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出版界，我所服务的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有点儿特殊，门口悬挂着两块醒目的标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1950年毛泽东题写；课程教材研究所，为1983年邓小平题写。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合署办公。作为语文课本专职编写者也就有了双重身份，一是编辑，二是语文教育工作者，意味着既要做出版社编辑的活，也要从事课程、教材与教学的研究。入职之始，就与语文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始终耕耘于这片沃土，胼手胝足，倾尽而为。

　　这些年零零散散撰写的关于语文教育问题与改革的文章，主要是结合自己语文教材编写实践完成的。笔头算不上勤，受益于叶圣陶先生等老一辈为人教社奠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之前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无论质量如何，总有发表的地方，正可谓前人栽树后人纳凉。教材编写客观上要求熟悉、了解教学，需要经常与语文教研员、一线语文老师打交道，因而有了经常去学校听课、说课的学习交流机会。所写文章立足于语文课堂教学，是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一些经验与体会，尽量接地气，避免坐而论道。

　　语文学科正式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设置，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称作“国文科”。后又称为“国语”。1949年四五月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决定，将“国语”改称为“语文”，在中小学统一使用“语文”这一名称。可以说，自从有了“语文”这门课程起，由于其涵义本身的多义性，人们对其认识的角度和出发点又不尽相同，使得语文学科的性质出现了诸多解释和定位，诸如思想性、工具性、基础性、人文性、文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可谓见仁见智。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小学语文课程经历了国文科改国语科的变革，教材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史称“文白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外国科学思想的传入，“读经论争”此起彼伏；同时期，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代表人物杜威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和“儿童文学运动”的影响，为了提升文章的趣味性，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小动物的故事大幅增加，由此引发了对于“禽言兽语”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围绕教材编写和教材评价标准这一问题，开始了“刘（御）吴（研因）之争”。五六十年代，针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出现“文道之争”，最后以《文汇报》1961年12月3日的《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社论为总结而结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教学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称为“双基”。教学在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存在着忽略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串讲串问、机械训练的问题，从而引发90年代末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直接影响着21世纪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20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成就与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课程理念的论争。通过这次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大讨论，确立了“人文性”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人文性”和建构主义课程观，直接反映在本世纪初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所倡导的一些核心理念中。比如，语文课程的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课程内容方面，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经验与兴趣；在课程实施上“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些理念对于依据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的各套小学语文教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人文主题编写的教材，淡化语文学科体系结构，弱化语言文字训练和文体意识；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要求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关注师生平等对话；等等。这些教育理念在语文教学中表现为目标虚化，内容泛化，教学活动非语文化，比如，课改之初语文课堂上的“小组合作学习”，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又比如，教条式的“三维目标”要求每一节语文课都得要体现出来，成为大跃进式的教学目标。

　　纵观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上的种种论争可以发现：语文教育改革常常是或左或右，摇摆不定；一些教师常常是言不由衷地被某种教育潮流引领着，或高歌猛进，或不知所措。语文教育常常受大形势所左右，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教学偏重知识、技能的掌握，忽视了对学习过程、方法的研究，忽视人文精神的熏陶；21世纪初的语文教学，又出现了另一极端倾向：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不够重视，一些教师在课堂上搞合作学习，学生表演、做游戏成为主要的学习方式，泛用多媒体，把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用在形式上了，语文教学目标不明确，训练不扎实。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但出现诸多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论争者持有的语文课程观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大家对于社会、知识和儿童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人教社原副总编辑、语文教育专家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教学“不能喧宾夺主，热热闹闹搞了许多名堂，却没有把语言文字训练本身搞好”。21世纪80年代初，人教社小语室主任袁微子先生在北京市听了《在仙台》的一节课后，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语文教学究竟为了什么。他认为，“语文是个工具，这个工具是拿来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的。但这还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要让儿童会运用这个工具去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

　　虽然语文教育历经了诸多挫折与坎坷，批评与质疑，但是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不容抹煞和否定的，不能以偏概全，一叶蔽目。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分析我国语文教育的现状，思考研究语文教育改革中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语文教育问题研究向来不缺少经验，仅识字教学就有诸如注音、看图、集中、分散、韵语、字理、字簇文、情境等不下二十种，缺少的是立足于我国语文课程、教材、教学实际能顶天立地的理论研究。语文教育改革的设想总是好的，但有时候可爱而不可行。语文教育改革每前进一步，就需要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一次回顾、反思，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尽我们所能，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去研究，不断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对诸多关系的处理与把握上，譬如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学习语文与发展思维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关系的处理，要找准关系双方在语文教育中的位置。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关系中某一方，但要想把双方关系处理得恰当，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关键在于侧重点和程度的把握。

　　对于语文这样一门很具本土特色的学科，在构建语文学科理论体系时，首先，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当前，我国语文教材承载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使命，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它的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其次，要以汉语言文字的独特特点为依据，遵循语文学科和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习正确地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简要地说，就是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这是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根本区别之所在。 叶圣陶先生在《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同时指出：“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在语文学科中直接表现为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并重。这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特点最根本的体现。

　　第三，重视继承和借鉴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精华。传统的语文教育经验不仅仅停留在古代，还可以是近代、现代和当代；“传统”不只是思想，还包括政策、体制、课程和方法。如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2年颁布的三部全日制教学大纲关于语文学科性质“工具性”和“思想性”的阐述，较好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值得进一步认真学习、研究和探讨。

　　第四，要在宏观上对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作充分、深入的思考，拿出具体、有效的应对措施，能够积极面对来自语文教育工作者、学校和社会的批评与挑战。

　　时代在发展，语文教育在前进。在语文教育改革方兴未艾之时，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空间，分享新的经验，努力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语文教育问题与改革》一书，是自己发表的文章集辑而成，内容主要涉及语文课程、教材和教学。文集分四部分：一是理论研究，主要对语文课程、教材等方面的认识与思考；二是教学法的探究，主要对小学语文不同年段识字写字、阅读、习作等方面的教学改革的思考；三是实践研究，针对不同课例进行分析与点评；四是在学术活动上的总结发言与综述。可以管中窥豹，作为一个时期语文教育发展的例证。

　　文集虽命名为改革，但并没有把目标定得太高，不追求文集的好看，希望能对语文界同仁研究教材、实施教学改革有点参考价值。文集收录的文章还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自己编写过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人教版课程标准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新疆专用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科书，新加坡小学华文、小学高级华文，统编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科书等，但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文章并不多，选编的有关统编教科书研究的文章主要是近年来撰写的。自己从事语文课本编写近三十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还得更加努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对教科书研究重视不够。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天津教育出版社社长黄沛先生、原社长刘志刚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文集整理出版的过程中，本书责任编辑王光昭先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建议，保证了出版质量。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文集中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多数文章仍局限于经验层面，冀望学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2020年6月28日于北京万柳西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