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版人的38年：从西北乡村学子到教育出版领军人

　　整理｜张艾宁

　　在甘肃省渭河上游、陇海铁路沿线的一个村庄里，村民们喜欢把黄强的书法悬挂在名胜古迹或是自家堂屋中。村里人敬重他，是因为黄强是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一位文化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强出生于此，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也是从这里考去省城读大学。1988年进入出版业，黄强至今已在这个行业扎根38年，是“编辑学者化”的有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从村、县、省城到首都，他步步稳扎稳打，不断进步，在业内传为佳话。

　　回首自己的人生际遇，黄强几次用到“幸运”二字，但在“幸运”之下，沉心静气的努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抓准机遇的魄力，让黄强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必然。

　　只不过，有别于令人仰望的“精英式”成功，西北的水土赋予了黄强淳厚、朴实、接地气的秉性，在成长道路上，他也曾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黯淡和对未来的茫然。但在迷茫时刻，黄强通过不停地学习和编辑一本本好书巩固自己的实力，垒筑了自身在出版业的影响力，始终以做学问的态度做出版，用亲身经历印证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价值观。

　　从西北乡村走出来，黄强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今天教育出版的领军人物？以下内容整理自他的自述。在人生和职业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求学之路

　　1965年深秋，我出生于甘肃省渭河上游、陇海铁路沿线的一个农村，那时当地农民生活十分清苦，文化也很贫瘠。比较而言，我还算出生在一个既能维持温饱又有些文化底蕴的家庭。

　　我父亲是大专生，在我出生前从原工作岗位下放，回乡务农，在当时村里属于有文化、见过些世面的人。他的字写得很好，是村中专业“写字的”，那时各种运动开展频繁，父亲经常被安排写标语、办墙报，大队和学校大门两侧、校园、教室随处可见他写的字。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从小就感受到了文字的神圣，滋生出对知识的渴求。父亲教我认字、写字，因此相比同龄人，我识字较早、较多，也能中规中矩地把字写好。父亲写字画时，我常给他扽纸，记住了不少他书写的内容，包括很多毛主席诗词、唐诗宋词和古人联句，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的母亲是高小毕业，也能够读书看报。她的性格十分宽厚，走到哪里都能很快与周围邻居打成一片。在母亲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善良、包容、仁厚。

　　我们村只有一所学校，由一座庙宇改建，傍着南山，南山植被茂盛，每年春天，满山的丁香花盛开，我们就伴着花香学习，发出琅琅书声。庙的院子中间有一棵千年古槐，盘根错节的树根裸露在地面上，几乎占据了半个院子。树冠很大，茂盛的枝叶自由伸展，四季的景象各有不同。夏季的时候，学生们会围坐在树下乘凉、游戏。这棵树到现在都还健壮地活着，村人受其庇荫。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成长。

　　就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高中我考入了县一中。那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学制，因此上高中时我不满14岁。县城离家有10公里，交通不便，我不会骑车，每周末步行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上高中后，我开始住校。那时的宿舍是教室改造的大通铺，一间房住着二三十人，如果晚上稍微比别人晚睡一会儿，都几乎被挤得找不到自己睡觉的位置。到了冬天，宿舍人多东西杂，生火炉有安全隐患，因此学校干脆不提供取暖设备，我们就干冻着，学校统一在被褥下铺麦草，可以稍微缓解一点寒冷。

　　更难的是吃饭，学校虽然有教工食堂，但大多数学生吃不起，我也跟大家一样，就自己在宿舍用煤油炉做饭。嫌煤油贵，就用柴油。柴油燃烧的气味臭、烟又大，一到饭点，整个宿舍乌烟瘴气的，做顿饭的功夫鼻子里都熏黑了。做的饭也很单一，无非就是熬点粥、蒸点土豆、煮点面之类。

　　高一这年，离家求学，除了要适应生活上的苦，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苦，同时又要学好难度不断升级的功课，对于彼时那个少年的我而言，高一阶段可以说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低谷。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的痛苦除了来自新环境的考验，还来源于“不被认可”的迷茫。小学和初中阶段，我的成绩都还不错，老师也很重视我。但由于我中考发挥失常，高中被分到了普通班，原本优势的文科科目没有被文科老师注意到，再加上高中新学的理科科目非我所长，因此这一年我在班级里几乎是“小透明”的状态。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年，直到高二分了文理科。那时，许多同学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早就已经放弃了科学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

　　分科后，我的优势慢慢发挥出来，受到了当时班主任尉松楠等几位老师的重视，在他们的肯定和激励下，我的成绩稳定在班里二三名的水平，最终，我们班第一名考上了北京大学，第二名考到了兰州大学，我则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考出来的第二位大学生，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村中许多人站在村口与我一起等消息，确定我考上后大家奔走相告，家人乡亲们都为我感到自豪。

　　还记得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跟我们班同时考上大学的同学坐在教室憧憬未来，他对未来充满了想象，聊了很多。但我当时对未来的大学生活一点想象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认为到哪里就在哪里好好学，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是了。

1981年，黄强（右一）考入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左一为同村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大学生黄志昌

　　1981年，我正式开始了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专业学习，从家乡来到省城兰州。自那以后，我回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离家也越来越远。

　　20世纪80年代，是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校园里学习氛围很浓，人人都乐于谈哲学、谈文艺。马克思、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萨特，以及朱光潜、李泽厚等被人们争相阅读和热议。那正是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后充满生机的新阶段，思想得到解放。经历了先前的十年浩劫，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空前绝后。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具有反叛精神、充满理性意识的时代。

　　大学阶段，我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中文系所有的专业课程，以及哲学、逻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虽然我们学校是师范类院校，但我们的老师不只将我们视作一般的中小学教师来培养，而是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真正做学问的人。大学生活，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杨树达《汉文言文修辞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闻一多《唐诗杂论》、李泽厚《美的历程》等，以及“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部分，是我最喜欢读且从中获益良多的课外书籍。中文系的先生们给我以知识和学问的熏陶，让我受益良多。

　　本科毕业后，我很幸运地被保送至本系研究生继续学习，我的父母亲也都支持我继续钻研学业。在1985年秋天，我有幸成为著名古典文学大家郭晋稀先生的门生。郭先生师从杨树达、曾运乾等人，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也是他的老师，他与钱钟书先生多有交往，我曾见过多封他们往来的信件。跟着这样的大家学做研究，是我的荣幸，同时也感到压力。他的小学和文学功底都很深厚，把中国文学史从头到尾教了数遍，以专业做学问的标准要求学生。我主要跟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认真研读了《左传》《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及《诗经》《楚辞》《史记》《汉书》等经典，读书读得比较扎实。

黄强的硕士导师郭晋稀先生

　　读研期间，我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更重要的是，郭先生积极进取而又达观的人生态度使我受益无穷，他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做学问”，做学问的境界可以那么高、那么远。

　　在西北师大，我还得到李鼎文、胡大浚、甄继祥、何凤仙、李清凌、蒲秋征等老师特别的关心和指导。

　　16年的学生生涯，我几乎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学业。其他同学可能会有很多社会活动的经验，我在这方面稍有欠缺，想法比较单纯，生活比较简单，甚至到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我对未来仍然没有很清晰的规划。

　　直到毕业前一个多月，我的一位室友说他找到了出版社的工作。虽然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读书，但对出版社了解甚少。偶尔与郭先生谈及此事，他说可以推荐我。于是郭先生给甘肃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写了信，我拜访了他们。甘肃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祚羌问了我的情况，要我交一篇文章，他与有关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后，招录了我。

　　客观来说，我这个人天赋平常，勤奋的程度也不够，但幸运的是，在选择做出版这条路上，我没有徘徊，认定了这条路就一直坚持走下去，中间基本没走太多弯路。

初为编辑

　　1988年7月初，我入职甘肃教育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作为地方专业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挂牌不久。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有一些积累和传承。除了一些教育学方面的书籍、中小学生教材教辅外，仅在汉语文学方面，就出版了一批好书。风靡一时的大学文科教材、黄色封面的《现代汉语》就出自这里，彼时已经累计发行两百多万套。我到社时此书的责任编辑张文涛先生已经退休，他偶尔来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发《现代汉语》的重印稿。

　　我利用管理样书的机会，整理了本社以前出版的书目，特别关注了人文社科方面的图书，给作者和读者回复了不少信件。社里安排我和副总编辑白玉岱同一间办公室，白老师性格温和，聊天中他给我介绍了出版行业传统、本单位情况、编辑工作流程。我从他的书架上阅读了许多编辑出版方面的书籍。那时出版社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极少，社领导对我很重视，几位老编辑也都对我很关心。这使得我进入这个行业、这个单位的过程比较顺利。

　　工作不久，我收到一部投稿《中学古诗文别解》，作者是江苏如皋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认真看了书稿，觉得作者对中学课本上古诗文的注释和旨趣有自己的见解，大多有理有据。经请示领导，同意出版。编辑审稿中，我将书稿与中学语文课本对照，查找注释和解读的原始出处和相关资料，有心得处，逐条做笔记，形成了厚厚一沓审稿札记。我自己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版式，标题、正文的字体字号等等，逐一标注在原稿上。书稿发排不久，出版处打电话让我去印刷厂。

　　那是我第一次进到印刷车间，亲眼看到了工人师傅手工拣字和排版的过程。他们需要用镊子一个一个挪动铅字，加入尺寸不同的铅条，拼接成铅版。排版师傅笑着说，我设计的版式有些新奇，他无法实现。他耐心教我通行的规矩，我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设计，按通行的方式排版。

　　这是我担任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在选择是否出版上，我的意见得到了领导的尊重和认可；在编辑加工中，我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考订是非，感觉很有收获；一摞厚厚的手抄稿，经过三审三校，排版印刷装订，最终变成一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我颇感兴奋。这些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使初涉此道的我喜爱上“编书”这个行当。其中的教训是，出版的技术实现并非易事，流程上需要许多人辛苦付出、全力配合，任何一点创新都要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潜心研究，不可异想天开。

　　1990年，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的王人恩老师找我商量出版他正在编著的《古代祭文精华》。选题独特，作者功底深厚。经我努力，选题顺利通过论证。成稿果然是选文篇篇精美，注释有理有据，译文流畅，讲解深得原文旨趣。我的导师郭晋稀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至情至性的创作，是呕心泣血的长诗。”我将这两句话置放封面，并加上“每篇后面都隐含着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一句。书出版后，被公认为最好的甘版书之一。此后，我又相继编辑出版了王人恩编著的《古代家训精华》和《古代家书精华》，三书成一系列，获得好几个奖项，成为长销图书，至今仍备受读者喜爱。

　　此间，我编辑了张金龙的《北魏政治史研究》，和邵宁宁一起主编了“精美诗文品读丛书”。张金龙和邵宁宁后来成为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这是他们最早出的书。

　　1992年秋，在梧桐掩映的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我们几位甘肃的编辑与民大几位藏学研究专家见面。时年37岁的青年学者丹珠昂奔话不甚多，但谈及学术时眼神明亮，他质朴独特的藏人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我对藏族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一直想挖掘出版相关选题。一是因为我生活的地方距离藏区较近，对藏族并不陌生；二是因为我父亲曾在青海藏区工作，我曾几次随他去过藏区，对那里的文化略知一二，我始终认为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闪闪发光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有价值。

　　此后，我便一直关注着丹珠昂奔，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从媒体上了解到他给研究生开设了“藏族文化史”课程，便在1995年秋约请他写一部藏族文化史，他很快就拿出了写作提纲。1998年10月，120万字的《藏族文化发展史》终于交稿。这部沉甸甸的书稿，其学术水准超出我的预期，也给我带来了挑战。其中关于西藏史前的考古内容，繁复庞杂，涉及许多古神名、地名、人名和官名等，宗教典故、民族典籍、敦煌藏文文献的引用俯拾皆是，还涉及藏文与拉丁文的转写。文末一条条注释，也须查阅资料去核实。编校过程中，我特请几位老先生帮忙，大家反复审校，耗时近两年终于完成。

1999年，黄强（右一）与《藏族文化发展史》的作者丹珠昂奔在兰州

　　2001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张拥军处长的电话，告诉我《藏族文化发展史》获评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突然得知这一消息，我激动得连一句客气话都说不出来，内心无比兴奋。

2001年，黄强获评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优秀编辑（中间为黄强）

从“干事者”到“管事者”

　　1995年春，以白玉岱为总编辑的甘肃教育出版社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我任副总编辑。

　　像我们这样小规模的地方出版社，想站稳脚跟并形成影响，只能走特色发展的路子。甘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丝绸之路横贯东西，把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文化名城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多民族文化交融并存，蕴含着丰富的出版资源，我们要想办法将它们挖掘出来。因此，在做好教育出版功课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特别是敦煌文化，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们策划的“陇文化丛书”出版后，学者方勇指出，“此书不仅大大推进了陇文化的研究，也为我国整个文化史研究树立了新的榜样，是一套学术价值很高、趣味性很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地域文化研究丛书”。“陇文化丛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我们着力最多的还是敦煌类图书的出版。敦煌莫高窟是灿烂无比的古代文化艺术宝库、博大精深的历史百科全书、光彩永存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敦煌文化丰富内涵和深厚意蕴的发掘与阐释，是敦煌故乡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是我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敦煌书。1998年起我们策划“敦煌学研究丛书”，陆续向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一流学者组稿，至2003年出齐，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并作序。他评价“这些著作既是20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21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

黄强与柴剑虹（左三）、刘进宝（左二）、薛英昭（左四）在敦煌

　　“陇文化丛书”和“敦煌学研究丛书”出版成功，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一鼓作气，策划并出版了“国际敦煌学丛书”“走近敦煌丛书”“敦煌讲座”书系等一大批敦煌书，敦煌系列图书逐渐成为我们的品牌，甘肃教育出版社因此在敦煌学界和出版界有了自己的地位。在此期间，我还结识了樊锦诗、柴剑虹、郝春文、荣新江、王冀青、刘进宝、张涌泉、黄征等敦煌学者。

　　2001年起，我任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后为社长兼总编辑，白玉岱老师退居二线，成为教育社的顾问。我们两人交流充分，理念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成就。这种良好的关系，保证了我们的出版思路和实践得以延续。我把从他身上学到的亲自做策划、亲自做责编的实干精神，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搬书、运书的吃苦精神，关心年轻同事思想、生活的作风发扬光大，团结带领大家一心一意出好书、创效益。那一时期的甘肃教育出版社做到了双效兼顾，发展较快，干事氛围浓厚，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年轻人成长较快。更令人欣慰的是，后任社长王光辉延续了我们的理念和做法，策划出版了更多的敦煌类出版物，进一步扩大了敦煌文化的影响。

　　2005年12月，甘肃省成立了读者出版集团，我任集团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其间还担任党委副书记。我积极投身出版体制改革，发挥选题论证委员会的作用，推动实施精品工程，注重在全国各类图书展会的策划组织中培养编辑出版队伍的市场能力。2010年9月，我调任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参与了甘肃省新闻出版“十二五”出版规划的制定，大胆规划、扶持了一批重点出版项目，积极赴各地市调研，推动了“农家书屋”建设。

2006年，代表读者出版集团参加新疆书展，前排左一为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左二为时任甘肃省副省长郝远，左三为时任读者出版集团董事长孟臻

2011年，黄强与甘肃教育出版社几任社长合影留念，左二为白玉岱、左一为王光辉、左四为薛英昭

　　此一时期，我个人经历了从“干事者”为主转向“管事者”为主的角色转换。以前做编辑的时候，能亲手让一个想法渐次落地形成一本书，最终受到读者欢迎，很有成就感。成为领导后，很多事我无暇直接上手，只能看着别人做，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总想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后来逐渐适应，学会了如何调动大家的力量一起干，站位更高了，视野更宽了，协调能力、统筹能力、管理能力和大局意识都得以提升。

调任北京

　　从事出版工作以来，先后有几位师友劝我去读个博士学位，我内心也有过波动，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担任读者集团副总以后，我觉得确实应该提升一下自己，于是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的博士。童兵先生是新闻学界的名师，我很感谢他招了我这个当时已过四十岁的学生，到现在我们也经常互通电话，我一到上海就会去看望他。博士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新闻传播专业的著作，撰写发表了一些论文。

2025年，黄强与博士导师童兵先生及师母林涵先生在一起

　　2011年初春，教育部拟组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面向全国招聘高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在此之前，我没有认真想过离开家乡去别的地区发展，但这次有可能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从事教育出版工作，我心动了一下，意识到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

　　很快，我便收到了教育部笔试的通知，我向我尊敬的领导、时任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先生如实汇报了情况，便动身去北京参加考试。第一天笔试，第二天面试，考试安排紧凑。记得面试时我抽到第三个上场，因为我没想着真能通过，抱着一种无所谓、试一试的心态，所以面试时没有任何负担，全程都很轻松。

2009年，黄强与时任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在法兰克福书展

　　面试完我便立刻赶回甘肃参加当年的全省出版工作会议，会议开到第三天时，教育部有了新消息，说是要来兰州考察我。于是我跟出版局领导、省委组织部领导汇报了情况。经过一番严格的组织程序，我被任命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第二年出版集团建立党组，我任党组成员。

　　调任至北京的过程很快，我来不及过多思考，许多生活上的现实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比如居住的问题，到北京后我先在华育宾馆住了两个月，后来安顿至沙滩后街人教社宿舍楼的一间30平的房子里。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小课桌，还有洗手间和小厨房，配置还算齐全，但是家里太小，以至于我爱人和孩子要来的话就只能住宾馆。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来为了一家人生活方便，我就出来租了一个两居室，又住了一年。一年后我想还是得买房子，那段时间我和爱人一下班就在北京各处看房子，那两年北京房价已经涨起来了，看房时常常要看房东的脸色，算是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

　　其实原来在甘肃的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已经不错了，有了自己的书房，我还能在大书桌上铺开宣纸写书法。但来了北京后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到现在家里都还没有一张大书桌。不过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后，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变化来得太快，给家人带来困扰，我很感谢我爱人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和支持。

　　在工作上，我积极参与股份公司的组建和运行，参与内部资源整合相关工作，参与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落实，参与股改上市相关工作，在推动股份公司建成规范的现代出版企业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我还分管人力资源、出版业务、党群工作。2015年我受集团指派主持中教图公司工作，保持了教图公司班子的稳定和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运行。在出版集团服务的五年间，出版业务方面，我主持制定了中教股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强教育出版主业总体方案》，组织协调人教社、高教社、语文社统一参加各类书市书展，组织三社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丛书”。此间，我的工作得到了时任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朋义和董事长李志军的支持。

2017年，黄强与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在一起

　　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可以站在新高度，思考着教育出版的内涵、教育出版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出版与我国出版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深刻认识到，教育出版是出版的基础，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

融入人教社

　　2016年6月，我被教育部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此前我有过在甘肃从事教育出版和出版管理的经验，又在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副总岗位干了五年，应该说对这一行当并不陌生，但当我以社长身份踏入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大厅时，委实感觉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

　　人教社不是普通的出版社，她是党和国家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创建的第一家出版社。由毛泽东主席题写社名，叶圣陶先生担任首任社长。七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为全国中小学生编研出版教材的神圣使命。如今的人教社，是教材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是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出版社。面对这样的人教社，我要怎样努力，才能做到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各方面的期待呢？

　　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守正创新。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教社已经形成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服务教育、注重导向、质量第一、编研一体，“敬业严谨，团结创新”等等，这些都必须得到延续。同时，我们以创新的思路谋划人教社的改革发展。我和领导班子、相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为人教社稳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和目标，并积极推动实施。“十三五”规划提出“四大战略”，即以中小学教材为核心的品牌拓展战略、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的融合发展战略、以版权运营为重点的合作共赢战略、以科研创新为动力的人才兴社战略。“十四五”规划延续了“十三五”规划的发展思路，并强化了党建引领、打造精品和改革创新的战略，进一步体现了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适应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此间虽然经过一些风浪和坎坷，但在上级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在人教同仁的坚韧奋斗和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完成了“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人教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教育出版事业得到了健康稳步发展，人教社的社会影响力、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意识、服务教育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

　　目前的人教社，党的领导充分确立，管理效能大幅提升，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行业引领地位持续巩固，正稳步走在从内容提供商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从传统出版企业向现代出版企业升级、从国内领先向世界一流迈进的路上。

　　在教材建设方面，中小学教材是人教社的核心业务，而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在实施了多年的“一纲多本”之后，党和国家决定对三科教材进行统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数年拼搏，我们高质量完成了统编三科教材的编辑出版，并全力推进其发行使用，义教阶段在“十三五”期间实现了全国各地全覆盖，高中阶段在“十四五”初期实现全覆盖。三科教材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重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三科教材的统一编写、统一审查和统一使用，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三科教材“铸魂工程”的成功完成，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依据新修订的课程标准，重新编写出版了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是为人教社第十二套义务教育教材。教材着眼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其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时代性、适切性全面提升，全国学生使用率稳中有升，获得广泛好评。中小学教材一般是十年左右一重修，我们赶上了这一历史机遇，必须保证质量、突出特色。为此，我们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优化了编校流程，强化了责任编辑的主体责任。

　　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使用教材，在做好调研、回访，积极开展教研活动的同时，我们组织了空前规模的教师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覆盖全体教师。我们还研发了大量配套教学资源，编写出版了系列体校教材、特殊教育学校（盲聋哑和培智）教材——特教教材为人教社独有，是体现社会效益的重要方面。

　　在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濠江中学时，仔细翻看了我社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合编的《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等教材，给予充分肯定。

　　在品牌拓展方面。精品教材稳固和强化了人教品牌在学生、家长和教师中的影响力，围绕这些读者群体，我们立体化、系列化开发选题，更多地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继续加强教育理论图书、学生工具书出版之外，我们组建了新的编辑部门，加强了主题出版、少儿读物、学生课外读物和学术著作的策划出版。在内容上，关注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美学素养。

　　现在，人教社青少年读物的品种大大丰富、结构不断优化，人教图书的市场表现大大提振，获得“中国好书”等不同奖项的频次大大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花大力气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积极投身书香校园建设，引导、营造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我自己也是去书店、进校园，走到祖国的南疆和西陲，积极投身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

　　我们积极推进重大精品项目建设。在修订再版“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的同时，成立专门的项目组，启动了《叶圣陶全集》和“新时代高水平教育理论丛书”的编辑出版。

2024年，黄强为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颁发《叶圣陶全集》总主编聘书

2025年，黄强与顾明远先生在“新时代高水平教育理论丛书”启动会上

　　与此同时，我们以人教教材为核心IP，深挖课本特色资源，推出系列IP形象，研发学教具产品，创建特色文创品牌，推进“人教空间”建设。近两年，“人教文创”声誉鹊起，成为各类展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此举丰富了出版业态，延伸了教育出版的内容价值链。

　　针对上述情况，有业内人士评论我们“把教育出版做厚了”。

　　在数字化和融合发展方面，我们既坚持内容为王，也强调应用和服务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不断优化和升级ERP系统，实现了编印发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积极推进教材数据库建设。我们顺利完成了人教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人教数字公司的整合重组，使其适应新变革，焕发新活力。我们研发的中小学各学科数字教材已在各地实现了规模化应用，信息科技数字教材创新了不依托纸质教材而直接开发数字教材的新模式。我们以人教教材和教学资源为基础，开发大量数字资源和数字产品，以服务ToB和ToC不同的使用场景。

　　为应对AI浪潮的挑战，我们成立了人教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验室，积极探索AI应用于出版物生产和教育教学的新路径。人教社入选首批国家出版融合发展示范旗舰单位，获批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多项融合产品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全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等荣誉。

　　在版权运营方面，我们将教材版权作为人教社的战略性资源，通过自主编研教材拥有版权，通过数字化手段管理版权，通过打击盗版等一系列手段维护版权，通过开发、利用版权资源拓展经营空间、构筑合作共赢的局面。我们积极开拓多领域、多区域、多形式的版权合作，发挥好教育出版资源组织者、生态塑造者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以三科教材的推广使用为抓手，进一步梳理、完善了中小学教材的代理模式，进一步梳理、规范了教辅读物授权编写出版和经营的办法流程，更好地服务教育大局，巩固了与各地代理单位的合作共赢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以版权为纽带，加快“走出去”步伐，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编研出版高质量的教育出版物，每年达成版权输出协议近200项，版权引进几十项，提升了国际影响力。比如我们和圣智公司联合编写出版的“中国读本”系列中学生英文读物，在全球同步发行，深受欢迎。人教社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2017年，黄强访问美国圣智集团，左二为圣智国际部总裁亚历山大·布洛克，左一为国家地理学习总经理丹尼斯·侯根

　　在科研创新方面，我们的着眼点是以研究来促进人才的专业性，保障教材的高质量，即所谓“学术立社”。人教社素有“编研一体”的优良传统，1983年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多年来承担或参与了历次国家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制定。在此基础上，我们持续深化高质量科研体系建设，构建科学高效的有组织科研模式，成立了专职科研机构人教研究院。我们将科研工作纳入编辑人员年度考核，加大了对研究成果的奖励，以圣陶精神激发员工事业心，着力打造学者型编辑，建设学习型企业。人教社先后获批中小学道德与法治、生物学两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两次入选国家出版智库。我们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部委委托课题等100余项，自主招收培养博士后48人，人教社职工开展课题研究、发表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质量可以和一般的大学相提并论，形成了出版领域的“人教现象”。人教社中青年论文评选、编校大赛、说课大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已形成品牌，成为我们发现、培养、锻炼人才的重要平台。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四五”重大、重点科研课题并提供资金支持，探索实行访问学者制度，广泛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大科研格局。

　　人教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有关各方面的认可。在此期间，人教社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再度荣获中华慈善奖；特别是在第五届、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首届、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除荣获先进出版单位荣誉外，人教社的教材、图书、电子音像制品、数字网络出版物、装帧设计等荣获多项大奖，获奖数量比较突出。我本人也被评为年度出版十大人物（2017），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四个一批”人才，并荣获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

　　最让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是，2020年11月29日，在人教社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教社老同志回信，充分肯定了人教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版上辛勤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勉励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书记的回信，是我们无上的荣光，成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教育出版事业的根本遵循。

2020年，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大会上，黄强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教社老同志重要回信精神进行部署

　　在总书记回信一周年、五周年之时，教育部在人教社召开座谈会，进行认真总结和再部署。人教社近年来取得的成绩，都是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的结果。从人教社成立之初，毛泽东亲笔题写社名、关心队伍建设，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推动重编教材，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给人教社老同志回信，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关怀，共同凝结成教材工作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如磐初心，铸就教育出版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在人教社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在办公大楼一层大厅塑起了叶圣陶先生的立像，建成了包括社史展、近现代教科书展、叶圣陶与人教社展在内的“人教博物馆”，就是要让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从一个乡村学子，能够到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从事这样一份重要工作，在此尽绵薄之力，怎能不说是幸运呢！

2025年，在叶圣陶先生塑像揭幕仪式上合影留念，左二为塑像作者吴为山，左三为叶圣陶先生亲属叶永和，左四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冯云生

如做学问般做出版

　　我热爱编辑出版工作，38年来我一直从事这一工作，心无旁骛，且行且思，追求知行合一。我始终认为做出版应当秉持做学问的精神和态度。

　　这个理念起源于我与研究生导师郭晋稀先生的一次交谈。那时我刚到出版社工作，郭晋稀先生与我谈到他的朋友——资深编辑家周振甫先生，他说，在出版社工作，也可以像周先生那样做学问，对我启发至深。

　　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写了一篇《应当提倡编辑学者化》的文章。这是我的第一篇出版论文，应当是较早一批提出“编辑学者化”这一出版理念的文章。我始终认为，出版是组织、生产、传播知识的行业，出版人、编辑就是游走在知识海洋中的人，每天跟知识打交道，自己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是不行的。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在实践中思考，总结规律。

　　任职人教社后，其“编研一体”的优良传统与我的出版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我格外重视并积极推动研究工作。我鼓励编辑出版人员进行研究创新，引导支持他们围绕社会关注的教材问题和工作中发现的重要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在工作实践中探讨问题，在探索解决问题中总结经验和规律。比如我们正在研制的各学科教材编研出版规范，就是我明确主张、积极推动的。我希望编辑出版人员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撰写调研报告和咨询文章，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以职业思考推动教育出版行业的专业化建设。总之，人教社要通过科学研究提升教材和其他出版物的质量，助力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

　　从事出版工作以来，我坚守这份职业，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我从内心认同陆费逵先生的那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出版的意义就在于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体现这一职业的价值和尊严。做出版，既有意义，也有意思，因为在与时俱进中充满了创造创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可以“点石成金”。我们不必“为他人作嫁衣裳”而耿耿于怀，在现代社会，所有的职业都是在奉献他人中成就自己。我们要通过出好书来获取经济效益，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内容创新；我们必须处理好事业、工业和商业的关系，做到统一、平衡；我们必须运用好市场的手段，因为它可以大幅提升传播的效能；我们必须掌握好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因为它代表着未来。

　　在人教社的工作中，我坚持守正创新原则。所谓守正，就是守政治方向之正、守教育初心之正、守优良传统之正。所谓创新，包括理念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我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开门办出版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师生为中心，满足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成长的需求，永远是我们开发产品、提供服务的出发点。开门办出版，就是要组织、汇聚天下英才和资源为我所用，共同打造精品、开展服务。简单而言，一个出版单位的目标就是多出好书，一个编辑的最高追求就是出版传世之作。出版单位不仅要多出精品，还要多出人才。教育出版就是立德树人，不仅要娴熟运用传统的出版技术，还要掌握数字化手段为行业赋能。

2026年，黄强一行看望著名语文专家、人教社原副总编辑、百岁老人刘国正先生

　　虽然在工作中有许多思考，但由于自己管理工作繁忙，无暇整理成文，发表出来的不多。在甘肃期间，我将自己零散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编辑出版与先进文化建设》。近期的愿望是，将我的博士论文《转型期大众文化杂志的现代追求——〈读者〉研究》修改成书，并将自己近年来有关教育出版的思考整理成册。

　　能够一直从事教育出版，是我此生的幸运。我深知自己做得还不够出色，一路走来却得到了许多人的呵护、鼓励、扶助和支持，得到了许多荣誉。在内心默默感谢的同时，我提醒自己不敢懈怠，要将荣誉作为前行的动力。

文章来源：出版人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