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深秋，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那一年，我28岁。刚来不久，就赶上了世纪之交时启动的新中国第八次课程改革（俗称新课改）。新课改最初几年所奠定的教材格局，一直影响到今天。

　　01　世纪之交的课改形势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有关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新课改正式启动。实际上，在正式宣布新课改之前，教育部已经在围绕着新课改做准备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参与到新课改的洪流中时，我不过是30左右的小伙子，对于政策、形势也了解不会很深。但是，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对于人教社来说并不全都是利好。

　　在2000年左右，我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某场国际性的基础教育研讨会，作为年轻的普通代表，坐在会场靠后的几排。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旁边两位代表就在那里议论说：人教社，自己编的教材自己审……

　　那时候，社会上有个别舆论认为人教社在垄断教材（实际当时义教教材有好几个版本），垄断者是可恨的；甚至某些人认为人教社和各地教研部门是课改的绊脚石，要先打倒人教社才有新课改。还有一种意见是，人教社把已有教材修订好就可以了，新课标教材的编写就不要再参与了。虽然这些不代表主流，但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不利因素，如果当时全部采纳这样的意见，不但不利于人教社，也不利于课改。

　　当然，新课改的进行没有被杂音过多干扰，新一轮课程改革发展良好。回过头看，上级领导们头脑很清醒，社领导决策很正确。人教社不但把原有教材修订好了，更是把新课标教材编好了。人教社在参与国家基础教育重大改革的过程中，与时代同步，已经并将继续是课改的依靠力量。

　　02　编写教材的经历

　　2000年，新课改还在筹备之中时，我们就在跟踪课改进展，提早做教材编写的准备工作。那时，我们就在做一些相关的科研工作。我刚调到人教社的几个月里，就对室里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做整理工作，统计分析了2000多份问卷并写成文章；2000年时，还参加了赵占良老师负责的“生物学科进展对生物课程的影响”的课题，为新课标、新教材的编写做准备。当然，教材编写的研讨，也在教材编写正式启动前就开始准备了。2000年夏天，生物室就在金海湖边一个宾馆召开了教材编写研讨会。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编写新教材的工作正式启动了。在2001年前后，生物室的工作压力很大，有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修订，大纲版高中生物教材的修订，还有与云南省教科院合作新编生物教材，当然，任务最艰巨的就是新课标生物教材的编写。当时生物室才6个人。庆幸的是，当时的生物室主任赵占良老师决定我们要咬牙坚持，与大部队一起行军，赶上新课标教材的立项、审查。

　　新教材编写，生物室一改以往的自己写、外面老师提意见的做法，组织了大学教授、一线教师和教研员，加上生物室专职人员组成的三结合的队伍。队伍组织起来，编写的时候，开编写会就是经常的事了。

　　编写会一般都是在郊区的宾馆开。在郊区宾馆开会的好处，是大家都得抛开其他工作，全心全意在这里开会。编写会上，头脑风暴式的研讨，气氛十分民主。无论是谁写的稿子，无论是谁提的想法，都要在会上经受大家的检验，而且是批评为主表扬为辅。因此，编写教材的人必须得有一副厚脸皮，能经得起批。不愿意经受这样的批斗式研讨的专家，就会选择退出编写组。

　　如果要抓一个新课改中的关键词，那就应该是“探究”。在编写初中生物新课标教材时，对于什么是探究，教材里怎么体现探究，大家的看法不一。也有的专家总在强调教材里的探究力度。编写过程中，大家就如何体现探究力度提出了很好的想法，因此，新课标教材有了类型丰富的探究活动，包括资料分析、探究、实验等，从而将知识的学习融合在探究、建构的过程中。

　　2001年开始编写初中教材时，还是分批送审的，初中生物教材4本，分三批送审。到2003年前后开始编写高中教材时，我们就计划全套6本同时启动、同时送审。我担任高中新课标教材两本的责任编辑，对于教材编写的体验，比之前有更深刻的感悟。几轮编写会开过，作者交来的稿子还需要再加工，责任编辑修改第一遍。这种修改，不只是修改错别字和语句，而是要对内容、文字都做修改和完善。有时候，晚上改稿子兴奋了，竟然会老半天睡不着。躺在床上想到什么好点子，我会立刻爬起来拿铅笔记下来。床头柜上经常放着铅笔和纸，就是为了半夜里及时记这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有一个全新的高中模块，怎么在教材栏目设计上体现生物学和社会的关系，有不少想法就是在辗转反侧中想到的。

　　有的作者是专业里的大家，写的内容科学性很好，就是有点深、有点多。因此必须做精简。那时的我胆子也很大，敢毛手毛脚地“砍”大教授们写的稿子。当然，万一改不好，后面还有主编朱老师和赵老师可以兜底。在探讨教材和改稿子的过程中，有的社外作者在工作中慢慢熟悉起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北大医学部的教授，后来就成为我亦父亦友的忘年交、亲如家人。这位教授后来多次说我改稿子时是“心狠手辣的刀斧手”。

　　教材的责任编辑，还要找教材用的照片，组织绘图等很多项工作，要成为主编的得力助手。期间的辛苦，做过教材的可能都有体会。

　　2004年，高中全套6本教材在送审时一次通过，且免复核，是最好的一种审查结果。2004年教师节，胡锦涛总书记拜访教材主编朱正威老师时，翻看的就是刚刚印出来的高中生物新教材。

　　200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教师节之际到朱正威老师（左一）家中看望，并进行亲切的谈话。朱正威老师是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实验教科书生物》的主编之一。

　　教材质量得到大家的认可，一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主编的作用非常关键，编写团队的协作、责任编辑的加工、绘图排版人员的创造，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使用教材的教研员、师生对教材的包容和支持，也是使得教材越来越完善的重要条件。如果要把教材编写、修改过程全部叙述清楚，恐怕得写一本书了，我所提到的只能是蜻蜓点水，一定是挂一漏万。

　　03　市场推介和培训服务中的那些事

　　新课改后，教材选用的时候，需要做教材推介；教材选定之后，需要做教材培训服务；教材使用过程中，还会回访、调研。那时，社里为了做好培训工作，专门成立了培训办公室。2010年培训办合并到教材事业部。

　　由于培训集中在暑期，面对繁重的培训任务，各学科编辑室都成立了几十人上百人组成的培训专家团队，我们的培训工作得到很多社外专家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专家的加盟，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培训专家们在一起出差的过程中，可以加深了解。很多专家在培训路上因此成为好友。

　　培训要到地市一级，各省代理单位一般都会做好本省各地市的培训组织工作，培训专家到达当地后的行程就由他们来安排。当然，其他与教材服务有关的工作，也都是代理单位来提供服务的。在培训季，他们连轴转，几乎整个暑期都是在外面奔波，非常辛苦。参与这些工作，我也感受到我们和各省代理单位真的是一家人。

　　各省在组织各地市的培训时，一般会考虑将各地市的培训时间衔接好，这样就可以沿着设计线路，在这个地市完成任务转到下一个地市。我记得，在2006年前后，我和广州麦老师、苏老师一起去福建省各地市的培训就持续十多天，厦门是第一站，宁德是最后一站，中间就有龙岩、三明等好几个地市，一路跑了大半个福建。

　　教材推介和回访一般都是编辑室的人自己前去，我记得自己当年就因此去过不少地方。至于培训讲课，那自然也是必修课。特别是在新课改开始的那几年暑期里，我们的常态就是在路上。

　　总在路上跑，难免会遇到一些事。2003年左右，这天凌晨，我们从西安出发去商洛丹凤县。天亮时，队伍在秦岭山里遇到严重堵车。很快了解到，是在前方出现严重车祸，有人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路堵死了。于是，我们就下车步行几公里越过堵点，到另一头，坐上商洛那边派来的车赶往现场。经过车祸点时，我尽量把目光回避开那不幸的现场。同行的老师有的看了，据说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还好，我们按时进了课堂，没有耽误培训讲课，不然的话，几十个老师在会场空等就很不好了。培训路上，培训组织者、讲课人，就是这样的克服一切困难赶到现场，不“开天窗”、不耽误培训。

　　2005年4月30日晚，因湖北某市选用教材，社里一行十几人由韦志榕老师和培训办陆玲老师带队坐火车前去做市场推介。由于事发突然，加上赶上节日，根本买不到卧铺票。我们一行人克服困难，一夜硬座，第二天按时到达。

　　这种市场推介一般都是各版本按顺序介绍，20分钟到半小时的时间介绍教材。在候场的时候，我就收到两三个家里发来的短信，问我有没有讲完。我当时奇怪，因为我出差的时候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我。我在介绍完教材、完成任务出会场后，立刻给家里打电话，听到晴天霹雳：小妹昨天在广州下班路上遇到飞车党抢劫，摔倒时头部磕在马路牙子上，人事不知；昨晚已在医院抢救。30多岁的男人瞬间泪如泉涌，而且是无论怎么压抑眼泪也不争气地往下流。人在悲痛到极点时是顾不得失态的。

　　跟韦老师和陆老师商量后，我尽快启程去广州。由于这个城市没有直达广州的航班，火车票也买不到，不得已从上海转机去广州，凌晨3点到达医院。小妹仍在昏迷中，头上接着负压吸积血的管子，身上还连着各种管子、设备，命悬一线。很庆幸，一周以后，小妹终于活过来了……经历了这场意外，我对人生的看法更豁达了，真的是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名利得失不可以放下。这件事发生时碰巧是这样的时机，因此也在这里记录它。我也很感谢家里人，即使他们那时心急如焚也要等到我讲完才告诉我，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去完成任务。推己及人，也由此可以感悟到，同事们在奋力前行时，背后都有他们的家人在支持。

　　培训路上这些事虽然难忘，但却只是小插曲。培训、回访时，更多的感受是与老师分享的快乐，是自己的成长的喜悦。那时候，培训讲课后听课教师会填反馈表，如果可能，我都会认真看反馈表，了解自己还可以怎么改进，也了解教师们的想法。讲完课后，原来素不相识的老师愿意来合影、交换联系方式，也是培训的人际关系收获。讲课时，与老师们交流也可以促进自己更好地理解教材和教学。培训中的成长机会，十分可贵。

　　新课改从最初启动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一段，新课改带来教育变革有目共睹，在新课改后的课堂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许多都已经或即将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本人有幸参与这样的一段历史，在课改中燃烧过青春，伴随课改而成长。这一段经历是写进生命里的，值得铭记。

　　回忆，是向这一段经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