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我的妈妈张翠英和爸爸丁酉成分别从其它单位，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最早一批编辑人员。他们的业务专长都是俄语，所以先分在翻译科，后来在俄语组工作。我大学毕业后，于1983年调到人教社。因为我的专业也是俄语，所以分在俄语组工作，直到退休。

　　今天，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的妈妈、爸爸都是人教社创立时期的老人，我在人教社也工作了30多年，因此，我们对人教社有很深的感情，有说不尽的美好回忆。正因为如此，我把文章定名“生在人教社，长在人教社”。

叶圣陶社长（前排左二），作者母亲（前排左一）父亲（后排左二）和俄语组部分同志在景山公园合影

　　人教社成立初期，有不少学科的教材都是以苏联教材为蓝本编译而成的。妈妈和爸爸负责把苏联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各年级的教材和教学法等有关书籍译成中文。他们翻译以后，叶圣陶社长一定要亲自审阅，并做详细修改，这使妈妈、爸爸有幸学习和领会叶社长的思路和文笔，受益匪浅。当时的社领导非常看重编辑的业务水平。他们尽可能创造条件，使每一个编辑人员都能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并施展自己的强项。

　　我的妈妈出生在苏联，是归国华侨。刚到人教社时，妈妈的汉语水平不高。她很着急，想尽快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戴伯韬副社长知道以后，亲自为妈妈介绍了教育部开办的“汉语培训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妈妈每天参加培训班的学习。正是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妈妈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培训班结业时，妈妈四声发音的考试成绩，甚至高于来自南方的一些学员。汉语水平的提高，对妈妈圆满完成翻译和教材编写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教社编完第一套中学俄语课本后，需要派人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做后期的录音工作。吴伯萧副社长希望妈妈去，但又担心，妈妈对上海人生地不熟，上海话又不好懂，一个人去困难比较多。但妈妈毫不退缩，表示没问题。虽然在上海出差期间，因为语言问题，闹出不少笑话，但是妈妈仍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北京后，妈妈很感谢领导给她提供了这样的实践机会，既提高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又了解了不同的异地习俗。

叶圣陶社长，戴伯韬、吴伯箫、李之乾副社长等领导陪同苏联专家参观人教社，作者母亲担任翻译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教社的工作非常繁重，但因为上级需要，社领导仍顾全大局，支持妈妈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在阎明复同志的领导下，妈妈在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庆十周年招待会等重大会议上，担任中译俄同声翻译。毫无疑问，参加这些重要会议的工作，对妈妈提高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1953年11月的一天，妈妈正在办公室紧张地翻译一篇文章。当时她正怀着我，快要临产了。译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已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妈妈甚至来不及招唤爸爸，就匆匆赶到医院。我长大以后，妈妈常常对我说：“我差点把你生在人教社”。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天天抱着我，坚持上班了。

　　那个时候，社里有一个哺乳室。几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每天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妈妈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来哺育我们。再大一点后，父母把我和哥哥送到文化部所属的一家全托幼儿园。本应该每个周末接我们回家，但因工作太忙，有时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接我们一次。

　　我6岁那年，进入北京景山学校读小学一年级。从此以后，我便经常出入人教社，每天中午都在人教社的食堂吃饭。下班的钟声不响，食堂门前就只有我们这些小孩，没有一个员工提前离开办公室。下学后，我在父母的办公室做作业。办公室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那个时候，办公楼只有一部电话，我记得就在楼梯下面的一间小屋里。所有编辑都通过这部电话和有关业务单位联系工作。

　　每逢寒暑假，社里都要组织“儿童之家”，为我们这些“社二代”提供学习和玩耍的场所。叶圣陶爷爷经常来“儿童之家”。他很注意我们学习什么课本，经常问我们：“你们喜欢哪篇课文？”“为什么喜欢？”有一次，叶爷爷为我们讲述了他是怎样写出的短文《多收了三五斗》。听完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写一篇好的短文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一天，朱文叔爷爷的保姆找到妈妈，诉说朱爷爷吃饭太简单，她都不知道做什么饭好。喜欢“管闲事”的妈妈，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去了朱爷爷家。朱爷爷听妈妈讲明了来意后，马上向保姆表示歉意，说他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吃饭，已经习惯了，希望保姆不要介意。大人说话时，我注意看了看朱爷爷的家。他家的摆设非常简朴，除了书以外，其他东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比保姆吃饭还简单，生活极其简朴的朱爷爷是人教社副总编辑。朱爷爷是个了不起的人。毛主席曾亲切接见过他。朱爷爷把接见时的珍贵合影送给妈妈、爸爸留念，并在相片的后面用工整娟秀的笔迹写了赠言。我的家里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

　　我们同中语室的蔡超尘伯伯住了十几年的邻居。这个生活上极其低调，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伯伯可是部百科全书。我在学习或是看课外图书时，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蔡伯伯，每一次他都能深入浅出，做出明确的解释。在我印象当中，古今中外就没有能难倒他的问题。蔡伯伯才高八斗，但他深藏不露。他从不会故意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华。有些人不理解他，甚至表现出不敬。这时，蔡伯伯就会面带微笑地调侃说：别人对我不一分为二，我就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

人教社第一代俄语组全家福
（作者父亲（后排左一），王悦祖（后排左二），作者母亲（后排左三），赵洁珍（后排左四）和英语组的刘平英；前排是作者和其哥哥）

　　人教社成立的第一代俄语组共有4人：妈妈、爸爸，赵洁珍阿姨和王悦祖伯伯。赵阿姨除了精通俄语专业外，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也有很深的研究。从安徽五七干校回京后，她分到中国社科院，参加了很多社科类图书的翻译工作，硕果累累。

　　王悦祖伯伯精通多种语言，在数理化等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后来，他响应国家号召，去河南一个县中学任英语教师，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王伯伯去世以后，我听他女儿说，王伯伯曾翻译了很多俄、英、日和意大利文的科技和文学书籍。

　　我的爸爸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除了俄语专业，在马列主义哲学和教育学领域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从安徽五七干校回京后，爸爸分到中央教科所，参加了许多教育学和哲学类书籍的翻译工作。

　　我的妈妈除精通俄语外，在教育学、教学法、儿童心理学、逻辑学等领域也都有研究。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探索一条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正确道路，决定由中宣部机关党委创办一所学校，专门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并于1960年成立了北京景山学校。妈妈于当年被中宣部借调到这所实验学校担任俄语教师（后正式调入），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就是这样四位有着共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的人组成了第一代人教社俄语组,开始编写俄语教材。众所周知，编写中学俄语课本，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保证政治和思想的正确性，还要考虑中学老师和学生的可接受性，在此基础上，要从浩瀚的知识海洋里，精选最基本最精华的东西。这的确要下一番苦功夫。

　　在我的记忆里，为了编好教材，他们四个人经常熬夜加班，煞费苦心，对教材的一字一句进行反复琢磨。编完教材的初稿后，他们要在定点学校亲自试教，然后请部分学校的老师试教，他们去听课，并和师生座谈，广泛征求意见。这之后再对教材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由叶圣陶社长审定。

　　就这样，在藏龙卧虎的人教社院内，我每天耳濡目染一大批知识渊博、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爷爷、伯伯、阿姨们怎么编书，怎么搞研究，怎么做学问。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长大的。

　　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又跨进了人教社的大门，开始在俄语组工作。上班第一天，高宇征阿姨带着我去叶立群社长办公室。当他听到我还是按小时候的习惯称呼叶伯伯时，马上提醒我：不要再叫伯伯、阿姨了，你现在已是人教社的一员，都叫老师吧。就这样，我从一个家属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教人”。

　　到社里工作不久，我就感觉到了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我记得，只要图书馆一进俄文报刊和新书，俄语组的老师们都忙着去“抢借”。

　　当时负责《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的张定远老师，每次见到我都催着跟我要稿子。那段时间，我经常从苏联报刊杂志上编译一些文章，介绍苏联的教育改革动态，并投稿给杂志社。

　　叶立群社长有时亲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编译的文章予以肯定，说这些文章对中国教育改革很有参考价值，并鼓励我要多研究苏联有关教育、课程改革的信息。

　　1990年，社里举办第一届中青年论文评选。我写的论文 “语言国情学”获一等奖。在答辩会上，张志公先生问我：“你研究的这个外语教学法新领域，对编写教材有什么意义？”张先生的问题提醒我，人教社的编辑在研究教育科学理论的同时，一定要和教材编写实践联系起来。

　　从上个世纪末，俄语组的老同志们开始陆续退休。他们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们每个人都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在最后一位老同志退休前夕，社领导找我，让我负责俄语组的工作。其实4年前，领导就找我谈过这件事，但我谢绝了。在我心目中，人教社的中层干部都是一专多能、有见识、有创新精神的人。我是不够格的。但是现在俄语组已无老虎，我这个小猴子只好上岗了。

　　我开始负责俄语组的工作时，遇到了3大问题。

　　首先是赶上国家新启动的一轮课程改革。这次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在教育部颁布的《俄语课程标准》中，提出了“隐形语法”等一系列新理念。我一边研究，并根据新理念主持编写新教材，一边写信向课标组负责人反映，“隐形语法”的提法不科学，它导致教科书不能对语法作明确解释，这样忽视语法结构的学习，势必造成教学效果不佳。在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后，修改《俄语课程标准》时，删除了“隐形语法”的提法。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与外国专家合作。我负责俄语组工作后不久，俄语组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编写俄语教材。这是俄语组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我们请的第一个专家，来自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我把《俄语课程标准》译成俄语，供他参考。这个专家的理论水平很高，他很赞赏课标提出的新理念，但他具体编出的教科书内容完全不能用。当时我很焦急，不知如何是好。妈妈建议我给普院领导写信，请他们换一个专家。但我碍于面子，感觉这样做不妥。于是妈妈批评我说，不管是领导还是专家，只要他说的话，做的事对工作不力，就要马上提出来，请他们予以纠正。妈妈说，这是她在人教社工作期间，领导对编辑提出的要求。后来，经主管领导同意，我给普院领导写信，提出了换人的请求。他们派来的第二个专家，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与年轻编辑合作。我开始负责俄语组的工作时，俄语组除我之外，是三个比我小20岁左右的年轻编辑。他们刚到人教社，对人教社的工作性质不十分了解。我的责任是把我从前辈那里学来的东西，尽量传递给他们。我向他们推荐《叶圣陶教育文集》和叶立群老社长写的《课程教材改革探索》等教育专著，让他们认真阅读。另外整理了我刚到人教社时，参加“青年编辑培训班”时做的笔记。在这个培训班上，人教社的前辈们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人教社的编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我把笔记重点读给年轻编辑，希望他们通过听到前辈们说的话，阅读前辈们写的书，感悟到编写中学教材的重要意义，感悟到人教社严肃认真、对人民负责，对工作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2019年新时代俄语室和作者母亲在人教社办公旧址合影

　　在负责俄语组工作期间，我主持完成了“十五”和“十一五” 两项国家课题的子课题研究。主持并参加编写了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练习册、阅读手册等50多本教材。

　　2007年，我向领导提出辞去室主任一职。主管领导一再挽留，希望我再干一届。但我考虑，当时刚刚结束了一轮的教材审查，是培养年轻干部的好时机。于是，我坚持退了下来。

　　从室主任岗位退下以后，我全力以赴研究、修订编写新一轮教材。我做主编修订编写的义务教育初中和高中必修和选择性必修三套教科书中，增加了不少创新设计的活动。审查教科书的专家委员给予这三套教科书充分的肯定。特别是高中两套教科书，经专家委员会审查，获全票通过。我为自己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感到欣慰。

　　2019年11月，我向领导提出结束6年的返聘工作。现在我每天24 小时守候着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她。我们经常一起回忆人教社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我们感谢人教社培养了我们两代人，同时也深感我们两代人为人教社的创业、发展做出过贡献而自豪。2019年在妈妈刚刚度过她94岁生日的时候，她作为人教社民盟支部的成员，荣获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妈妈非常激动。她把这枚纪念章看作是人教社送给她的一份厚礼。

2019年作者与其母亲在华育宾馆

　　2020年，是人教社70岁生日。年已95岁高龄的妈妈和我，两代人共祝人教社生日快乐！衷心祝愿人教社的光荣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探索中不断地胜利前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再创辉煌。

　　作者简介：丁曙，人民教育出版社俄语室编审。

　　主持编写以下教材：《义务教育教科书  俄语》(七年级全一册一一九年级全一册)（任主编）；《普通高中教科书  俄语》(必修第一册一一第三册)（任主编）；《普通高中教科书  俄语》(选择性必修第一册一一第四册)（任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俄语》（七年级上册——九年级下册共6本）（任副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俄语》（必修1——必修5共5本）（任副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俄语》（选修1一1——选修1一4共4本）（任副主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俄语》（第一册——第三册）（参加编写），《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 俄语》（第一册——第三册）（参加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