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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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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清末地理教科书:进步中难掩“舆地”痕迹

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 吴海涛

  从“舆地”到“地理”

 

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战争之后,闭关日久的清末帝国大门被迫打开。国人睁眼看世界领略了西方人阐释、描述这个客观世界的近代地理学,更惊叹地理之学已经成为欧美国民教育重要内容。晚清学者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发出感慨:“(西方各国)每村塾中,童子七八岁者,先读舆地诸书,四壁悬地球诸图,塾师随时指示。迨十三四岁后,则又择舆地书之精者读之。盖凡为官为士为兵为工为商,皆当周知舆地。惟其童而习之,所以无人不洞悉形势,谙练事物。”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薛福成所说“舆地诸书”,其实是指西方学校教育专用的地理教科书,中国古代将地理学称为“舆地”,舆即“疆域”,地乃“大地”。传统舆地之学起源很早,但晚到20世纪初期还停留在古代地理学的水平上,以地理志和地方志占主要地位。自科举考试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盛行后,苦求功名的莘莘学子埋头经书,无缘接触更无暇研习这些“旁门左道”。直到清末新式教育的兴起,我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没有设置地理课程,有些浅薄而且脱离当时实际的地理常识,是混合编在蒙学教材中,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世纪初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朝廷仿照西方各国,加强国民的地理教育,开阔视野, 从而提高国人素质。1902年,在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后来没有正式颁行)中,列有“舆地”这门课程。但在1904年正式颁布的《奏定学校章程》(即“癸卯学制”)中,我们看到了“地理”这一课程名称取代了“舆地”,这也是“地理”一词作为课程名称首次出现在国家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之中,由此也拉开中国近代地理教育的序幕。

 

地理教科书初探

 

我国普通中小学“地理”一科发轫于何时何校,有两种说法:一是始于1839年澳门的教会学校──玛理逊学堂;一是始于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即 1878年上海的正蒙书院。现在能够见到的编印较早的地理课本性质的读物,一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另外一部是国人张士瀛编的《地球韵言》。《地球韵言》其实并不算严格的教科书,它只是借用中国传统四言韵文的方式,普及一些近代地理学的基本常识而已。但即使这种“老瓶装新酒”的浅近图书,也让耳目闭塞的普通国民眼前一亮。郭沫若在自传《少年时代》中回忆,清末他在四川家乡读私塾,整天白日读经,晚上读诗,偶尔才能看到外面流传进来的“洋书”,其中就有《地球韵言》。他对于此书终生难忘,评价它“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真正的学校教科书编撰、出版潮流,出现在1905年科举废除、学堂大兴之后。地理教科书也和其他各类教科书一样,成为当时社会急需的事物。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1912年的十几年间,由文明书局、乐群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学部编书局、彪蒙书室、南洋官书局等各类出版机构正式推出并较有影响力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流传下来就有近三四十种。它们有按学段命名的,如《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中学地理教科书》等,也有以按国别区分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中学欧洲教科书》等;有专门讲解地理学某一分支的,如《新撰地文学》《最新中学地理地文学》,都是关于自然地理的教本,也有名为地志实为教科书,如《徐汇中国地舆志略》、谢洪赉的《瀛环全志》等。还有一类数量庞大的教科书,就是由各地州县、省份自行编撰出版的乡土地理志,因没有专门机构进行保存而长期散佚,至今未有完整统计。

 

清末地理教科书也与同时代其他学科一样,受日本教科书影响巨大。比如留日归国学生侯鸿鉴在编撰《中等地理教科书》时,就在序言中明白“交代”,自己留学东京宏文师范专科时,收藏了老师矢津昌永(日本地理学家)的地理讲义,回国任教就“即昔日所笔述者略为编次讲授诸生,期年而地理学讲义毕成一卷”。青年学者倪文君分析,日本地理教科书对中国贡献最大处是提供了比较完整成熟的框架结构、表述方法。因为中国传统的地理书著述就是各类地理志、地方志,它们古老的编撰体例不能容纳、表现近代地理学学科内容。所以仓促之间,中国学者们模仿日本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是最为便利的。即使是中国地理部分,也大多仿照其教科书体例框架,来组织、填充相关内容。如张相文所编《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是编一本东邦地理教科之条段,分纲举目,简而不紊,为本国地理之初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编译的地理教科书中,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地理概念的呈现方式,后来被长期沿用直至到今日。比如,在小学地理课本中介绍地球的球体概念时,谢洪赉《瀛环全志》介绍:“地之圆有四证,人能绕地,一也;海舟之来先见桅尖,二也;月蚀为地圆影所蔽,三也;人视地平内界恒为大圆,四也。此外证据尚多,为皆艰深难以片言尽耳”。而在姚明辉的《本国地理教科书》中,有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这四种验证方式,并分别辅以图画示意。这些呈现手段,直到2000年以后人教版及其他版本的新课标初中地理教科书中,有的还依然在沿用,可见其在教学实践中经过反复验证确实有效,故而成为经典得以保留。这个小小的例子,也能看作百年来地理教科书编写一脉相承的痕迹。

 

难以摆脱“舆地”痕迹

 

不过,百年前后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两相比较,差异还是巨大的。假如今天的学生翻看一本清末的地理课本,除去文言和竖排的阅读习惯不适应之外,更多的是惊叹于课本内容的“浩繁细碎”,难以卒读。总的说来,清末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几乎都是以区域地理为主,地理总论和地文学次之;而在区域地理中,又以人文地理为主;在人文地理方面,又大都注重大小行政区划的沿革和现状,夹杂很多非地理的内容。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传统舆地学思维在发挥作用。

 

作为传统舆地学的成果,汗牛充栋的中国地理志书,几乎都是一部部无所不包的“地方百科全书”,其中既有疆域、沿革、山川、人口、物产、道路、关隘等各类地理信息,还夹杂很多非地理的人文信息,如人物(乡贤、名宦、流寓、列女等)、赋税之类。这些信息作为史籍资料保留下来是很有价值的,但在篇幅、课时严格限制的教科书中就显得太过“芜杂”。而在清末地理教科书中,这样的“舆地痕迹”处处皆是。比如在屠寄编撰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中,人文部分的内容比重很大,其中以政教材料最多,又以官制最突出。还有军备、财政、教育、外交、刑法、货币等大量非地理内容。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庞大信息量很难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落实。

 

除了教科书编写者自身的思维习惯外,这种“舆地痕迹”的普遍存在也有其时代合理性。由于清末列强欺凌、国力孱弱,“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普遍处于一种“知识饥饿”的状态,但凡以前不了解的,无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知道得越多越详细越好。而当时对于地理学学科性质、研究范畴的认识,也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非“地理科班”出身的教科书编撰者都在凭各自的理解来定义地理。1904年,京师大学堂颁布的《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可以看做官方学界对于地理课程内容选择的一种共识:“地理课本,拟区分行省、府、厅、州、县。凡经纬度数、山川形势、户口丁漕、驿传道路、关榷税款、物产工艺,备载大略……。”其中的“户口丁漕、驿传道路、关榷税款、物产工艺”的大部分内容,现在的地理教材已经大大简化或者略而不提了。然而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人都极力强调地理的政治价值、人文价值、实用价值。如管圻表示,“地理学外观上虽为自然学科,而实以关合人事者为重要。”在这样一种认知指导下,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的范畴就被无限扩大了,政治、文化、宗教、风俗、交通、物产等,但凡地面上“关合人事者”无所不包、多多益善。

 

平心而论,地理学在清末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已经是一个巨大进步。对于久已厌倦“四书五经”的孩子们来说,能够堂而皇之地在课堂上领略他乡、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哪怕是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地理教科书,也无疑是通向外部广阔天地的一扇窗户,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喜爱。

 

著名学者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一书中,回忆1910年听史地教员吕思勉(后成为著名史学家)讲授地理课,“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着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从这一段授课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吕思勉所依据的教科书依然有着浓厚的地方志色彩,但钱穆先生的怀念却是生动、真挚、入情的。

 

 

《地球韵言》

 

屠寄编撰《中国地理教科书》地方志痕迹非常明显(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出处: 《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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