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叶圣陶对教育家精神的贡献

　　叶圣陶先生（1894—1988）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风范永存的一代师表。他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提出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等富有远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推出了数量众多的经典教材和优质教育读物。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弘扬他身上那些熠熠生辉的教育家精神，领悟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共谱教育新篇章。

　　1.心系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追求精神

　　叶圣陶以为“无论什么事业，我们去做它，必须先把这项事业的价值理解明白”，理解并确信事业的神圣与高尚，“便一举一动都和它有精神的侔合，这便是成功的基础”。一方面，叶圣陶受儒家思想的濡染，有着中国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他的成长过程长期面临中华民族的兴亡问题。这二者的结合，促使叶圣陶始终将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作为其核心奋斗目标。

　　辛亥革命前后，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叶圣陶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而读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明清遗民作品，生发出“凄惨弥甚”“几字字令人滴泪”“读之凄然”的深切感慨，映衬出他对社会走向的深切隐忧。他提出“天下”是所有国人的“公产”，所以要勇敢站起来守护，如果无法守护，就会丢失“公产”，甚至是种族被灭。对此，他自觉到“欲练身救世者，读书一层可不亟亟乎哉”，以之为志，呼吁“中国人其起乎”，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哈倒全世界”。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知识分子虽不能扛枪回击侵略者，但他高喊“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投身教育出版，将培育民族精神作为重要使命。他以笔名“秉”在《申报》上发表了10余篇教育类杂文，倡导教育要担负起复兴民族和建设国家的重担。他呼吁政府与教育界贯通共同救国的意志，号召广大教育家培养独立人格，勇于担当，在非常时期开展非常教育，教育和引导学生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紧急课题”，不是空谈“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而是切实地付诸行动。他将推动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增强民族意识”作为所定课程标准的核心目标之一，贯穿于教材编写，鼓舞读者以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来替代兴衰慨叹和忧心忡忡，成为保家卫国的脊梁。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文教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叶圣陶始终心系国家的繁荣和复兴，他坚持教育应该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核心。他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不可切割的连续性，传统文化中包含诸多智慧与真理，既不能以传统文化来看待和处理一切，又不能够彻底摒弃传统文化，必须批判性继承，做到扬弃，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他不断提醒教材编写者谨记“我们所培养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要担当各方面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是很广的”，因而，不能目光狭隘，在选材时“凡是有助于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都可以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根植于传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有各方面的综合技能。正因心系国家发展，叶圣陶才能够以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来构建教材、教学体系。

　　2.重视调查研究的实践精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圣陶对教育家精神贡献的另一特点，即在于不追求繁复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根植时代与社会，注重基于调查研究的实践改革。

　　无论是作为一线教师，还是教研人员，叶圣陶都注重调查研究学生、学校的实际情况，以此作为改革和完善教学方法、教育结构和教育制度的基础。初为小学教师时，他通过观察学生表情，来判定学生的兴趣度和教学方法的适切性，总结出“学生与教师之精神固互相提携互相竞进者也，其一方面失精神，双方斯俱失之矣”。1963年，在给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的讲话中，他特意嘱咐即将奔赴教师岗位的毕业生多去参观其他学校教师讲课，多接触学生，在调查研究中深刻体会教育方针精神等。抗战期间，他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职，为改善四川省国文教学的不良症结，他不辞劳苦到成都附近的崇宁、彭县、灌县、郫县等地调研，先后在十多所中学听教师们讲课，看学生们的作文本，与师生座谈等。基于此，他对实际的教育现状有了切身认识，为其进一步的教育举措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作为编辑，叶圣陶同样看重调查研究在工作中的运用，这也是他能推出《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以及新中国前四套全国通用语文教材等经典教材的制胜法宝之一。在他看来，弄清楚学生的语文程度是编写合适教材的前提。他发现，社会长期广泛流行的中学生语文程度低下的感慨，人云亦云者居多，但对于究竟低下到什么情形却很少有人作精密研究。因此，他呼吁大家对教育现象的描述和评判要基于真实的数据和精准的分析。他注意从谈话、来信等多种渠道了解学生语文程度的客观情况，不简单以学生是否会写文言作文、答卷得分高低作为评判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教材事业的卓越领导者，他坚持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多次到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学校听课，了解师生对教材的反馈意见，他要求广大教材编写者多到学校考察，从教材内容的选择到教材的使用情形等都要深入征求意见，以改善和提升教材编写质量。

　　3.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叶圣陶一向严于律己，对待各项事务总是尽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以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倾注于他长期耕耘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对教育家精神的又一重要贡献。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先后以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长期领导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事业，他深感“此是重负，比以前更重，余可谓勉力而任之”。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他总是抽出时间亲自参与各科教材审订，不仅有他擅长的语文、历史等，对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他也细致而耐心，提出大量珍贵校改意见。

　　在叶圣陶看来，“所有的课本都是政治课本”“所有的课本都是语文课本”。基于此，他对教材编写要求极为严格，从内容，到语言文字，再到插图，以至于标点符号，他无不注意。关于教材插图，叶圣陶很早就认识到插图所承载的育人功能不可忽视。1955年，他撰写《重视书籍的绘图工作》一文，强调插图“跟写在书里的书面语言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必须要如教材里的语言文字一样有思想性、正确、周密。因此，绘图者不仅要熟悉专业知识和绘图技能，还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钻研教育原理，只有增强综合能力，才能绘制出出色插图。此外，文字编辑和绘图编辑在分工基础上要加强合作，要在共同的商量设计下完成举足轻重的绘图工作。这些高瞻远瞩的见解，反映出叶圣陶严抓教材编写各环节的负责精神，他以身作则，为教材编写者树立了精益求精的典范。

　　叶圣陶对读者意见的重视与认真处理态度，也体现了他的一丝不苟。他深知读者反馈对于提升出版物质量的重要性，对读者来信，他总是来者必答。他诚恳感激读者指出的错误，虚心接受批评，及时告知编辑、出版社加以改正，并警醒大家认真反思。即使是一些不会再版的书籍，他也恳请读者将发现的错误抄录给自己，以明晰错误所在。对于一些并不妥帖的意见，他予以耐心解释，详细阐明作者的整体考量，坚持原本正确的方向，引导读者正确理解。

　　4.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我教育精神

　　一个人是否善于自我教育，深刻地影响着其成就的高低。叶圣陶从只有中学学历成长为一代教育名家，与其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我教育精神有直接关联。

　　叶圣陶重视并践履着两个好习惯：“一是自己学习的习惯，一是随时阅读的习惯。”在校学习期间，他不仅在课上勤学好思，于课外亦十分努力，大量阅读报纸以了解时事，接触革命文学和西方翻译作品增加自我涵养。中学毕业后步入社会，他坚持自学，1914年他请好友顾颉刚为自己制定了一份“条分缕析，备举无遗”的学习计划，该计划囊括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重要经典。带着“苟能铭其言于肝肺，行之十年，于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的热望与信念，叶圣陶按照计划求书、治学，组建学习小组和友人交流研讨。他善于在学习中反思，不断改正读书不够多、用功不甚勤、“专服从古人，信仰作者”等问题。

　　“走路有人引导，固然是好；在得不到引导的时候，自个儿也要走走：这是自学的说法。”尽管叶圣陶较早结束学校教育生活，但他以更为广阔的社会和生活为“学校”，始终秉持“真的要学”“永远要学”的自我教育精神，凭着真诚的态度，汲取营养，观察反思，整合架构。在其日记、书信中，我们可看到，无论是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文教事业重要领导人的忙碌生活里，阅读与学习始终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我教育的收获最终都化成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前进步伐。

　　叶圣陶常将教育者比作种植家，学习者比作植物。植物是否栽培良好，种植家是主要责任人，同理，学习者是否受到良好熏陶，教育者负有关键责任。基于此，叶圣陶勇担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使命，不断充实自我，以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我教育精神严格要求自我，在工作中践履调查研究的实践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他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栽培出无数栋梁之才。叶圣陶的教育家精神在当下依然焕发着活力，正所谓“真正的教育根本上仰赖那些不断自我教育的教育家”。

　　（本文作者单位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张玲莉）

　　文章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22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