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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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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期

袁嘉谷与学部编译图书局

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文科编辑室 王世光

  据陆费逵回忆,清末教科书中“最占势力者,为商务之最新教科书、学部之教科书两种”(《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学界对清末商务印书馆及其灵魂人物张元济多有研究。然而,作为官方教科书编写机构的学部编译图书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学界鲜有关于这一机构的系统研究,即使在相关著述中提到它,也大多描述兴废、条陈典章、罗列课本,泛泛而谈,基本上见物不见人。相关研究大多会提到第一任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但他在任时的情况,知者了了。


  袁嘉谷生于1872年,云南石屏人。他曾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组织的强学会,深受维新思想影响。1903年,袁嘉谷考中进士,同年又应经济特科,复试列一等一名,成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他参加这两次考试的试题都与当时教育革新有关,会试试题涉及日本的学制改革,经济特科首场试题涉及《大戴礼记》与德育、智育、体育的关系。第二年,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回国后,袁嘉谷任职学务处,后又进入新成立的学部。1906年,学部编译图书局成立,接收了原总理学务处编书局的业务,原督办编书局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已被派到湖北担任提学使,学部推荐时任学部行走的翰林院编修袁嘉谷担任编译图书局局长。


  编译图书局坐落于四译馆旧址,因办公需要,新建了著书楼。1907年夏,著书楼落成后,袁嘉谷赋诗一首:“赫赫帝王都,尘软春风陌。辟此地数弓,高筑楼百尺。压檐新竹翠,入窗初月白。感触平生心,狂题三字额。云山伴吏隐,文学事竹帛。本非虞卿愁,休论仲蔚宅。”(《卧雪堂诗集》卷八)大概不少进士出身的局员并不是很满意自己的仕途现状,认为从事图书编纂与归隐著述差不多,所以袁嘉谷以这首诗来鼓舞局员。


  编译图书局成立之初,有人建议,学部可以通过图书版权盈利,袁嘉谷反对,他说:“生财乃财部事,非学部事也。”(《袁嘉谷年谱》)所以,编译图书局编的教科书价格便宜,这也导致民间出版的教科书降价。按照当时学部的机构设置,教科书的审查权并不属于编译图书局,而归总务司审定科。但从史料记载来看,袁嘉谷也拥有审查教科书的权力,不仅可以审查本局编写的教科书,还可以审查民间编写的教科书。因此,不少民间书商邀请袁嘉谷入股、吃饭,或者向他馈赠,他一概推辞。清末教育革新之际,不仅学制仿效日本,教科书编写也仿效日本。学部教科书也不例外,有时采选部分日本教材内容。学部日本翻译以版权为由质问编译图书局,袁嘉谷毫不客气地回答:“中华文献,尔国传颂千余年,未闻华人向汝索取版权。区区教科书,岂我国典籍可比!”(同上)日本翻译无言而退。


  依照当时编译图书局的章程,局员由局长聘任。据记载,袁嘉谷“延聘缪荃孙、罗振玉、王国维、高步瀛等名流共举其事”(同上)。其实,曾在局中与他共事的名人远不止这些。其他还有副局长王仁俊,擅长文史之学;副局长杨兆麟,光绪二十九年探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继任局长;刘福姚,光绪十八年状元,翰林院秘书郎兼任编译图书局总务总校;任职总务股的陈宝泉,后来担任北京高师校长;任职总校股的陈毅,是学部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者;任职经学修身股的王寿彭,光绪二十九年状元,清末出任湖北提学史,民国时期出任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任职国文股的陈云诰和章梫,前者是著名书法家,后者编有《康熙政要》;任职历史地理股的蒋黼,是中国教育史与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先驱;任职日文股的樊炳清,既是翻译家,也是知名学者;等等。近代以来不少出版机构人才云集,但像学部编译图书局这样同时有几位状元一起共事,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些局员当中,留给袁嘉谷印象最深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到学部任职,是罗振玉推荐的。学部尚书荣庆、侍郎严修安排他到编译图书局,兼在总务司行走。依照当时图书局的章程,只有编书成绩卓著的局员,才有可能在学部其他部门兼职,这实际是给局员一个仕途晋升的机会。特别是总务司,办理日行公事,为仕途要路,对于一般局员来说,到总务司任职求之不得。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到了总务司后,当天就回到编译局,对袁嘉谷说:“别样不能,到部以来,得先生优待薪水百两,足敷应用。至于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只愿与先生编书,不愿再到总务司去。”(《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袁嘉谷当时就觉得王国维实在难得,向荣庆、严修说明此事,王国维便不再去总务司了。


  袁嘉谷回忆王国维供职图书局的情形,十分生动:“当他在我下面做事的时候,自入局之日定一个座位,每日只见他坐在他的一个座位上,永不离开。他对于外国文字的程度,不能读而却能看,就极高深的他都能看。他为人真是简默,在局三年,不曾说上一百句话,别人与我高谈雄辩,而他静坐不语……我想静安这个人真是如庄子所说的木鸡一样,他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同上)王国维与袁嘉谷共事三年期间,家里大事不断,如夫人、继母先后去世,又续娶潘氏,他要请长假从北京赶回老家海宁。依照学部的章程,除星期例假外,每月请假不得过二日(请假半日者积算),并须先向本司厅局员陈明缘由。请假过二日者,移付会计司,按日核扣薪水。袁嘉谷忆及王国维请假之事说:“他每到请假,我都是照给薪水与他,因为我们都是很看得起他的。”(同上)袁嘉谷爱才之心可见一斑。


  作为编译图书局一把手,袁嘉谷负责局里全面的工作。但他干预教科书具体事务的事迹,在其文集中并不多见。现在能看到袁嘉谷有关教科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学部编译图书局〈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一文当中。编译图书局最早编出的教科书就是初等国文教科书,这篇序言虽为初等国文教科书而写,实际所论远不止于此,称得上一篇大文章。该文纵论中国训蒙教材的发展,对代表性的传统蒙学教材一一点评。例如,袁嘉谷批评朱子《小学》“非童蒙所尽喻也”。他还引用清初著名学者陆桴亭的观点说:“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袁嘉谷进一步指出编写儿童教科书所应注意的问题,他说:“近世教育日兴,研究儿童心理者日进。教授儿童之书,宜简不宜繁,宜实不宜虚,宜变换不宜故常,又必就其习见习闻之事,引其推究事物之兴趣。且副于智育、德育、体育之宗旨,切于今日国民之应用。”文中,他对编写初等国文教科书的难处和心境有细致的描述:“新字之递加,旧字之复习,文句之短长,教材之选择,他科之联络,时序之排列,聚二十三省之人才,择三四千字之适用,几经讨论,几经弃取,期以培养新知,商量旧学,适成我国民教育。执笔之余,动多牵掣;苦心绌力,勉勉皇皇。然则是书之成,安敢自信而共信。”可见,学部编译图书局对于自己编写出的教科书,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因此,“仍审定国内书坊佳本,得以并用”。然而,这篇在出版史和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并没有作为序言放到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中,因为学部官员认为这篇序不当引用陆桴亭的观点来驳斥朱子《小学》,所以,袁嘉谷把这篇序保存在文集当中。该序按语还透露了他在局中任职期间遇到的新旧思想交锋:“是时新旧互争,新者疑教科书不用字母(时字母有王派、劳派、江派),旧者疑教科书不全用古书。”最后局里提出了处置方案:“用言文合一之字,先易后难。”这显然是在新学与旧学之间、中学与西学所采取的折中方案。


  袁嘉谷任职期间,编译图书局陆续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章程。有些细节规定让人印象深刻。例如,《书记画师办事章程》规定:“书记现用之笔,已经实验,每支能写三万字左右,每人每月发给笔三支,按十日一发,五钱重墨二块,半月一发。”这一细节足以反映当时局里管理之严格。宣统元年年底,御史赵炳麟奏陈整顿财政学务事宜,质疑编译图书局办事不力,建议其下“不作功课挂名人员,应予裁汰”。经调查,“图书馆编译已成之书,计有七十余种,成效尚属可观,章程亦称严密,似可毋庸另定。”(《清实录·宣统元年十一月下》)此事不了了之。虽然这时袁嘉谷已经离开编译图书局大约两个月,但是,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袁嘉谷任职期间局里的制度建设,颇有成效,没有明显的漏洞。


  袁嘉谷在任期间,编译图书局还设立了研究所。根据《研究所章程》,“附设研究所,随时研究,以增长局员编译教科书之知识”。研究所创设之初,聘请精通心理学、教育学及教科书编纂法之人作为讲演员,为局员讲解以上各学科知识。章程规定,自局长以下均为研究员,入班听讲不得无故不到。等这些课程讲完了,局员自行研究。自行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于局员中其已编有成书者,使说明编纂时之体例;其已经认定编何书者,使说明拟定之体例,由各局员批评咨询,以收随时集思广益之效。(二)由本京各学堂之教习,择其素有经验者,认定数人,轮流到局,讲明本局已出之书,于实行教授时,有何不合之处。(三)各省教育总会及提学司报告何书最善,何书尚当改正者,皆取为本局局员切实研究之资。”可见,局员自行研究包括三个方向:一是局员之间交流编写教科书的经验,二是局员定期听取一线教习使用教科书的意见,三是局员研判各省权威教育机构对教科书的评价。这三种研究取向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教科书研究策略,对于那些具有科研雄心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来说,至今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没有看到袁嘉谷参加研究所活动的资料,但他本人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尤其在经史之学方面。袁嘉谷曾与章太炎相晤,“谈论史学,甚洽”。其后章太炎曾对其弟子说:“袁君研精史学,吾不如也。”(《袁嘉谷年谱》)章太炎的话大概有谦逊的成分。不过,能够与章太炎谈学问谈得融洽,入得他的法眼,学术水准绝非等闲之辈。此外,据袁嘉谷回忆,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他所得的敦煌石室书卷,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种种图籍到了北京。袁嘉谷与局员相约去看。擅长史学的副局长王仁俊十分珍惜这个机会,竟然自带烧饼去抄书,饿了就啃点烧饼,怕耽误了抄书。当时伯希和只让大家看,不许用手摸。王仁俊一个人不分昼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来。当时一起去的局员还有蒋黼、王国维等,罗振玉等一流学者当时也在场。袁嘉谷记下的这则轶事既反映了他对学术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编译图书局崇尚学术、勇追学术前沿的氛围。


  1909年秋,袁嘉谷离开编译图书局,到浙江担任提学使,继而兼任布政使,达到其仕途的顶峰,在浙江留下很好的口碑。民国时期,袁嘉谷还在云南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中担任过多种职务。日本发表“对华三原则”后,袁嘉谷忧心忡忡,对家人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徒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同上)1937年12月,袁嘉谷病中起草《责倭寇》文,未竟而卒。在他留下的大量著述和后人编写的年谱中,直接涉及学部编译图书局的信息虽然不多,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还是能够一窥这位教科书史上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人物的事迹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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