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我调到刚刚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最早一批编辑人员。这之前，我在新疆乌鲁木齐一所中学任校长。1950年初，因国家急需懂俄语和教育的人才，组织把我调到北京，进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到人教社时25岁，今年95岁，转眼过去了70年。当年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有些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比如说“忙”。我在人教社工作的那几年一直都在忙。忙到经常要加班加点，甚至在夜间工作；忙到把孩子们放在幼儿园，几个星期顾不上接他们回家。

　　我们当时在忙什么呢？

　　首先是忙工作。我们知道，国家成立人教社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小学生研究、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但是怎么编？没有现成的经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探讨。

　　建社初期，主要是研究苏联编写中小学教材方面的经验，研究苏联教育学、教学法、儿童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我的业务专长是俄语，到人教社后，分在翻译科工作，主要负责把苏联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各年级的教材和教学法等有关书籍译成中文，供小学语文室的编辑编写教材时参考研究。当时需要翻译的东西很多，交稿的时间很急，我对翻译又缺乏经验。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经常向老一辈的学者和同事们请教，并努力钻研。

　　最让我受益的是，我翻译后的稿件，叶圣陶社长一定会亲自审阅，亲笔修改，同时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改。例如，在我的译稿里，有时会用错“的”“得”“地”三个字，有时会用错标点符号。叶圣陶社长就非常仔细地给我解释，什么时候用“的”，什么时候用“得”，什么时候用“地”，向我解释标点符号的用法等等。就这样，在叶圣陶社长和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我在工作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和文字修养。

　　1956年，教育部发文，责成人教社编辑、出版中学俄语、英语两种教材。这之后，人教社成立了俄语组。我和丁酉成、赵洁珍、王悦祖四人成为第一代俄语组成员，着手编写供全国中学使用的俄语课本。

　　根据1958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俄语教学大纲（草案）》的规定，这套课本在讲授俄语语言知识的同时，注意突出政治思想教育，注意发挥英雄人物的育人作用，注意向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教育。

　　最后选定的课文，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刘胡兰》和《向秀丽》。之所以从众多英雄人物中选定她们两个，是因为考虑到，刘胡兰为新中国成立献身时15岁，跟我们的中学生岁数差不多。因此通过刘胡兰的事迹，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容易产生共鸣。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就发生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很有时代感。选定课文以后，我负责把它们译成俄文。翻译时，我对每一个词都要反复推敲，要使课文的语言符合俄语的表达习惯，要尽可能重复当课学习的语法和词汇重点，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程度。做到这些的确很不容易。另外，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细节。例如有一次在编练习时，用了“王明”这个名字，当时主要考虑，这个名字用俄文读时，发音不难，书写也比较容易。领导审阅后，提出换个名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在工作中我逐渐认识到，教材编写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需要极其严谨的工作态度。教材定稿前，全组同志要反复阅读，不光横着看，还要竖着看，力争做到零失误。另外，为了编好教材，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例如编完教材的初稿后，我们必须在定点学校亲自试教，然后请部分学校的老师试教，我们去听课，并和师生座谈，广泛征求意见。这之后再对教材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由叶圣陶社长审定。

　　总之，建社初期的工作非常忙。为了做好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调查研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二是忙进修。建社初期，人教社有厚重的学风。领导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编辑在工作上都有压力，都会主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培训，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编辑业务和工作能力。

　　我就多次参加过培训。例如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汉语培训班”；教育部举办的苏联专家崔可夫的“教育学”讲座；人教社和出版局一起组织的，由叶圣陶和张志公等专家授课的“语文学习讲座”等。参加这些讲座和培训，使我受益匪浅。

　　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同志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在业余时间学俄语。1952年社里组织了俄语班，由我授课，教材是《联共布党史》。参加俄语班的有刘直奉、江季筠等同志。大家突击学习了几个月，凭着顽强的意志，“啃”下了这本厚厚的，难度相当大的著作。

　　说到进修，我还记得，1984年人教社再次组织了俄语班。当时，负责这件事的严志良同志请我给这个班授课，我愉快地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人教社的一个好传统。在这个俄语班学习的同志，大部分是编辑室的负责人。他们虽然工作很忙，但仍自觉要求进修，并挤出时间，认真、刻苦地学习俄语。

　　参加学习的陈宏伯同志以前下班回家研究数学，现在改成研究俄语了。语文室的崔栾同志有一次没来上课，他托人带给我一封信，详细解释那天他不能来上课的原因，并保证一定按时完成作业。参加这个俄语班的所有同志为了学好俄语都一丝不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他们身上，我高兴地看到了建社初期时的优良风气和传统。

　　三是忙外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教社与苏联的一些教育机构保持频繁的交往。每次外事活动，我都担任翻译。有时候，座谈会上不仅要口译，还要把双方感兴趣的内容笔译出来。例如在一次座谈会上，陈侠同志介绍了他写的一篇关于“教育学”的文章，引起了苏联专家的兴趣，希望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俄文译稿。因为苏联专家第二天回国，我就开夜车翻译了陈侠同志的文章。那段时间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建国初期，我国召开许多重大会议，苏联都会派团参加。这期间，我多次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在阎明复同志的领导下，为国庆十周年招待会等重要会议做中译俄同声翻译。

　　外事无小事。不管是在大会上，还是在日常交往中做翻译，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做准备。因为准备充分，我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领导教给我的翻译任务。

吴伯萧副社长（左四）陪同外宾参观人教社，作者（左一）任翻译。

　　四是忙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运动比较多。例如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我和一些同志爬到房顶上，一齐吆喝，并挥动竹竿围轰麻雀。再比如大炼钢铁运动。我们先把家里铁制的锅碗瓢盆送到社里，然后又忙着四处寻找挖掘废旧铁制品。这期间运动要搞，工作也不能停，但因为搞运动一般在白天，所以稿子就只能忙着在夜晚写。

　　除了上述四点围绕“忙”，还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举几个例子。

　　一、条件艰苦

　　建社初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当时，社里只有两部公车，还都是旧的。有一次，戴伯韬等领导陪外宾去香山。我作为翻译，参加了这次外事活动。在返回的路上，车在离北海不远的路上抛锚了。戴伯韬同志面带歉意地向外宾解释说:现在人教社的条件不太好，但以后一定会改善的。

戴伯韬副社长（右一），吴伯萧副社长（左四），作者（右二）和外宾合影。

　　那个时候，办公室都不大，每个房间里都是十几个人一起上班。办公室里没有电扇，更别说空调了。一到夏天，大家都热得大汗淋漓。我从新疆来，习惯了凉爽，更受不了北京的炎热。但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坚守岗位，从未影响工作。

　　那时我们去外地出差，很少住宾馆。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出差，住在一个洗澡堂里。澡堂下班以后，我们才能住进去。里面的空气不好，被褥也不干净。但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毫无怨言。

　　总之，建社初期艰苦的工作条件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我经常对我的孩子说，今天人教社发展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社，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但是我认为，应该永远记住人教社创业初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应该永远记住人教创业人在困难条件下拼命工作的干劲。

　　二、参加社会劳动

作者（前排左三）和参加人民大会堂基建劳动的同事、工人师傅合影

　　当年社领导要求编辑干部既要了解学校，又要了解社会。那个时候，每到秋收季节，社里都组织编辑干部去农村和农民一起收麦子。另外，社里还组织编辑干部参加一些国家重点工程的基建劳动。例如我就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基建劳动，在劳动中和工人师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与工农相结合，使我们既了解了社会，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

　　三、同志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刘熏宇副总编辑（前排左二），作者（后排右一）和民盟部分成员合影

　　我在人教社工作期间，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人有困难，其他人会立刻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例如，我是归国华侨，刚到人教社时，汉语水平不高。当我着急如何才能尽快提高汉语水平时，戴伯韬同志为我介绍教育部开办的“汉语培训班”；刘熏宇同志介绍我加入民盟。在这个组织里，我有机会同汉语水平很高的专家进行交流，向他们学习。

　　我和很多同志在人教社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可举的例子非常多。因为篇幅的关系，在这里只说一说我和赵洁珍同志的友谊。

　　我们两个人同在建社初期的翻译科工作，又都是第一代俄语组的成员。赵洁珍学识渊博，性格温文尔雅，考虑事情非常周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外地出差。当忙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她说去看一位住在当地的亲戚，第二天早上回来。那天晚上，我在街上转了转。当我回到住处时，看到赵洁珍已经回来了。原来，她不放心我一个人，提前赶回，令我非常感动。

　　70 年来，我和赵洁珍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去年，长我两岁，已经96岁高龄的赵洁珍艰难地爬上我居住的三楼来看我。见面后，我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拥抱中包含着对彼此的深情和牵挂。70年前，我们相识在人教社，一起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创业的人教社奉献了美好的青春，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虽然我们都离开了人教社，但都时刻关心着人教社的改革和发展。70年来，在人教社建立起的友谊一直珍藏在我们的心里。

2019年，作者（94岁）和赵洁珍（96岁）合影

　　四、默默耕耘

　　上世纪50年代，人教创始人对工作是不追求名利的。在出版的教材上不署名；加班没有加班费；任务再重，没人讲价钱；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不提任何条件支援边疆，支援基层。

　　1960年，中宣部为进行教学改革试验，成立了北京景山学校。我于当年被中宣部借调到这所实验学校担任俄语教师。后来为了保证景山学校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的一条龙实验，学校领导希望我正式调入。记得人教社领导为调动的事找我谈话，说人教社是中央单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景山学校则是市属单位，刚刚成立，条件相对比较差，让我再考虑考虑。我当时想的是，教改实验刚进行了几年，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坚持留在了景山学校。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年我选择留在人教社，物质条件如住房和退休金等，肯定比在景山学校好。

　　但是我并不后悔。在景山学校，我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几十年来，我的学生们经常来看望我，讲述他们取得的成绩，使我深切感受教书育人的喜悦，这种喜悦和在人教社工作时的喜悦是相通的。

　　2020年是人教社成立70周年大庆。为了纪念建社70周年，社里准备派人到家里采访我。为此我非常感动。感谢人教社现任领导记得我和其他为人教社创业做出过贡献，后来由于国家需要，调离了社里的老人。

　　我为人教社成立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绩感到无比兴奋和骄傲，向人教社表示祝贺。祝人教社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