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党百年华诞，我有幸在党内生活55年。我是1966年2月在北师大读大二时入党的。回首自己的往事，在师大学习、工作25年，在教育部工作10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八年多。这一生如果说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其关键是党培养了我。

读书上大学不忘党恩

　　我生长在吉林，少年时期长在山东章丘农村。早在20世纪30年代，祖父就带领父辈兄弟三人闯关东，在颠沛流离中家庭屡遭不幸，先是父亲被日本抓了劳工急坏了家人，几经磨难父亲逃出虎口；相继大伯父、祖父、二伯母和母亲离世。母亲去世时我7岁，弟弟4岁靠70多岁的祖母以及伯母抚养，哥哥赴东北找父亲。父亲在东北续弦后经营铁匠铺亏损破产，不能接济我们在家的生活，伯母和我们分了家。祖母坚持让我读书，我又不忍心祖母一人操劳只好辍学，弟弟没上学，协助奶奶种着二亩山地。家中缺米少柴，天天拾柴挖野菜和采树叶，在姑母和乡亲们的帮助下艰难度日。农村成立互助组后在村长的支持下，学校免了我的学费复学了。那时农村高小未普及，初小升高小实行统考择优录取，由于辍学一段，我统考落榜又失学了。1956年春五年未回家的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回吉林榆树，我开始复学，弟弟也开始上学。这时父亲以磨刀人为业走街串村维持家计。继母是农村人，给我带来一个姐姐，全家五口人生活十分艰难。每逢开学三个读书孩子的学费、书本费成为难题。感谢党！我上小学、初中和高中大多都是享受助学金，免交学费。

　　我读高中时，学习的主攻方向是数理化，拟考理工科大学。1964年春开学高三分文理班，实行分部教学准备高考，我选报了理科班。这时班主任老师、语文、政治、外语等学科老师和教导主任找我谈话，为保障学校文科班能有多人考上重点大学，劝我到文科班学习，我服从了老师。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北大毕业的，他执意让我填报北京的高校，我就填报了北师大政治教育系，果真被录取了。抚今追昔，我非常感谢当年老师们的指点和教育。

　　到校后通过入学教育方知，我们所学的专业是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和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而学好理论的首要条件是热爱所学专业，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信仰，解决“跟谁走，走什么道路，为什么人”的问题。由于中学时代我加入了共青团，对党感恩的思想油然而生，通过学习雷锋事迹，听党话，跟党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扎了根。入学时，我们班已有七名党员，他们均是来自工作岗位的调干生，是我们的表率。所以一入大学我就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也常写信嘱咐我“能考上大学到北京读书，这是托共产党的福”。

　　后来父亲才对我讲起，在东北解放战争时，他曾亲自赶着自家的马车去支援前线。支前时一匹马的眼睛被流弹片击伤，马惊车毛，父亲摔伤仍坚持支前，被评为“支前模范”。政府要赔偿伤马钱，父亲不要并说马瞎一只眼不影响干活；要吸纳他到政府工作委任官职，父亲自知文化浅，没去；要分给土地，父亲不要，自己有手艺会打铁可养家糊口，让给无法谋生的人。他说是“共产党给了他光荣”，“若到政府工作就不会破产”。他嘱我：“人要有良心，不能忘本”！

专业课坚定了我的信仰

　　我爱师大，更爱师大的老师，当年给我们开课的老师大都是学科的骨干，学术造诣较深。通过专业课的教育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学过的主要课程是中共党史、哲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逻辑学、俄语等课程。在学习中共党史时，我较为认真地通读和学习了《毛泽东选集》（1—4）卷，也读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贤的著作和革命前辈的回忆录《红旗飘飘》，还读了《联共党史》。通过中共党史课的学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倍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更加坚定了跟党走，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哲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其参考教材是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哲学的著作。哲学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问题，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白了人类认识无止境，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必须遵循规律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看家本领。李瑞环同志把哲学称为“明白学”“智慧学”“能提升人们的工作能力”言之深刻。留校后老师们又为我们补授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通过此次补课使我认识到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实质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是必然的，道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必然灭亡的规律，并对社会主义的产生提出科学的预见，认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从中也懂得了一点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我自学过科学社会主义，进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时又较为系统地学习过，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进入师大、我被浓郁的学习氛围所感染，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参加工作后也常进图书馆，离开师大后因家住师大也常去那里。人教社因设有图书馆，距国家图书馆也近故常去。读书令我工作受益无穷。知识到用时方知少，由于文革大学只读了两年书。参加工作后，只能以问题为导向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当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81年校党委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这里学员高人云聚，精英荟萃，如胡锦涛同志就是我所在党支部的负责人，同他们一道学习很受益。学习期间聆听过胡耀邦、王震、田纪云、胡乔木、钱其琛、冯文彬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也听过钱学森、卢嘉锡、于光远、宋健等同志的讲座，令人顿开茅塞，耳目一新。这里条件好，每人一间房，师资水平较高，在这里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建知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一生读书最多的一年，这里的学员是我的楷模，通过交流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多方面提高和丰富了自己，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教育之深，收获之大，终生难忘。

参加劳动与工农结合，筑牢宗旨意识

　　我读大学时，师大非常重视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师大有好的校风是学生勤于动手热爱劳动。那时的教室、宿舍及楼道和厕所都是学生轮流值日打扫卫生，校园卫生每个系也有责任区。那时布匹是凭票限量供应，学生衣服少，不分男生女生衣服坏了自己补，被褥自己拆洗。在班上大家凑钱购理发工具、修鞋工具，相互理发，自己修鞋是常事。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参加“三夏”劳动，与农民一道割麦、插秧、种地、锄草。下乡劳动时住民房搭地铺、铺稻草睡草席，师生睡在一起，干活时同社员干在一起。六月骄阳似火，出汗麦芒沾身又刺又痒，但你追我赶谁都不愿落下。有时团支部、班委会组织义务劳动，我们班就曾随掏粪工人在定府大街背过粪桶掏过粪，那时同工人一块劳动都不怕苦不怕脏。

　　1965年国庆后我们年级三个班108人率先去山西临汾果树场（这是山西省政府为太原市知青开办的）实行半工半读。三个班分驻三个地方，我们班被分到葡萄队，地处吕梁山下汾水河边，是革命老区根据地。果场职工是住一排排的新建的砖瓦房。我们班男生住进一个废弃的马厩，女同学住进一间工具室，这既是我们的卧室，也是我们的教室和餐厅，每人一个马栅，以床做课桌。室内有电灯，但受季节影响停电是常事。那时师大要在此建立文科半工半读基地即分校，师大后勤基建处派了很多工人师傅，在当地也招了些农民工。我们的任务就是跟着工人师傅盖房建窑洞和挖窑洞，为后续文科学生的到来打基础。每天劳动都是同砖、瓦、灰、沙、石打交道。真是半工半读，为了抢时间盖房，甚至劳动的时间多于读书上课的时间。所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建起了供600名师生吃住的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宿舍。同时我们也参加果树场的劳动，给果树培土、施肥、浇水、剪枝、打药。我们自己也开荒种地播种小麦、玉米和蔬菜。还到附近农村兴修水利，挖渠筑堤，参加夏收劳动。同时也深入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参加扫盲教工人、农民识字学文化。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光有书本知识不行，必须和工农结合熟悉和了解社会。老区人民纯朴，热情、真挚、执着、奋斗和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6年11月我们一行5人背着行李从北京出发徒步长征历时70多天，行程近5000里到达韶山。为了了解国情，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避开城市走乡村，宁走羊肠小路和山路，也不走大路乘交通工具。每天行程结束进村，找生产队长安排到老乡家食宿，进到老乡家，放下行李为老乡扫院子，挑水，帮老乡干活。吃饭时不管吃什么按学校标准付费给粮票。饭后与老乡拉家常，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一路可谓进百家门，吃百家饭，睡百家炕。途经白洋淀我们采访了雁岭队的老游击队员。到河北临西县的东留善固采访过全国知青劳模吕玉兰同志。在冀中采访过抗日老游击队员。在兰考参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展览馆，拜谒焦裕禄墓并敬献花圈。走到大别山区的大悟县宣化店，参观周恩来同志同美蒋代表的谈判地。在长沙参观毛主席创办新民学会旧址、毛主席和杨开慧的住址清水塘和毛主席读书的长沙师范学校，并到长沙县板仓把亲手扎制的花圈献给杨开慧烈士，走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每想到此心情都不会平静，震撼着和洗涤着自己的灵魂。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国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半工半读和徒步长征，了解了国情民情，加深了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懂得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养成了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习惯，同时也养成了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融为一起的习惯。同他们在一起就会将心比心，真正体会到劳动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真正历史的主人。与人民在一起易提高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方能自觉体会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英雄模范的伟大，进而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他们为楷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奋斗一辈子。

校党委培养了我的能力

　　我在北师大经历过多个工作岗位的锻炼，相继在二附中和政教系当过教师，后到校团委会、党委宣传部、地理系和校师资办公室工作。我在二附中时校长是顾明远老师。他对队伍建设抓得很紧，记得我开始讲课的第二周，顾老师就来听课。那节课我很紧张，讲课时甚至不敢看学生，只看天花板，越紧张心越慌，语速越快，准备讲的内容不到30分钟就讲完，我只好提出问题，让学生复习所讲的内容。下课后顾老师鼓励我：“你们没有经过教育实习，能把课讲成这样就不错了。可多听听其他老师的讲课提高自己。”之后，我不仅听政治老师讲课，也听语文、历史老师的讲课，还坚持每周到八中听成志伟老师讲课。二附中管理有道，除抓集体备课的教研活动，还组织教师之间的听课评课，这不仅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也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遇上好领导，好同事将影响你的一生，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师大从延安和解放区过来的老干部多，我经历的校领导如高沂、贾震、聶菊荪、浦安修、赵德芳、谢芳春等，他们的思想、作风、品格虽然不同，但革命前辈的风范和革命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校团委、党委宣传部、师资办公室工作时，在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支持下，使我熟悉了共青团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以及队伍建设人事管理工作，我深情地感谢他们，是他们的帮助和扶持我才有了进步。说心里话他们中许多人就是我的老师，论学问和工作经验比我好，领导能力领导水平比我高，但他们把我扶上马成就了我，我非常感谢他们！

　　1978年10月党委派我到地理系任总支书记，浦安修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她首先告诉我已与系主任周廷儒先生取得联系介绍了我并欢迎我去。她嘱我要注意的事情，教我工作方法，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有问题有困难可直接找她，听后我心里感到暖暖的，倍感亲切。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党总支狠抓了党的建设，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任人唯贤，公道公正公开选拔任用干部，发展党员，狠抓教学科研，工作扎实取得成效。我在地理系工作近六年，与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我与师生一道野外实习，老师们吃苦耐劳，不惧艰难困苦，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关心爱护学生，认真教书育人的精神影响教育着我，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丰富了自己。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依然令我念念不忘；特别是系主任周廷儒先生，他是学者专家，中科院院士，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一直执教于地理系。在其50多岁时，参加中苏联合考察新疆、骑马和骆驼走遍大漠戈壁和天山南北，住帐篷、喝雪水、吃烤馕，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历时两年多完成任务。在其60岁时支持其爱女赴西藏工作。在其80多岁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同他一道工作的岁月，他是学者对谁都谦恭有礼，他是长者系主任，但从不盛气凌人，而是有事同大家商量，令人尊敬，风范长存。在地理系工作，让我积累了党的基层工作经验。

站好最后一班岗

　　1989年底我离开师大，相继在教育部人事司任处长、副司长和办公厅副主任兼行政服务局局长。这期间曾派我到山东德州挂职锻炼，学到了基层政府工作的经验。感谢部党组对我的信赖和培养，在我进入55岁时来到了人教社。这时我的工作生涯不多了，且半路“出嫁”搞出版深感责任重大，事关两亿多中小学师生教学用书和学习用书；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关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摊子大，到人教社后教育部又把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和濒临破产的印刷厂划归我社，大小公司40多个，近1500人；竞争激烈，教材实行多样化政策，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参与竞争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

　　“一生听从党安排”“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入党时对党的承诺。我怀着赤诚和敬畏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力争站好最后一班岗。令我欣慰的是人教社接受了我，老师和同志们给了我信赖和包容，关爱和理解，支持和帮助，智慧和力量，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人教社历届领导班子打下了好基础，有一支好队伍，特别能担当，特别能负责，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给了我最大的激励，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力量的源泉，可谓“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很幸运，到岗后不久，于2000年6月全党开展“三讲”教育。在部党组巡视组指导下，我们开展了“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教育。于2005年1月又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由于认真组织实施，收到显著成效。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领导班子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实行走群众路线更加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积极，完善了规章制度建设；班子和谐风清气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彰显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建设的加强，促进工作的全面提升，同时也提出了人教社的战略发展思路（即突出“一个主体”，加强“两个侧翼”，建设“三个一流”，实现“四个确保”）。有力地促进了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的转变，提高了教材研究编写出版效率和质量，促进了管理和加强了营销，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真可谓党建出效益，管理出生产力。1999年到2006年人教社销售收入从5.06亿元增至19.46亿元，增长356.4%；利润从2.39亿元提高到4.01亿元，增长167.7%；资产总量从13.26亿元增至35.6亿元，增长268.4%。据不完全统计，在入选参与编写九义教材的78家出版社和入选参与高中教材编写的37家出版社中，人教版的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截至2006年，人教版九义教材的市场占有率全科为50%，主科占60%；新版高中教材在已实验的10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占有率已近60%。人教厂扭亏为赢，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效益也大幅增长。

　　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双丰收外，人教社也获得多项荣誉：连续四次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八家出版社之一；被教育部、财政部和发改委授予“全国两基先进单位”；被新闻出版署评为“讲信誉重服务”出版单位，还连续五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被教育部机关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上述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人教社有一个好班子，有一支好队伍，有一个好的上级领导机关——教育部。得益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版部门和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个人只是牢记党的培养，与大家干在一起苦在一起，拼在一起乐在一起，做一个人民需要的党员。回首往日，我的工作距离党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差距还很大，许多工作没做好，不尽如人意，已成为憾事。现已退休多年，对自己的要求是牢记党员身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力所能及，发挥余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本文作者韩绍祥，76岁，人教社党委委员，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