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1985年以来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发展战略结论，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本世纪(即20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时间”、“时机”、“机遇”问题。1985年7月11日，他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1987年6月12日，他指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8年6月22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1990年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党和人民聚精会神，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口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

　　“三个有利于”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又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句话勉励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肩负起引导、教育人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使命。这四句话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南。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