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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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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期

从民国教材看鲁迅作品经典性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 韩 涵

    2009年部分进入高中课改省份的师生在见到人教版高中新课本后,发现鲁迅的作品有所“减少”。于是,“教科书删除鲁迅作品”的相关新闻经过网络和各地媒体的转载很快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事后,这则新闻被证实为是部分师生和媒体从业人员不了解课程改革的变化而产生的误读。

 

    结合近几年文化界出现的“民国热”现象──“民国范”成为知识阶层热衷的话题,我们不禁有了一个想法:鲁迅作品在民国教材里的选用情况是怎样的?那时的教材编者是如何评价鲁迅作品的?

 

    民国主流教材中的鲁迅作品

 

    由于民国时期教材纷繁,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大教材出版机构出版的教材为对象进行考察,就具有明显的参照意义。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民国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收录的这三家出版机构的教材,我们可以看看其中有哪些鲁迅作品。

 

    商务印书馆:《精读指导举偶》(《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的学校生活一断片》(译文)、《故乡》、《父亲在亚美利加》(译文));《初级中学用基本教科书国文》(《风筝》、《鸭的喜剧》);《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秋夜》、《风筝》、《鸭的喜剧》、《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现代初中教科书国语》(《我的学校生活一断片》(译文));《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近人白话文选》(《时光老人》(译文))。

 

    中华书局:《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故乡》、《孔乙己》、《〈呐喊〉自序》);《新编初中国文》(《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鸭的喜剧》、《故乡》);《初中国文读本》(《一件小事》);《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秋夜》、《风筝》、《生命的路》、《小鸡的悲剧》(译文)、《鸭的喜剧》、《徒然的笃学》(译文));《中华文选》(《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鸭的喜剧》、《故乡》、《读书的方法》(译文)、《与幼小者》(译文))。

 

    世界书局:《蒋氏初中新国文》(《秋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雪》、《父亲的病》);《初中新国文》(《鸭的喜剧》、《腊叶》、《雪》、《双十节》);《朱氏初中国文》(《秋夜》、《好的故事》、《腊叶》、《雪》、《夏季的旅行》(译文)、《最先与最后》、《徒然的笃学》(译文)、《论辨事法》(译文));《杜韩两氏高中国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清末之谴责小说》);《高中国文》(《勃郎宁诗三篇》(译文))

 

    那时的标准和判断

 

    民国时期,鲁迅作品尚未被权威化,当时主流教材对鲁迅作品的接受从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鲁迅作品的课文价值。根据上面整理的资料,我们可以梳理出民国时期主流教材中鲁迅作品(包括译文)的主要篇目。

 

    散文:《风筝》《秋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好的故事》《雪》《父亲的病》《腊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小说:《药》《故乡》《鸭的喜剧》《孔乙己》《一件小事》《双十节》

 

    杂文:《维新与守旧》《生命的路》《最先与最后》

 

    序文:《〈呐喊〉自序》

 

    学术论文:《清末之谴责小说》

 

    译文:《我的学校生活一断片》《父亲在亚美利加》《时光老人》《小鸡的悲剧》《徒然的笃学》《读书的方法》《与幼小者》《夏季的旅行》《论辨事法》《勃郎宁诗三篇》

 

    在这些篇目中,出现次数较多是《鸭的喜剧》(6次),《秋夜》(6次),《风筝》(5次),《雪》(5次),《故乡》(4次);其次是《好的故事》(3次),《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2次),《腊叶》(2次),《徒然的笃学》(2次),《我的学校生活一断片》(2次);其余的课文都出现了1次。

 

    由于同一出版机构对相同篇目的选用会出现偏好,所以我们在判断鲁迅的哪些作品更受到教材出版机构的普遍性喜爱时,可以重点观察这三家出版机构同时都选用的作品,由此去反映当时主流教材编写机构对进入教材的鲁迅作品的基本评价。

 

    同时进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机构的鲁迅作品有《鸭的喜剧》和《秋夜》;此外,同时进入其中两家出版机构的鲁迅作品有《风筝》《故乡》《雪》《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徒然的笃学》。可以说,这些篇目是民国时期进入主流教材的鲁迅作品的基本面貌。

 

    由中华书局出版、宋文翰主编的《中华文选》收入了鲁迅《秋夜》《好的故事》《雪》《风筝》《鸭的喜剧》《故乡》等文,该书在开篇的《编例》中写道:“本书选材注意于之三点:(甲)思想积极,足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者。(乙)内容充实,足以增进国民现实生活之知识者。(丙)体制完整,堪为学者写作之模范者。”这大体反映出了当时教材选文的标准,也同样可以看作教材编者对进入教材的鲁迅作品的最基本判断。

 

    鲁迅作品的价值

 

    从民国时期三大教材出版机构对鲁迅作品的选编来看,当时的教材编选者对鲁迅作品普遍认可的是小说《鸭的喜剧》《故乡》和散文《秋夜》《风筝》《雪》等。选用次数最多,也恰好被三大出版机构同时选用是两篇文章──《鸭的喜剧》和《秋夜》。这两篇备受教材编选者偏爱的文章,究竟有什么内涵呢?

 

    写于1922年的《鸭的喜剧》,是鲁迅以自己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交往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小说情节很简单,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却让我们关注到鲁迅的另外一面。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简练的语言,写意的笔法,一下子就出了小鸭吃蝌蚪的事情,一句“没有了,虾蟆的儿子”更令人觉得有趣,好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中学用基本教科书国文(二)》在这篇作品后面的说明中这样写道:“这篇写爱罗先珂对于小动物发生兴味,是爱罗先珂的人格表现。但同时分明可见作者对于爱罗先珂的人格发生兴味,便又是作者自己的人格。最后一段写出怀念爱罗先珂的情绪,也许就是这篇文字的动机。但篇中处处都含着风趣,又属于作者的人格的另一种表现。”这恰恰点出这篇课文的价值——鲁迅作品中朴素亲切、风趣可爱的品质。

 

    创作于1924年的《秋夜》,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显示了鲁迅独特的风格。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以研究鲁迅《野草》而著称的学者孙玉石在谈到这句话时,有着独到的见解:“鲁迅这一笔法所包含的语气与情绪,具有一种执拗的反抗绝望的顽强性和倔强感……在孤立而倔强挺立的枣树的形象反复中,就在一种孤独气氛里,给人一种在‘反抗绝望’中的愤激与抗战的悲剧感。”这就点出《秋夜》开头,也即整篇文章的精髓,那就是独立和反抗。

 

    鬼睒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睒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鲁迅对黑暗势力的反抗和斗争,就像秋夜里的枣树“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充满了决绝的不妥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由此我们想到了《秋夜》的最后一句──“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正是鲁迅孤独反抗的自我祭奠。

 

    在对《鸭的喜剧》和《秋夜》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它们所代表的鲁迅作品为教科书所接受的两大品质:以《鸭的喜剧》为代表的朴素亲切、风趣可爱的风格和以《秋夜》为代表的作为启蒙者的独立、反抗精神。这正是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的价值。

 

    对编写现代母语教科书的启示

 

    通过对民国时期主流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的梳理,我们还原了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原初面貌。这让我们确证了鲁迅及其作品在教科书中的经典地位,同时也让“教科书删除鲁迅作品”这个伪命题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反证了当下社会主流观念对教科书中鲁迅作品及其价值的认同。

 

    当我们从民国教科书回到现在的教科书,看到的鲁迅作品,主要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社戏》《雪》《孔乙己》《记念刘和珍君》等等。这些篇目和民国时期主流教科书的主要篇目有相同,也有不同,它说明了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接受和变化是普遍、一般性的,个别课文的调整并不意外。我们看待这种篇目的调整,也要像看待“民国热”一样,认识到:人们关注的也许不是真实的民国,而是理想的民国,是需要从理想的民国中得到慰藉当下的力量;同样,人们关注的也不仅是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变化,而更多的是对现代母语教科书中文化精神的坚守。人们对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关切和反溯,恰恰契合了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对民族精神建设的需要。

 

    由此,我们应该明确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的价值,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个体性关注和深刻的启蒙性探寻,也是我们研究与编写现代母语教科书的应有之意和精神追求。

 

《新编初中国文》,中华书局1938年版

 

《鸭的喜剧》(中华书局,新编初中国文第三册)

出处: 《中华读书报》(2013年06月12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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