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全了完整的教育行政系统制度的国家之一，到了近代，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步入艰难的改革转型的近代化历程，形成了系统的近代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以中国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演变、革新为审视运思对象，追溯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前的历史遗产，论述了中国人民在教育行政领域为救亡图存而积极寻觅振兴中华之路的过程。通过对近代中央、省市和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人事行政、行政职责权限、履职考评、教育行政首脑任内的政绩、改革思路、对教育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教育行政改革经验教洲的总结，通过深入挖掘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的档案资料，特别是省市和县级稀有的地方教育史志资料、教育行政官员日记等，再现和还原了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的历史面貌。《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史料翔实，论证有据，对于教育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改革和教育管理效率的提高也大有借鉴意义。

熊贤君，1957年生，湖北麻城人。1978年春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和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第四、第五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个人专著有《中国教育管理史》、《雕龙刻凤盼成器——皇子教育》、《中国女子教育史》、《深圳教育史》、《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园启思录》、《俞庆棠教育思想研究》、《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二人合著有《中国教育发展史》、《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主编有《湖北教育史》（上下卷），二人联合主编有《香港教育史》（内地简体字和香港繁体字版）、《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等。多部著作获省部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等杂志上发表教育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

《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由学部右侍郎严修草拟。严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任内改贵州学古书院为经世书院。戊戌变法失败后，寓居天津，聘日本人教日语。1904年偕张伯苓赴日本考察学务。他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可视为学部成立的宣言书，也告示世人学部发展教育的目标和指归。宗旨学习和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定的《教育敕语》和《教育要旨》，继承了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该教育宗旨中提出的“尚公”、“尚武”、“尚实”诸项，既有鲜明针对性，也很有现实意义。“尚公”针对着当时的中国，外有列强雄视，内则民心涣散、一盘散沙之弊，通过立“尚公”之旨，希冀通过各科教育阐明公德之旨意，及精诚团结之要则，以期人人视人若己，爱国如家。立“尚武”之旨，试图通过学生幼年在学习闻忠勇爱国之训，长大入社会养成坚忍耐劳之风。所以要求学校于各科教学中蕴含军国民主义思想，期其耳濡目染，积渐成习，一旦外强侵犯，必可执干戈以卫社稷。“尚实”强调教育要密切联系实际，“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其他格致、画图、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教员于讲授之际，凡有事实之可指者，必示以实物标本，使学生知闻并进，且时导学生于近地游行，以为实地研究之助”，一改宋儒高谈性命、崇尚虚无的学风。教育宗旨中的“尚公”、“尚武”、“尚实”诸项注入国家主义、军国民主义，对空疏无用的传统教育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认为“尚公”、“尚武”、“尚实”为“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唯此“方足以图存之具”，是颇有见地的。

教育宗旨中颇有异议、分歧颇大的是前两条“忠君”和“尊孔”。“忠君”强调“我国夙称礼义之邦，忠爱根于性生，感发尤易为力。欲谋普及教育，宜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尊孔”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孑L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但学生各有程度，则学课自有浅深，高等以上之学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学堂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而尤以身体力行不尚空谈为要旨；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在那个时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自从西方各种思潮学说流播华夏以来，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丧失，顾小我而忘大我；学者每误信西人主进化而斥保守，以致事事欲舍其旧而力图其新，不知进化乃扩其所未知未能，而补其所未完未备，绝非轻视乃至抛弃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同时，这两点也是对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国难当头，统一思想，弘扬主流文化，不仅有利于巩固万世一统，更有益于君民一体抵抗外患，排遣内忧。“彼山野椎鲁之民，其于国家之休戚，或懵然而不知，或漠然不以为意者，此非民之无良也，无以喻之则不晓，无以激之则不动，无以训迪之则知识不进，而忠义之气虽发而不能中节，是则司教育者之责也。”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乃至众多学生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志欲投身于改造社会发奋图强运动，也是一种积极引导。但毋庸置喙的是，<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带有鲜明的以皇权抑压民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抵御西方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