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社加强了对外的合作交流工作。80年代末期,叶立群社长与苏联教育出版社社长祖耶夫签署过两社的合作协议。
续签两社合作协议
1990年9月,应苏联教育出版社社长祖耶夫之邀,当时张健如社长在俄语室汪震球的陪同下赴莫斯科,商谈两社继续合作的事宜。
飞机到莫斯科已是晚上了。莫斯科上空星光灿烂,满城灯火通明。
苏联教育出版社总编苏达科夫和汉语编辑斯薇特兰娜来接机。他们把我们安置在离斯薇特兰娜家不远的“青年”旅社。
苏联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30年,是俄罗斯最老的出版社之一。第二天上午,司机萨沙接我们到教育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座落在莫斯科市的北部,玛丽娜丛林第三大街31号。从街名就可知道,在沙皇俄国时代,这里是贵族玛丽娜庄园的领地,周围是郁郁葱葱的一片丛林。我们一下车,看到的是一座淡黄的三层楼房。进大门,就是一间敞开的衣帽室,一位较年迈的女职工在这里服务。走廊里粉饰一新,生机勃勃。上楼,见二楼楼梯的正面墙上,镶着一块大理石碑,习习生辉,上面镌刻着教育出版社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名字,“战斗民族”如此地尊重军人和烈士,令人肃然起敬。
祖耶夫的办公室较大,门口有女秘书值勤,得到她的允许才能进去。这次我们给他们带去了一幅徐悲鸿的奔腾的飞马仿画,马蹄,在俄罗斯是事业飞黄腾达的象征,祖耶夫当然很开心,马上挂起来。我们还带去了小圆形的花猫两面绣礼物,他们看得更是神奇。
这次我们去教育出版社,两社签署的1991年至1995年合作协议主要有以下几项:
1.我社帮助教育出版社将出版的《汉语课本》文字加工。
2.我社帮助教育出版社排版《汉语课本》。
3.我社出版的中小学俄语课本由教育出版社聘请苏联语言专家审阅。
4.两社互相交换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
5. 两社互相交换出版计划和出版的图书。
6. 两社互派专家访问,交流编写教材的工作经验,到学校参观访问。
我们知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了。苏联变成了独联体。苏联教育出版社变成了俄罗斯教育出版社。我们两社签署的合作协议仍然有效。因此本文的行文中,凡是1991年之前的都用苏联教育出版社,以后的,都用俄罗斯教育出版社。苏联(俄罗斯)在90年代前期,政治形势动荡,社会生活不安定,物资供应紧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这特殊时期赴苏续签两社合作协议,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经历。因此本文除谈论公务事外,还会写到一些见闻,这是需要说明的。
两社的合作项目顺利进行
9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形势剧变,但两社的合作不受影响。
几年来,按协议两社的领导和编辑互访不断。记得生物室、教育室、物理室、数学室、美术室等室的编辑都去过,几乎每年去一批,和他们对应的编辑室交换编辑工作经验,他们是编、写分开的,当时我们是编写合一的。访问期间去学校听课,还去圣彼得堡的教育出版社分社访问。
我社俄语室编写的衔接义教的高中三册俄语课本,由教育出版社邀请俄罗斯语言专家审查,并写出了审阅报告。
两社的出版物,不定期的有选择地邮寄交换,由图书馆保存。
这里着重谈谈他们的《汉语课本》合作事宜。首先,由曾在俄语室工作过的张秉衡负责《汉语课本》的文字把关。那时候,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几所中学开设汉语课,课本由莫斯科某中学的一位汉语老师自编。由于中苏两国多年来没有文化交流,致使《汉语课本》中一些语句有些别扭。例如,俄文“старая женщина”,我们一般称为“老妇人”,而他们注为“老女人”,没错,但总感到这是不礼貌、不尊重的叫法。还有像“的”“地”“得”的用法,确实对他们很难,所以我们就由老编辑张秉衡帮助他们审稿,是很必要的。
《汉语课本》的排版,就交给俄语室戴咏絮来完成了。在那时候,这是很复杂、麻烦的工作,操作员要会俄语,要懂汉语拼音、声调,最后还要拼版,安排插图,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啊?戴咏絮利用了一个什么软件,摸索,自学成才,后来竟然很熟练了。汉语编辑斯薇特兰娜来北京,配合戴的工作,就住在戴的位于安贞里的家里,真是吃住在一起。每天斯薇特兰娜坐社里的班车到社,下班后一起坐班车回去,亲如一家。斯薇特兰娜对戴的排版工作很满意,在我们面前夸奖戴有“золотые руки”(她有一双金手)。
第二年,戴还特意为这本《汉语课本》去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工作一个月,最后审核拼音、声调等等,戴住在斯薇特兰娜一位同事的家里,她同事去外地疗养了,家离斯薇特兰娜住处不远,很方便。我们同斯薇特兰娜都成为了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以后,我们应俄罗斯教育出版社的请求,给他们购买了一台联想电脑,一位在中学学习了几年汉语的年轻姑娘来社向戴学习,由他们自己制作了。
他们的领导来,交换了两社的编写、出版、印刷、发行、销售、财会方面情况。没想到,他们对我社门口的“读者服务部”很感兴趣,对发行、销售方法,也成为他们以后改革中的借鉴。我们去参观过他们在特维尔城的印刷基地,的确很先进。他们也参观过北京最先进的印刷厂的技术。我们还让他们去西安,访问陕西教育出版社,他们就把它看作是人教社的分社。
俄罗斯教育出版社主要出版普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特殊教育方面的教材、教法等书籍。
1991年12月以后,俄罗斯出现了许多私人出版社,形势把他们推向了竞争。老社长祖耶夫退休了,苏达科夫接任社长。他们首先精简机构,减少人员,在各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新思路。在宣传、发行工作方面,在全俄建立了9个销售网点,利用各种报刊、杂志、会议,宣传他们的书籍。他们还办起了“社内书店”,与莫斯科市或区的教法教研室联合办起了经销点。这样,他们每年出书近500种,在数量,品种,印数方面占俄罗斯第一。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苏联解体以后,在90年代中期俄罗斯教育出版社的情况,他们经济效益好,全社稳定,能在改革和竞争中稳步发展。
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分社
教育出版社在圣彼得堡有一个分社(60多人),当时的分社长伊格纳切耶夫是从圣彼得堡作协的原秘书长调来的。他很热情、好客。我社的同志访问莫斯科,他们一般都会安排我们去参访圣彼得堡分社的。它位于涅瓦大街上,在喀山大教堂的对面。
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圣彼得堡分社的建筑。大楼底层是圣彼得堡最大的书店——“书籍之家”。大楼的顶端立了一个用金属和玻璃做的地球仪。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一家德国外资企业——家用缝纫机公司。我社一定还会与俄罗斯教育出版社有合作协议,有机会去分社时,注意大楼建有黄铜大橱窗,这与临近建筑的狭小窗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楼的正面底下两层砌红色抛光岩石,上面部分是灰色粗贴面。底层安装着观赏性的雕塑。这幢建筑成为了涅瓦大街上独特的风景点。
两国人民的传统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访苏短短的10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两国人民的传统兄弟般的友谊是很感人的,主人为我们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尽量让我们多看看,但那个时期,苏联社会不稳定,物资供应很紧张,人民生活很困难。他们出版社也同样,许多事情,他们想安排得周到、热情、好客些,但办不到,无可奈何,这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的。
我们在访苏期间,早、晚餐自理,中午餐基本上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他们是凭餐劵用餐的,他们特意给我们每人每餐两劵,这样,如果吃肉饼,我们就有两份。那时候,在商店里肉类、鸡蛋等是看不到的。
离我们“青年”旅社不远,有一家较大的商店,里面的蔬菜只有胡萝卜和土豆,豌豆罐头和大玻璃瓶装的带色的饮水。有一天,汉语编辑斯薇特兰娜想私人请我们去饭店吃饭,谁知,那家饭店因没有食材而提前闭店,她很尴尬。我们只能在旅社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两大包冰淇淋,夜晚我们两人以冰淇淋代晚餐,至今不忘。
以后几天发现,“青年”旅社的大厅里晚餐有烤鸡腿加面包片,排队很长。我们就在这里吃烤鸡腿吧!但一盘烤鸡腿只配两小片面包片,我们要求给钱再加两小片面包,那个师傅说,不行。那我们说,每人买两盘。师傅说,不行,没有几盘了,后面的人怎么办!后面排队的人也跟着叫起来。得,就这样吧,能吃上烤鸡腿就算不错了!
我们想买些面包作早晚餐用。一家面包店里不少人排着队,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凭证供应,就问一位排队的军人,这里的面包可以随便买吗?没想到这位军人情绪激动起来:“天啊!难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样了!买面包还要票证,这是什么世道啊!”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一次,在马路边等电车,商店的玻璃窗上写着“营养品”。我们问身旁的一位老太太,这“营养品”店里现在卖什么?不想,又引起这位老太太的一番议论:“营养品?有什么营养品!能吃到面包、土豆就不错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已经有过两次大饥荒了,一次是在20年代初,一次是在30年代中期,现在是第三次大饥荒!”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在电车来了!
可见,在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不安定,物价飞涨,供应奇缺,在民间怨气是很大的,但人民对中国是很友好的,我们在小花园里散步,遇到一个老工人在遛狗,他知道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一边伸出大拇指,一边说“毛泽东,毛泽东!”。
祖耶夫邀请我们到他的乡下别墅去。我们去俄罗斯,总能看到城郊或乡下有许多色彩鲜艳的小木屋,这不少是乡下别墅。俄罗斯人少地广,由政府把一片土地无偿划给单位,由单位再分配给职工。建造小木屋,那就是职工自己的事了,如果你家里没有劳动力,你可以放弃不要。
现在俄罗斯可以私人购买土地,一些新贵盖起了现代化的小别墅。而当年祖耶夫的小木屋都是他自己建造的,他很自豪,不停地给我们介绍他的杰作。难怪他来北京看到古建筑窗户格式的花样,就描下来,说回去做在他的别墅上。祖耶夫是个老革命,每次餐饮时总得高歌一曲,而且是唱同一首歌《大雁》,唱得声情并茂,他说这是他在怀念牺牲的老战友。以后,祖耶夫来我社访问,张健如也设家宴款待,房子小了点,但气氛很浓,其乐融融!
张健如社长离任后,马樟根社长和俄语室的汪震球、丁曙、何得霖于1995年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又续签了1996年至2000年的两社合作协议。
作者:
张健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
汪震球:人教社编审,原俄语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