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1.为什么说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2.为什么说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更为直接的条件？

　　为什么说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的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的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为什么说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更为直接的条件？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师西进。12月3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

　　1935年1月1日，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再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领导者顽固坚持回兵湘西的军事错误，基本上结束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权，提出了渡江后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按照猴场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略目标，在思想和行动上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创造了直接的环境条件。

　　（1）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完成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是黎平会议的继续。黎平会议后，“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彻底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乌江边的猴场召开会议，再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错误，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在猴场会议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渡乌江北上的信心。

　　（2）猴场会议提出了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是黎平会议的发展。猴场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这一行动方针的提出，使中央红军由战略上的被动变成主动，它对遵义会议及其后来反对蒋介石新的“围剿”具有深远影响。关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猴场会议更明确更具体地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3）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创造了直接的环境条件。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猴场会议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说服，中央多数领导成员统一了思想，为遵义会议上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打下了基础；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组织上的进一步准备。猴场会议首次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周恩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表明，猴场会议基本上结束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

　　文字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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