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1.1936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

　　2.为什么说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蒋介石

　　1936年2月，董健吾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从1936年8月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军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

　　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对日的妥协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为什么说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继续南侵，一方面，严重损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怒潮已很难压制，而“剿共”又总不得手。于是蒋介石一面开始进行抗日准备，一面继续军事“剿共”，同时施展出新的一手：找共产党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他派出几路人马，“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来找宋庆龄，请他姐姐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讯息传递过去。宋庆龄早已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但是出于民族大义，她欣然同意做这一工作。就这样，国共分裂后，于民族存亡关头，宋庆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孙中山宋庆龄

　　1936年，中共中央估计到在新的形势下，蒋介石政府有可能改变对日态度，因此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中旬，中共中央正式派潘汉年为代表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前，特地到上海拜见宋庆龄，并转交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信中表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她的敬仰之情，认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敦促国民党中枢迅速改变错误政策，实行抗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宋庆龄虽长期与蒋势不两立，并一直受到蒋介石指派的特务威胁和迫害，但她在12月13日即事变发生第二天得到消息后，立即决定飞陕，劝张学良释蒋，条件是蒋答应抗日。在中共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事变很快和平解决，宋才未及西行。但在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中，宋是最先从正确的立场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结束。为巩固和平，促使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局面早日实现，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四项保证。宋庆龄接受1936年毛泽东信中的请求，一改大革命失败以后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她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尽管由于国民党内亲日派和顽固分子的阻挠，提案未被通过。然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所以大会原则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会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多次进行了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7月15日，中共中央交付给国民党一个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双方约定随之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8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后，经过上海，特地向宋庆龄通报了谈判的情况。宋在家中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成立国共合作的宣言。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文字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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