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教社迎来70周年社庆。想来，我也在这里度过了近40年光阴。往事历历，摘忆二三。

　　一、与人教社结缘

　　1982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人教社工作，而说起为什么来人教社，却有一段小缘分。1977年初，我从内蒙回京，在北京印刷四厂工作，即后来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1978年，我考入北师大外语系日语专业，四年大学生活弹指一挥间，毕业时就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国内出现日语热，自发开设日语课程的学校也不断增加。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社里正酝酿编写日语教材。由于以往没有这方面积累，像我这样虽刚毕业，但经历过“文革”、下乡，有些生活阅历的“大”学生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那时的人教社坐落在景山公园东侧的沙滩后街55号院，是1898年创建京师大学堂所在地，有原北大数学系楼、和嘉公主府大殿等文物，听说陶行知、鲁迅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

　　记得在校期间我为找教材曾去过一次，简陋的办公楼与职工宿舍同在一个院子里。进入办公楼只觉得一片昏暗，走廊上堆着一捆捆书，踩着木制楼梯上下还伴随吱吱呀呀的响声。入职时，人教社已经盖起了新办公楼和宿舍楼，宿舍楼即建在过去的“公主楼”地基上。

　　办公楼后有一栋位置隐秘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可是我的最爱，不仅总能找到需要的资料，而且没有藏书时还可以申请购买，太惬意了！图书馆允许教材编辑进书库查阅，我得空就喜欢躲进一个角落看书、做笔记，有些教材执笔、论文写作等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与人教社结缘，更重要的是学做“人教人”。入社不久我就发现，有不少看上去简朴无华，没有光鲜外表的老同事竟然都是各学科的专家。遇到问题总有人能给予权威解答。

　　为什么如此简陋之处却得以藏龙卧虎？原来这得益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更急需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为此，人教社1950年成立时，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社名，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两百名专家、学者参与教材编写。人教社创始人之一便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学家叶圣陶，还有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历史学家、哲学家胡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心理学家朱智贤，文学家吴伯箫等都曾在人教社任职。我到人教社时，课程论专家陈侠、元曲专家隋树森、语言学家张志公、诗人刘国正等都在。他们身体力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二、随老叶访日

　　我到人教社时，叶立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听说他是人教社最后一个由国家总理任命的社长。他个子不高，比较瘦，额前皱纹横生，眼窝凹陷，目光深邃。脸上很少见到笑容，眉头常常紧锁。开会时说话一板一眼，非常严谨。每天，他慢条斯理地挪步，独自一人从宿舍区走向办公楼，路上基本不与人打招呼，我自然是敬而远之啰。不过，虽然看上去威严，却从未听人称他为“社长”，而总是直呼“老叶”。这也是当时人教人的习惯，一般依年龄称“老～”或“小～”或省姓呼名，对更年长的大家则尊称为“～先生”“～老”，感觉比较亲切。后来，渐渐称呼“～老师”的多起来了。

叶立群老师

　　1992年4至6月，由香港华夏基金会资助，教育部组团派中小学课程改革研究与试验课题组赴日考察。团长即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叶立群，副团长是人教社离休干部、原副总编雷树人。全团一行6人，我被任命为秘书长。那时，老叶和老雷都已70岁上下，为了访日期间的健康和安全，我临行前向他们的家人询问了两位领导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以便加以关照。

　　两个月的同行，我发现老叶为人低调、平易近人。吃饭、住宿都与大家一样，从不搞特殊化，也不提额外要求。虽然日常言语不多，但有时却挺幽默。一次，休息时我要帮两位老先生洗内衣，老雷不好意思地推辞，老叶却劝他欣然接受，说“没关系，又不是个大姑娘。”

　　访日期间，外出多乘地铁、电车或公交车，老叶总和大家一样。他走路尽量挺直腰板，从不让人帮着拎包或搀扶。赴日考察中无论是访问日本文部省、国立教育研究所等政府机构，还是到小学、初中和高中考察，他都亲历亲为；听介绍时，他也会认真做笔记，仔细询问相关问题。这样的老叶，让我实实在在看到了他学者型社长的一面。而且，他没有下属写完签个字了事的习惯，连回国后向教育部提交中小学课程改革研究与试验课题组赴日考察报告也是他亲自起草完成的，让我这个“秘书长”觉得很惭愧。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完成“日本中小学社会科的诞生和演变”这篇文章过程中，我整理了相关资料交与他。交稿时，他居然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前面！我连忙阻止，文章正式发表时，老叶的名字必须放在首位。后来他出版专著《课程教材改革探索》时，收入了这篇文章，还专门注明“本文与唐磊合著，原载中小学课程改革与试验课题组赴日考察团编：《日本中小学教育和课程》”。

　　1999年，人教社在北三环人教厂址上盖起一栋宿舍楼，不少人搬入这栋楼里，老叶也在其中。我也赶上这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与老叶成了同楼邻居。这栋楼与其他建筑不同，整栋楼不分单元，楼的北侧是一个东西通透的长廊，可以用来散步。老叶晚年身体非常虚弱，但还在坚持科研工作。有时我看见他在走廊上颤颤巍巍地挪步，很是心痛，心里默默祝愿他健康、平安。2001年2月8日，老叶走了，但他的人品和业绩都留给了人教社，也留给了人教人。

　　三、受教国正先生

　　刘国正，笔名刘征，国内著名诗人、书法家。他的诗作、杂文很多，还有许多书画墨宝。他今年94岁了，仍在笔耕不辍。

刘国正老师

　　我认识国正先生是在入社以后。他中等身材、微胖，面容慈祥。由于高度近视，即便走到近前他都看不清来人，所以一般不与人打招呼，只有听到声音才微笑着回应。那时，国正先生是负责语文编辑室的副总编，还是“三语（小学、中语、外语）支部”的书记。平时，大家各自忙碌，基本上没时间交往，只有组织活动时才在一起。后来，外语支部（英、俄、日三个语种）独立出来，与国正先生接触的机会就更少了。

　　2012年我退休后不久，承担起老干部第一支部书记的工作，巧的是国正先生也在我们支部。这样，每每有机会去看望他，对他的了解更深入了。近期阅读他送我的一本《诗是今生未了缘——刘征诗词研讨会诗文集》，让我进一步走近他的世界。国正先生把自己喻为一块铺路石，“古今诗歌路，不息向前行”。该研讨会评价国正先生“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在老、中、青中都有大量知心朋友。他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引领风骚却从来不跟着风走，大胆创新却从来不赶时髦。在作诗和做人两个方面，刘老都为我们树立起良好的榜样。”

　　阅读此书令我不禁想起人教社为40年社庆编印了题为《万卷深情在育人》的纪念画册，书名就是国正先生题写的。

 

　　当时，我对这七个红光闪闪的大字印象深刻。那挥洒自如的笔触不仅苍劲有力，而且寓意深远。让人仿佛看到的不仅是字、还是诗，更是人教人的执着、夙愿和激情。正是由于国正先生对教科书编写理解得深，又有诗人胸襟，才能写出这诗一样的书名。

　　记得2000年，正值社庆50周年前夕，社里组织了一次写社歌活动，号召大家积极投稿。我既不会写诗也没填过词，本着重在参与的心情，提交了一篇“社歌”。

　　献出你的爱，

　　献出我的爱，

　　为了培育下一代，

　　肩负使命志不改。

　　你发一分光，

　　我添一道彩，

　　万卷情深在育人，

　　心血浇得桃李开。

　　（副歌）

　　基础教育是根本，

　　三个面向记心怀，

　　敬业、严谨不忘传统，

　　团结、创新开辟未来。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无记名投票，我提交的“社歌”被评为一等奖！

　　想来，获得这个结果可能是我在歌词中用了国正先生那七个字的缘故。评选结果揭晓后，国正先生还和我谈过一次，给与鼓励的同时提出修改建议。比如，“你发一份光，我添一道彩”比较平淡，如果换成长幼不同层次的人物就会更加具体、生动；“基础教育是根本，三个面向记心怀”虽然没错，但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显得缺少新意。听了国正先生的话，感觉茅塞顿开。我参照他及社内评选意见反复推敲，三易其稿。最终的留存稿如下：

　　献出你的爱，

　　献出我的爱，

　　筑书山，涉学海，

　　甘为人梯育英才。

　　后生诚可畏，

　　华发更添彩，

　　万卷情深在育人，

　　心血浇得桃李开。

　　（副歌）

　　新世纪自脚下起，

　　科教兴国记心怀，

　　敬业、严谨扬传统，

　　团结、创新向未来。

　　可以看出，原稿做了较大改动，保留下来的只有“献出你的爱，献出我的爱”和“万卷情深在育人，心血浇得桃李开”这几句。其他修改在意境上都比原来有了很大提升。感谢国正先生的指点，让我参与这次活动收获良多、受益匪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万卷情深在育人”道出了人教人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情怀，那七个字至今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时光荏苒、往事依稀。追忆成思，寄语后人：走进人教门，学做人教人。继承人教传统，再创人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