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初政体的变更以及实业的兴起，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小学科学课程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如重视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关注学生生产技能的训练等。宽松的教科书编审政策，营造出民初教科书研究与出版热潮。在此期间，出版发行的小学科学教科书达20多套。这些教科书具有课文结构简单、知识呈现重演绎、内容选择强调实用性等特点。这对当下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启示是，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实际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加强教学实验等。

　　关键词：民国初期；小学科学课程；小学科学教科书；特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0186（2015）08-0120-06

　　民国初期（1912—1922年，简称“民初”）的小学科学课程改革建立在清末格致课程基础之上，因而继承的成分较重。随着教育宗旨的转变，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内涵、价值的探讨，民初小学科学课程理念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些转变体现到教科书研究、编写与教学等方面。在短短的十年间，业界编写出版了20多套小学科学教科书，并在借鉴国外经验、满足社会需求以及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对当下的小学科学课程与教科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教育宗旨的演变及其背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国体已改，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教育理当适应这一变化。1912年2月，蔡元培发文批判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清末教育宗旨，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五育”并举为教育方针，并论述了“五育”的关系和重要意义。在蔡元培看来，我国“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1］，实利主义为富国强民的重要手段，应予以重视。经中央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部于1912年9月2日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袁世凯上台后，先在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随后发文指责学校管理不善、学风日坏，要求学校“崇经尊孔”，逐步采取复古措施。在1915年1月公布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要旨。同年2月将读经科列入中小学必学科目。欧战的发生，也使袁世凯重视“尚武”与“崇实”。他认为，尚武之道有“卫身”“卫国”重要功能，“崇实”还有“精神之实”，是“立国之大本大源”。^［2］随着复古运动的失败，袁氏教育宗旨也于1916年被明令撤销，这“终不免使民元［1912］所颁的宗旨一度失效。”^［3］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兴起，各种教育思潮、教育理论此起彼伏。首先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913年，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德育“宜归于实践”，智育应“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4］庄俞也发文呼吁“厉行实用主义”，以矫正教育之弊端^［4］。如果说实利主义教育以振兴实业为主要目的，实用主义教育则以实用为主旨，强调学校科目的应用价值。受此思潮的影响，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推出了“实用教科书”系列。其次是随着美国教育学家访华以及留美学生归国，以实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国内广泛传播。杜威所倡导的儿童本位教育、“在做中学”的教育方法等，对小学科学课程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引发了民初整合课程的诞生与实验。此外，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价值、内涵的探讨，使人们开始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尤其是科学的精神，希望以此推动科学研究、革除一些社会弊端。这些丰富了科学课程的内涵，推动了科学教学的改进。

　　1919年，《教育调查会第一次报告》提出，“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而“养成健全人格实为共和国之基础”，因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世界潮流，有所变更。”^［4］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中，建议教育部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本义。

　　民元教育宗旨的进步性表现在：“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近代新式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限”^［5］；倡导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生观；提倡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等。由于政府重视、学界深入研究及社会关注，营造出良好的教育改革氛围，推动着民初教育宗旨的制定、实施与修改。

　　二、小学科学课程设置与特色分析

　　在清末学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初等及高等小学堂均设有格致科；到1911年的《改订两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的格致科被删去。民国初期，教育部先后颁布法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做出规定，包括小学科学课程。第一次是1912年1月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校修业4年，但未设科学方面的课程；高等小学校修业4年，设博物、理化两科，视情况加设农科或工科等。^［4］第二次是1912年9月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高等小学修业3年，设理科，男子加课农业，也可“从缺或改为商业。”^［6］第三次是1915年7月的《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其中小学科学课程设置不变。

　　综上所述，民初小学科学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第一，延续晚清学部的做法，低年级段不设科学课；第二，课程变动大，先由清末的格致改为博物、理化，再将两科合为理科（本文统称“科学”）；第三，随着高等小学校由四年缩短为三年，小学阶段科学课程的修学年限也缩短至3年，致使科学课程的授课时数下降；第四，各个年级授课时数均为每周两小时；第五，设有相关的选修科，如农科、工科。

　　有人认为，清末民初小学低年级段不设科学课程，导致该课程地位下降。这应当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清末的课程架构仿自日本，在保留旧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不少新学课程。实施数年后发现，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反而加重学生乃至社会负担，所以观念发生转变，认为“初等小学之年限愈短，科目愈简，则教育之普及愈易。”^［7］此外，初等与高等小学堂的格致内容重叠较多，对学生提升的意义不大。总之，当时小学低年级段不设科学课程是对儿童及社会因素的一种调试，是积极的。下表概括了晚清至民初高等小学校科学课程设置的变动情况。

 

　　民国初期小学科学的“课程标准”由《小学校令》第一章的总纲、《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的“理科要旨”构成。总纲的主要内容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理科要旨”的内容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生物、物理、化学和地理四科构成的教学内容；二是教学建议，要求教学应“适切农工、水产、家计等事项”，“务须实地观察，或示以标本模型图画等，并施简易实验”，即重视实验观察；三是要求使儿童领悟知识间“相互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兼使练习观察，养成爱自然之心”［6］458。

　　民初的小学科学课程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第一，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小学科学课程的目标几乎集中在为国家与社会服务方面，如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技能训练也是为学生将来就业考虑。第二，受赫尔巴特学科中心课程论的影响，课程内容偏深偏重，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后期才逐步考虑儿童的需求等。第三，科学教育在我国是舶来品，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仅限于科学知识，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及其所包含的教育价值有所忽视。以现行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为参照来考量，民初小学科学课程的架构基本具有了由科学知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技能训练三个维度构成的培养目标，其科学知识也由地球与宇宙、生命科学及物质科学三个领域构成，而且对科学知识的要求定位在“略知”层面，与现行课标所规定的“浅显的”基本相同。因此，民初小学科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尽管有所缺失，仍不失合理性与前瞻性。

　　三、小学科学教科书的主要特色

　　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便通令各省：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五日一律开学”；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并要求“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4］由于距开学不足两月，除中华书局提前准备外，其余书局多按要求修订清末教科书，以应急需。当时参与教科书出版的机构比较多，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新学会社和广学书局等。据统计，民初出版的小学科学教科书有22套，除格致与翻译图书各一套外，其余均称“理科”教科书，如《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新式理科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以下简称“中华理科”“新式理科”等）。

　　民初的高等小学校每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由于第一学期最长，第二、三学期较短，所以绝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按6册编写，即每学年第一学期用一册，二、三学期合用一册。每册书一般由封面、扉页、编辑大意、目次、课文、版权页和广告页组成。课文为竖排，印刷体字，标点符号有顿号、句号和小圆点。文中的词及术语，用圆点等标注。总体来看，民初小学科学教科书有以下突出特色。

　　课文结构简单，插图较丰富。课名多为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如“竹”“油菜”“蜜蜂”“蝇”“蜻蜓”“水平”“音”“汽机”“镜”等。课文字数多在120—220之间，字数多少主要与内容的难易程度相关。每课内容由正文与插图组成，无栏目设计。文字多简洁流畅。如“新编中华理科”的“梅”课：“梅为木本。多栽培于庭园。或植之于盆中。枝干屈曲。颇饶雅致。梅于早春开花。其花或红或白。花瓣萼片。各分为五。能吐芳香。分泌甘蜜。以招诱昆虫……”

　　统计显示，85%以上的课都配有插图，每课插图在1—4幅。插图准确，科学性强。有些版本还配有精美的彩色插页。其插图可分为外形图、概念方法图两大类。外形图表生物、矿物和器械的外部形态，也包括工作场景图；概念方法图揭示事物的结构与原理，或实验方法。以下是两套教科书的插图统计情况：吴家煦“新式理科”有134课，共有插图246幅，其中外形图占64.23%、概念方法图占35.77%，平均每课插图约2幅；凌昌焕“新法理科”有132课，插图377幅，外形图占51.46%、概念方法图占48.54%，平均每课插图约3幅。概念方法图所占比例高，表明内容的难度比较大。

　　知识呈现重演绎。生物、矿物类课文一般先介绍形态结构（包括生物的生活习性）等事实性知识，最后介绍与人类关系，即按从知识到应用的顺序呈现。这种写法为演绎式，特点是重视知识的内在逻辑，容易导致学生形成思维定式。部分理化类课文按归纳法呈现，即从现象或实验入手，经过归纳提炼出结论或阐明道理，即按照从现象或实验到结论的顺序呈现。如“新编中华理科”第五册讲热传导时从生活经验引入，“手执金属棒之一端。热其他端。则一端次第感热。是曰热之传导。”归纳的过程蕴含问题的猜想与发现，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科学方法的训练。

　　此期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用法多不规范。例如，淀粉称小粉、氧气称养气、光的反射称光的屈折等。不同版本名词术语的用法也不一致。

　　内容选择注重实用性。在内容选择上多遵循以下原则：“一对于人类有关系者，二足为科学上之代表者，三生态及生活上足以显明者，四为浅近而常见者，五适合时令易得实物标本或便于观察者。”^［8］在这些原则中，第一、三条出于实用性目的，第二、五条主要满足知识要素，即科学性的要求，只有第四条涉及学生要素。这也印证了课程目标对知识和社会要素的重视。

　　各套教科书的内容均在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物质科学三个领域以内，但各领域内容量并不均衡。对“共和国理科”“新编中华理科”及“新法理科”的内容统计显示：生命科学领域内容偏重，约占总课数的60%；地球与宇宙领域的内容很少，占8%左右。从当时学生角度考虑，这个比例较为合理。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多为动植物等“天然物”，以及风霜雨雪、日出日落等自然现象，科学技术并没有影响到学生生活的各方面。

　　各套书中均有科技新成果的介绍，如电池、照相器、汽机、电话、潜水艇等的结构与原理，这反映了教材编写者强烈的国家使命感。

　　教材组织按学科逻辑顺序。起初的教科书多按《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的要求，将浅显、容易理解的“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现象”放在第一、二学年，难度大的“理化内容、简易器械及人体生理卫生”安排在第三学年；再根据地域的远近及时令安排各课。这种组织方式的特点是：第一，按由浅到深、由具体到抽象编排教学内容，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逻辑性；第二，学科内容相对集中。多数版本的第一至第三册基本由动植物内容组成，显得重复烦琐。这方面有改进的是杜亚泉“共和国理科”，他将动植物内容精心设计，如“柿及栗”课主讲果实、“大豆”课则重点讲蝶形花冠及复叶，使各课侧重点不同，避免了上述问题。第三，每册书按课排列，没有章或单元，课与课之间的联系少。

　　晚期的小学科学教科书出现了“章”的雏形，即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同一学科不同方面或不同学科的内容组织到一起，形成“学习单位”，后面安排有“复习”。如凌昌焕“新法理科”用衣食、树艺、畜牧、山林等生活主题组织教学内容。章或单元的出现，建立了知识间的内在关系，利于学生形成普遍联系的观念。与如今以大概念为核心来构建学科框架的方式相比，民初晚期小学科学教科书的内容组织形式简单，但充分利用了学生的生活经验。

　　在内容组织上有突破的是吴家煦“新式理科”。例如，其理化内容“为立体的配置。就人生时间之生活状况，于动作游戏之中，择述必要之教科书。”^［9］其第五册的主题分别为“晨起”“沐浴”“炊饭热之传播”“天平秤”“运动力”，非常新颖。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新式》教科书成为民初文体教科书的巨擘之一。^［4］

　　教学方法改革逐步兴起。前期，小学科学教授法“多半采用注入式”。“民国元、二年间，始由注入式改为启发式”，并“以能采用海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者最时髦。”^［10］一些理科教授书和教案纷纷按此法编写，其教学过程包括预备、提示、连接、总括等环节。五段法因过于呆板等原因而受到质疑。自学辅导法曾在一些小学实验，特点是重视实验与观察。这也是“新式理科”的编写宗旨之一，目的是养成儿童自立研究之基础。设计教学法由于强调学习的动机、兴趣与主动性，又能矫正传统教学法“学科间缺少联络，不能满足儿童整体生活的需要”而风行一时。一些条件好的学校开始“着重实验，建立实验室、科学馆，学生分组实习，教师讲解原理。”^［11］但总体来看，这些教学法的试行范围很小，多数学校仍为“教师采实物以示各生徒，或为实验而使之旁观”，致使学习自然科学所必需的“观察力、比较力、归纳力”缺失。^［12］

　　教学实验为课程与教科书的设计与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在设计教学法的实验当中，尽管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教师们仍探索出以花园、家庭、田园和旅行等为主题组织来教学材料。民初小学科学课堂上的这些探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四、启示

　　课程改革应立足于本国社会的实际。重视社会要素并不是否定儿童要素与知识要素。民国建立之初，教育部便提出教科书须合乎共和民主精神，其实利主义教育也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提出。正是由于立足本国现状，其课程改革才收到一定的成效。今天的小学科学课改，尤其是在吸收国外课改经验时，也应根据本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儿童的经验背景加以改造，而不是照搬。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阶段”。科学素养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今天，小学科学课程应当精选一些对儿童科学观念形成有益的素材，围绕它们进行教学，使儿童体验科学的过程，养成尊重证据、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并始终保持对科学的兴趣及好奇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重视教科书编写的理论研究。对于教科书的作用与功能，清末已有所探讨。民国初期，围绕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以及编写理念等，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中提出了教科书编纂的原则，如“注重国民生活上之智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循序渐进”等^［4］。杨祥麟认为，教科书编纂尤应“合乎今日世界之趋势”“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勤劳主义，实用主义等”为“国民所不可少之知识”，要“取其应有之材料，编入书中。”^［13］理论上的探讨推动着民初小学科学教科书的不断改进。今天的小学科学教科书编写，从框架搭建、课文结构建构、活动设计到语境等，无一不受教育理念、知识观念等的支配。因此，要编写出独具特色的小学科学教科书，不仅要有教育理论，还要深入研究教科书的编纂规律，以此纵向规划科学素养各项内容的培养，横向精心设计每个活动以及每个知识点的呈现方式，等等。

　　课程与教科书改革应持续进行。自民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的颁布，至《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小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后面的法案对前面法案均有所修正或补充。这表明，课程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应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不断完善课程标准，才能确保课改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不仅如此，民初教科书的修订与新编也从未间断。这个阶段新编的小学科学教科书，中华书局占6套，商务印书馆占3套，即平均每两年就有新教材推出。与民初相比，现行课标与教科书也在修订，但更新周期缓慢。今天的科技与社会发展是民初难以企及的，若课程与教科书改革按阶段进行，难以保证其内容等不落后于时代发展。此外，民初的课程改革多为自下而上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民间协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今天的课改当中，怎样发展民间教育协会的作用，使它起到发现问题、提出新动议、推动改革的作用，值得认真思考。

　　适当放松对教科书编制与出版的限制。民国成立之初，教育部对教科图书编写的规定是“任人自行编辑”^［14］，北洋政府虽有部编的设想，但遭书局的抵制而未实现。对教科图书的审查，教育部最初规定印前须“呈请教育部审定”^［14］265，后改为“小学校所用教科图书，由省图书审查会择定之”［6］451，再改为“须用教育部所编行或经教育审定者”［6］465。对于教科图书的选用，教育部也有规定，“关于同一教科目而有数种者，应由县知事招集各校校长会议择定。”［6］465因此在民初，民间可以自主编纂教科用图书，学校也有教科书使用的选择权。宽松的教科书编写与出版政策，造就了民初小学科学教科书编写与出版高潮。这对当下小学科学教科书研究与出版的启示是，应适当放松对教科书编制与出版的限制，鼓励教科书研究与创新；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教科书质量审核标准，依法审核，严格把关。

　　加强教学实验。在民初的小学科学课堂上，曾进行过多次教改实验。如民元的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民国三至四年的自学辅导法和分团教学，以及后来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这些教改实验从起初的“求模仿、赶时髦”，发展到后来的“有创新的实验”以及“为了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从“小规模”发展到“大批人参与的较大范围的实验”^［15］，推动着教学与课程改革。如今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应不间断地、有目的地开展一些教学实验，包括教科书实验，为课程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也避免重走前人的弯路。

　　深入研究课程内容，深挖其中的教育价值。民初，小学科学课程基本沿袭清末的做法，重知识轻学生，不太适合儿童学习心理。随着儿童本位等课程理念的引入，各书局通过新编及持续的修订，使教科书的内容及其呈现、版式等大有改观。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小学科学课程中以成人眼光选取材料、课程内容难度大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将会导致儿童丧失对科学的好奇心及学习兴趣。在2001年的小学科学新课标中，内容标准已有拓展，包含了科学探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课程内容，挖掘其中潜在的教育价值，使科学素养的各方面得到有序、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平叔.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

　　[2]马建华.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J].学术探索，2012(1)：164-166.

　　[3]陈侠.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24.

　　[4]舒新城.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C]//黄炎培.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5.

　　[5]陈学恂，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2.

　　[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449-451.

　　[7]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呈学部请变通初小学堂章程文[J].教育杂志，1909，1(5)：15-18.

　　[8]顾树森.新编中华理科教科书：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封二.

　　[9]吴家煦.新式理科教科书：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7：封三.

　　[10]陈青之.民国学术经典中国史系列中国教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564.

　　[11]陈学恂，高奇.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

　　12]天民.理科教授之根本革新[J].教育杂志，1917，9(9)：55-65.

　　[13]杨祥麟.今之教科书问题[J].教育杂志，1916，8(12).

　　[14]石鸥，吴小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265.

　　[15]熊明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32.

　　(责任编辑：钮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