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以英文写成，并于1990年首次出版。此次中译本的面世，将把它奉献给更多的读者，同时又在10年以后，为人们对我彼时的论述进行反思与批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该书始于1985年我的博士研究的成果，它探讨了英国教育体系中某些“独特性”的历史起源问题。与其他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技术教青发展为什么相对落后？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太热热衷于义务后教育的大众参与问题，甚至在英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已经确立了一个世纪之后情况依然如此？那时，我对上述问题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经过分析，这些问题逐渐明朗起来。英国对众多年轻人进行的大众教育之所以乏善可陈，是诸多制度特征造成的。以大部分北欧国家的标准看，这些特征相当不合乎逻辑，并且与英国国家传统中的“自由主义”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这项研究工作扩展到了对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历史起源进行更广泛的比较研究。显然，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历史图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书则更多地关注了国家在教育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这一点可能是解释不同国家數盲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书中阐述的比较理论试图把19世纪各国国民数育体系的形成作为国家形成——或者是经常为人所熟悉的国家建设这一更广泛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加以解释和探讨。国民教育的不均衡发展，至少就所研究的几个国家而言，被认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族国家为达到巩固之目的而釆取的不同方式的直接体现。

　　本书第一版问世的时候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我曾在其他地方详细地谈过）。一些评论家曾指出，像本书这种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研究往往不能充分顾及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性差异，而这一领域显然大有可为；至少全球化重新勾画了世界的空间维度，从而需要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分析尺度。他们对本书的不同意见是，“国家形成”是一个难以把我的“多用词”概念，一方面涉及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提法仍未能在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之间进行清晰界定。第一方面显然是正确的，尽管其关注的重点仍在于民族认同和政治上的国家实体的构建。至于第二方面所提及的界定含混则是人为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的确使民族国家成了本书未能进行充分探讨的一个不充分概念。此外，本书还缺少对欧洲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和民族认同这一问题进行史细致的研究；对家长制在解释不同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上也提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对教育在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论述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且也的确有许多针对某一将定国家的历史研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教育的作用和国家建设问题。虽然在我对本书修订之前未能读到尤根·韦伯(Eugse Weber)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法兰西国家建立的大作《由农夫到法国人：农业法兰西的现代化，1870—1914》，但我有幸读到了冯·霍恩·梅尔顿(Van Horn Melton)的《普、奥绝对专制主义和18世纪义务数育起源》一书。

　　回顾10年半以来，书中诸多问题仍然与时代相关。在英国，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围绕教育的争论仍然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国家成绩低下的何题上。尽管英国已采取了一些“欧洲化”措施，比如全国统一的课程和统一考试，但英格兰和威尔士仍然我行我素，保持体系的“独特性”。就政府对课程和数育评估的控制而言，英国和其他许多欧陆国家一样变得更加“集权化”，但它给予各教育机构自治权力的程度仍是首屈一指的。而事实上，近年来中小学和大学的地方管理、学校选择以及其他一些准市场化的措施更加强了这后一种独将性。有关国家与市场在教育中所发挥作用的争论仍在进行。已有几个国家依照英国的模式把准市场化的机制引入了数育当中，但像英国这样对该信条笃信不二也是个例外。当然，“例外论”并非英国专有，所有的国家教育体系都有其独特之处。全球化或许在教育上产生了某些政策趋同的潮流，高等教育已变得日益国际化，国际间的相互借鉴也越来越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教育体制至少在义务数育层面上，远没有走向消亡，也没有向彼此相同的方向发展。政府可能正在逐步放松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则在努力推行全国性的统一政策。

　　然而，有一点需要声明的是，时间的推移已明确了一点，即本书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国家发展的某些特定历史阶段而非全部。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当今的发达民主来越贖调教育的经济功能，而非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至少在相对“正当”的历史时期是这样的。在过去20年中，经济竞争已经成了所有西方国家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动因。相比之下，在诸多老牌发达国家之中，学校教育在増强民族认同感和公民意识方面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被相对弱化了。

　　教育作为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似乎主要在国家建立过程的初期、或者在危机之后的政治重建时期发挥作用。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我们不应当指望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过程同样适用于今天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然而在某些国家，比如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历史过程还是相当明了的。正如19世纪的法兰西与普鲁士，这些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他们国家实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发挥着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作用。确切地说，快速构建的国民教育体系既是加速的国家形成过程的推动因素，又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对于中国的读者，则请你们自己去评判本书的有关论述是否能与中国的实践相印证。

　　今天，在那些老牌发达民主国家，教育仍然需要强调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等问题。然而，在多元的、多民族的、多文化的国家里则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问题。但对数育而言，促进社会团结和稳定仍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所帯来的社会分化作用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但是，教育必须包容复合的文化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不应再过多强调重建单一的民族认同感，更多地应强调在民主社会中塑造出一代积极自觉的公民。

　　安迪·格株

　　2005年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