直拿不出手，我们的书由于书装简陋，纸张单薄，色彩灰暗，在书展上，都站立不起来！而国外的教材，图书全部都是彩色的大开本，硬面精装，极为挺拔，色彩艳丽。与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令人遗憾！
随着新时代的春风吹来，我们的教育图书、教材都有了全新的变化，完全可以与国外的产品相媲美！
（1）彩色本、大开本新教材层出不穷！
例如小学自然课本全套 12 册，全部彩色，图版美丽，形象逼真。封面用纸，克数高。彩印后效果很好！成为改革的先锋！
回想当年没有条件彩印封面，出版部定制了一批彩色铅版纸，再印上黑版，充作双色版，还受到表扬！
（2）新品种图书、大型丛书、各科课外读物和工具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
我为之设计过封面的就有多种，例如:《教育学文集》（31 卷）、《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2 卷）、《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12 卷）。
还有其它多种，不胜枚举。如《领袖论教育系列》《中国教育年鉴》《小学教师之友》等。
在课外读物方面，也十分踊跃，如：《小学语文阅读文库》《中学生英语读物》等等。这些图书早已列入人教人的计划中，但是由于前 17 年的政治时局、经济条件、印刷条件等都力不从心而落空了！
当改革开放的机遇到来，编辑出版的理想实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被耽搁延宕的计划迸发而生，创造出了教育出版的奇迹！
（3）国门大开，国际交流频繁，合作出书，多姿多彩。
1979 年，我从贵州返京不久，就参与了我社与日本帝国书院出版的《世界地理·中国》一书的绘图工作，画了多幅插图。当拿到出版的样书时，深感它的印制装帧的优良，编印技术的先进，令人大开眼界！
1988 年，我荣幸地接受了为《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一书进行封面设计以及精装本的装帧设计任务。后来又配套出版了录音带与录像带，我又为之设计了封套。该封面的装帧设计获得了 1990 年精装本的全优奖。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封面设计
我后来还参与了《现代日本语教程》《美国成语词典》等书的设计工作，由于我 90 年退休，离开出版社，在这方面的体验接触不多，只能简略的叙述一二。
从1978年到1993年这14年间，深感新时代的伟大动力和创造出的伟大成就！
后记
我在 1952—1966 年的 14 年中，从一个美术专业毕业的青涩学子，逐渐成长为技术娴熟的美术编辑，进一步又从助理编辑到美术副编审。在成长过程中，边实践边学习。为教科书的美术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1978 年—1992 年）我又在绘图科工作了14 年。仍从事教科书的美术工作。但是这短短的 14 年间，乘改革长风，逐飞速发展的巨浪，却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当感谢新伟大的新时代！感谢出版社这个伟大的单位，给予我的关怀和指导！
1984 年 6 月，我和老伴孙全洁二人，荣幸地被同时中国美术家协会批准为全国美协会员！这是人民对从事教科书美术工作者的奖励和表彰！
谨以此短文，表达我对人教社建社 70 周年的衷心祝贺和诚挚致谢！
刘承汉与夫人孙全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