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人教首页

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第五十六期

胡先骕与中学生物学教科书

四川成都市玉林中学特级教师 冯永康

  翻开中国生物学教育的百年历史画卷,人们便不难发现一位大师留下的浓重笔墨。这位大师,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的胡先骕,今年正好是他诞辰120周年。胡先骕(1894-1968年),字步曾,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

 

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

创建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学系

早在20世纪初期,胡先骕就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科学救国之志,两度留学美国。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他与秉志等老一辈生物学家并肩同行,为中国早期的生物学教育与生物科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生物学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他与秉志等参与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附属机构庐山植物园等科学研究机构,奠定了中国生物学研究的基石。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1948年,他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并命名了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在国际科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为中国植物学赢得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早期生物学教育的领航人,1921年,他与秉志等创立了国立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学系;1922年,他与邹秉文、钱崇澍共同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版的《高等植物学》教科书。在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和执掌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期间,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尽心竭力培养人才,直公允奖掖后进,门墙桃李遍于天下。作为高扬人文主义大旗的著名学者,胡先骕以“学衡派”的一员勇将,曾经参与了“文言与白话之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长达50年的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执教生涯中,胡先骕一刻也没有忘记对中学生物学教学的关注。他不仅对中学生物教师的基本素养、对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真知灼见,还曾多次亲自参与了中学植物学教科书的审校工作。

校订多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

1922年,胡先骕针对当时国内学校生物学教学中普遍不受重视、教学方法落后的现象,在中国最早创办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植物学教学法”之重要文章。该文不仅鲜明地提出了“对中学教师要有以专治中学教育之师范大学毕业生充任之”;谈到了作为实验科学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对于学生“观察”“分类”与“试验”等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极有训练之功效。针对初中和高中等不同学段的教学方法,胡先骕还提出了具体施教之五大要点:①无论初级还是高级中学,学生必须有实习时间,以躬正书籍与教师所讲授之理。②学校须有完善之仪器、书籍,藉以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③教师除教授功课外,必须时时研究与采集。④教授法必须改良,使学生理解植物生命之作用,不记忆若干条理而不相关联之事实。⑤教育行政人员与学校奖励教员研究,与以充分之书籍、仪器等,使有自策励之机会。

20世纪20年代,胡先骕等领导的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普及生物学知识、帮助中学生物学教师业务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导航的作用。当时“南京各高中之教师,也常于务之,或冬夏假日,来所作长期之研讨。无锡、常州、沪、杭、宁波等处高中教员,亦常来所攻读,以消度炎热。……故来所各校教员,即无暇作长期研究,而以常与研究者交游,浸润既久,见闻遂广,向学之心,勃然以,于其归去,辄挟为学之热忱以行,薰育其生假面邻省诸校,好生物学者日以增多。”

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先骕参与审校了多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例如,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植物学》、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生物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等等。其中由童致棱原编、周建人改编、经胡先骕校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广受师生欢迎。该教科书的编写内容比较系统和全面,附有插图182幅,被业界认为是当时编写水平最高的教科书之一,也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采用的教科书。

曾为中学生物课程设置受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情,我国采取了全盘学习苏联的国策,在全国各行各业中都必须贯彻执行,教育界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全国上下要求“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实际上是当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的旗号,兜售的反科学主张的李森科主义)。在高等学校,遗传学课程和其他有关课程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全部被停顿;在中学,生物学课本则被取消了遗传学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中学生物教学大纲中,要求“给学生以巩固的有系统的米丘林生物学知识”,规定了当时的生物课程设置为:初一、初二(上)年级开设《植物学》,初二(下)、初三年级开设《动物学》,高一年级开设《人体解剖生理》,高中二年级开设《达尔文主义基础》课程。

1954年,胡先骕他的门人和朋友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大学戴蕃联名函请,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科书《植物分类学简编》。该书不仅被作为高等师范学院和高等农林院校学生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适合作中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参考书,19553月,该书刚一出版就受到大、中学校教师的普遍欢迎。然而,在该书中,由于胡先骕对当时苏联“米丘林学说”掌门人李森科的“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提出了批评,因此被认为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195510月,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其结果是,该书停止销售,未售出的书全部销毁。直到1956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明确表示1955年对胡先骕的批判有过之处,胡先骕才获得“平反”。

1956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胡先骕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胡先骕针对当时中学生物教学的现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我认为这几年中学生物教学的成绩相当不好。其原因是达尔文主义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信任,先生也很烦恼,束手无策。我国的学生初中动植物学,到高中一跳就要纯理论的达尔文主义,结果是学生学不好,都不愿意学生物了。我认为要发动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一起来编写课本,写出一本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科学内容的教科书。高中的生物学,应该多讲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给学生又全面的生物学知识,并从发展的观念来看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教材中去,使学生能切切实实得到知识。”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以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的生物学系率先恢复讲授遗传学课程,其他农林院校随后也逐渐恢复了遗传学的教学。1963年,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草案)》规定,高中生物学的教学取消了《达尔文主义基础》的课程,改教包括有“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等内容的《生物学》。

根据1963年的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学植物学课本,聘请了胡先骕生物学家参与审阅和校订。胡先骕不负重托,对初中植物学课本作了认真、细致地审读和修改,进行大量的增删。其修改内容包括:大小标题的改写或增删84 处;全书229幅插图有101幅插图的图注作了改写,36 幅插图作了改画,并新增了21 幅插图,删去了29幅次要插图,最终成为正式使用的1963版的初中《植物学》课本。该教科书以其“教材结构和章节系统性强、选材恰当、体例一致、标题醒目、概念明确、用词统一、文字简洁、插图直观、重视实验”等优点,受到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成为易教易学的好课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3年版初中《植物学》课本的使用被中断。“文革”结束后,在20世纪80-90年代编写初中植物学教科书以及生物学中的植物学内容时,仍然继承、发扬了1963年版初中《植物学》课本的一些编写体例和编写风格等特点。由此可见,1963年版的初中《植物学》教科书,其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回顾中国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编写和使用的百年历程,胡先骕等老一辈生物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倾注的毕生心血,值得我们深深景仰和永远崇敬。

 

由胡先骕校订的商务印书馆《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

出处: 人教网

© 版权所有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ICP备05019902号      新出网证(京)字016      京公网安备1104024400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