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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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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老农识字和老外识字

──从清代乡土识字课本《庄农日用杂字》说起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世友

 

华北农村广泛流传的《庄农日用杂字》
 
 
现代人编撰的《杂字》解读本

 

  春风里的困惑

 

  掐指一算,自己从事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也十余年了。这十来年,几乎是历史上国际汉语教育发展最迅捷的一个阶段,孔子学院已经全球开花,汉语学习者也呈几何数级在增长,这极大促进了对外汉语教材出版事业的繁荣。根据国家汉办统计,截至2011年底,可检索到的汉语教材共约15500种,可购买到的实体教材9600余种。其中,2005年以后出版的教材占57%,可见近期发展之迅猛。

 

  这一段时期,对外汉语教材的使用对象更加多样化,从大学生群体迅速向中小学、成人和幼儿汉语学习者扩展。而语种覆盖和使用区域也几乎是“无远弗届”。以笔者亲自参与的项目为例,国家汉办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合作开发的《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汉语乐园》等45个语种对照的汉语教材,不仅包括法语、俄语、德语等大语种,也包括僧伽罗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小语种,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潜在学习者。

 

  身处对外汉语教育“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大好春光里,我却不免有几分困惑和茫然。在琳琅满目的汉语教材中,虽不能说是“千人一面”,却常给人一种“面貌雷同”的感觉。从话题的选择,到文本的选取,再到内容的编排,很多教材可以说大同小异,而真正“有趣,有用,有效”的教材却并不多。相信很多同行都和我一样在苦苦思索:这个“瓶颈”是什么?突破口又在哪里?似乎,唯有两条旧路可以透出希望,那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父亲的老课本

 

  去年,父亲从山东临朐老家来北京小住,闲暇无聊,常常从行囊中翻出本旧书,戴上老花镜,嘟嘟囔囔地念念有词。偶然细分辨,似乎是这么一些五言韵语:“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一时兴起,也讨过来仔细翻看了一遍。原来是一本《临朐县志》,父亲诵读的是其“附录”中的《庄农日用杂字》(以下简称《杂字》),这是一册根据鲁中山区农村生活实际编写的韵语识字课本,编写者是我两三百年前的同乡──清朝中期山东临朐人马益著。《杂字》全文474句,共2370字,详细描述了鲁中山区农村春、夏、秋、冬四季的生产活动、日常劳作以及婚嫁、饮食和年俗等。全书琅琅上口,贴近生活,真实自然,既饱含着对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又具有很好的识字功能和很强的实用性。

 

  如“开春”一节:“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牛筐草绳拴。抬到南场里,倒碎使车搬。粪篓太也大,春天地又暄。只得把牛套,拉绳丈二三。肚带省背鞅,搭腰四指宽。二人齐上袢,推了十数天。一个撒着粪,一个就拧鞭。……”这一节具体而详尽地描写了开春备耕、耕地和播种的农事活动,寥寥190字,不仅对农耕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更把“农具”这一语义场归纳在一起集中学习,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好地增强了学习效果。而“园蔬”一节则详细归纳了当地常见的蔬菜,写得原汁原味,而又义类分明:“一时贪秋忙,没到菜园边。葱蒜芥末韭,卷心白都干。秦椒茄子瓠,黄瓜老了酸。生菜曲曲芽,莙荙不稀罕。萝卜栽畦脊,茼蒿最怕干。芹菜得早种,辣菜喜晚天。菠菜共芫荽,窨着过年餐。扁豆爬箔障,蓖麻种园边。金针续根菜,椿芽年年扳。蔓菁秋肯长,苔菜春里鲜。”

 

  可以说,这本琅琅上口的五言杂字是清朝中期鲁中山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实用易学、老少皆宜是其重要特点。直到清末民初,这本书在山东及周围较大地区内广为流传,并成为与《三字经》、《百家姓》并列的三大儿童启蒙读物。我社老前辈、现代著名散文家吴伯箫先生对《杂字》一书非常推崇。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想重读“幼年读过给他印象很深”的这种杂字书,“辗转经过几道手”方从故乡(山东莱芜)得到一本时,他“真说不出的高兴,像渴了喝水一样,一口气念了两遍”。1961年,吴伯箫还特意撰文《一种〈杂字〉》赞誉它的价值,并呼吁将其作为农民扫盲教育的课本。我社另一老前辈,著名语文教育学家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把以《杂字》《杂字必读》为代表的韵文书总结为:“第一,通俗;第二,结合特定对象的生活实际,注重日常应用;第三,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乡土风味。可能正是由于这几个特点,杂字书居然能跟几乎是‘官定’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相抗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杂字》启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不管是讲三皇五帝的“三,百,千”,还是讲柴米油盐乡土味十足的“杂字”,都是经住了历史和实践的严格汰选,流传下来的优秀识字教材,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掌握汉文字的最佳入门工具。和现在面对“洋人”读者的对外汉语教材一样,它们的功能都是“教人识字”,彼此是能够互相借鉴的。“三百千”和“杂字”书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在汉字处理上做到了“集中识字、韵语识字”,充分满足了“本土化、急学先用”的需求。

 

  回到本文开篇的“困惑”上,造成对外汉语教材雷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忽视了“汉字处理”。形、音、义的严整结合,字与词的相生相伴,都彰显了汉字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教材对语言要素的整体处理来看,汉字处理一头连着拼音处理,一头连着词语处理,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现在对汉字的处理,往往是随文选取、分散识字,很难保证字的复现率,大大延缓了学习者识字的过程,关于汉字的练习,也常常弱化成简单的一笔一画地摹写汉字。

 

  这样处理的结果是,成百上千的汉字在海外学习者看来,只是一堆毫无联系的、一盘散沙似的符号归集,因为字与字之间毫无关联,识记、习得的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对欧美学生来说,对汉字形态在书写方面的畏惧,对字理认识的不足,只会增加学习的难度。细思默想,导致此种散漫无极的处理态势的原因是,在现代语言学的视域中,汉字仅被视为词语和功能、话题等的附庸。因为在某些急需的功能或话题中涉及到了这些词语,为了要习得、熟练这种功能或话题,没有办法,只好先来学习这些词语;为了学习这些词语,没有办法,只好学习这些汉字;汉字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地学一下,姑妄学之,姑妄记之。

 

  这样一来,汉字处理,一方面受拼音处理的影响,一方面又受词语处理的影响,两相夹击,瘦弱得更加不堪,附庸得让人嫌弃。20世纪上半叶,在有的论者看来,汉字甚至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恨不能去之而后快。作为“联字成句、缀句成篇”的汉语基石的汉字,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富于联系的处理,汉语教材的使用效果可想而知。而千百年沉淀下来的集中识字、韵语识字和字理识字的优秀传统,面对国际汉语推广的良好态势,或被束之高阁,或被弃如敝履,却从西方语言学不断翻新的理论中去寻求解决汉语难学这一桎梏的“灵丹妙药”,真让人有南辕北辙的扼腕之叹。

 

  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外一些学者相继对此展开了探索和实践。中国的张朋朋先生、法国的白乐桑先生等都对以“字本位”为基础的汉字集中教学进行了探索,编写出了《现代千字文》《集中识字》《口语速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等,表现出了向汉字本体回归的强烈愿望。汉字有声调,有语调,是一种韵律性极强的语言,极其适合“集中识字”和“韵语识字”。而《杂字》的流行说明,集中识字和韵语识字是可以较好地满足“本土化”和“急学先用”的需要的。因此,集中识字、韵语识字作为一种内动力也应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予以融合、吸纳和呈现。

 

  与此同时,“本土化”和“急学先用”又是确保教材趣味性和实用性的依凭。这种“本土化”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研发而言,应参考《杂字》中乡土气息浓郁的实用场景描述,以学习者熟悉的生活环境为主,用汉语加以描写,同时兼及能较好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容,说身边的人与事,状身边的景与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趣,有用,有效”。

 

  总之,国际中小学汉语教材既需要系列化、立体化的“正规军”,也需要源于当地生活、短小精悍、活泼实用而又能让人喜闻乐见的“轻骑兵”。正如明朝兰茂先生的“声母歌”所言:“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我们热盼在不久的将来,国别化或语别化的以学习者当地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类似《杂字》的汉语教材能够应运而生,潜移默化地迎来汉语国际推广“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的美好明天。 

出处: 《中华读书报》(2012年05月09日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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