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起人教社，我内心都会产生一股温馨的感觉。因为自我同龄人开始的一代代共和国成立后接受启蒙教育的学子，正是在她的长期陪伴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我又是在她首批教材出版使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初级小学读书的，可谓恰恰与她共起始，虽属巧合，依然感到与有荣焉。

　　我清楚地记得，小学一年级语文书的第一篇课文，只有稍稍靠近右侧处竖行排列的三个大字：開學了。整个页面里庄严升旗与童稚学生的插图占了很大空间。课文中那个“學”字虽然此前已经认识，却依然让我摹写了一两天，最后还是画得歪歪扭扭的。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版本意识，事后又未作查证，以致至今无法确认这本启蒙课本是否人教社出版的处女作教材。

　　1957年秋天考上初中，进入校园时只见临街的围墙内侧贴满了大字报，黄白红绿、大小不一的纸张连缀起来长达数十米，那大鸣大放的阵仗让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深感惊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我们终究是来读书的，随后发下来的课本立即又让大家感到兴奋。语文课本有两种：《文学》与《汉语》。《文学》是厚厚的一本，内容琳琅满目，什么《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啦，《岳飞枪挑小梁王》啦，其中还穿插有粗浅的文学史常识介绍；《汉语》虽只是薄薄的一册，但有关语音、文字、词汇等内容安排简明，井井有条。它们无疑将我们这群孩子带入一个新天地，一个值得憧憬的文学、汉语的五彩斑斓的世界。

　　尤其是《汉语》课本，对我产生的影响更大。其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推广普通话，我们的语文老师又恰恰是教育部、语言研究所和文改会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刚刚结业的学员，虽说原籍是湖南，如今却满口京腔京调，跟收音机里中央电台的说话差不多。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结合《汉语》课本练习拼音，继而学习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从而逐渐培养了自己对于汉语言文字的浓厚兴趣。

　　然而，这套分科教材仅仅经历两年就宣告停用，后来才了解到，这是因为分科教材被认为是片面学习苏联经验，所分内容较为机械，忽视了学科人文性与学生心理特征。不过，这次分科教材的编写与分科教学实验，却是一次有益的改革尝试，第一次制订教学大纲，建立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与汉语教学体系，给此后我国数十年语文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从我个人来说，虽然学习《文学》《汉语》课本时间不足一年，但收获不可谓不大，同时也留下了长久而美好的记忆。

　　此后开始使用人教社的《语文》课本学习，直到1963年夏季高中毕业。让我感到遂愿的是，这几年间所用课本其实有机融合了文学、汉语两科的相应内容，既有增进品德修养的时文与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又有应知应会的文学常识、汉语知识与写作知识，为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准备了宝贵的精神食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中阶段的教材还选入了基础的逻辑内容，如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说句心里话，高中三年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经历让我终身受益。

　　此后一段时间，由于两次进入大学学习、工作以及掺杂其间的“文革”的影响，很少再有机会与人教社产生直接的联系。

　　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业务工作的需要，我又必须再度关注中学语文教材。而此时的语文教材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教育部门允许有条件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教学大纲精神以及稍后问世的课程标准指导思想编写不同教材，于是“一纲多本”的语文教材相继问世。

　　“一纲多本”出版语文教材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重大改革，具有特殊的时地意义。这些通过审查、获准出版的多套教材中，仍以人教版教材因编写队伍力量雄厚，编写经验丰富，编写流程规范，编写质量上乘，反映出较为科学而稳定的水平，故而我们在使用时常常称之为“主流教材”并赖以为据。于此可见人教社在中学教材出版单位中的地位，以及人教社教材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不可不提的事，人教社2003年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从我的学术论文集《语文丛稿》中收录了《浅易文言文界说》一文，该文主要从词汇、语法、体裁、内容与风格等五个方面对浅易文言文作出界定，首次拟定判断浅易文言文的标准，受到广大中学师生与语文教学研究者的欢迎。

　　这篇文章原本并非为解决中学语文教学问题撰写，但收入《高中语文读本》后又发挥了新的作用。我尤为高兴的是，终于有机会对一直陪伴我前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回馈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出乎我预料的是，2010年我从南京大学文学院退休后，随即又较多地承担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的审查工作。

　　审查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我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曾数次参与，后来因为事务繁杂等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2013年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聘请我参加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对总共二十余套现行教材进行复核，准备甄选出数套进一步修订后继续使用。

　　工作尚未全部结束，中央决定终止多本并用的状况，改为统编一套全国通用语文教材包括义务教育教材与高中教材，于是审查专家又转而投入这一新的工作。旋即成立了第二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语文学科专家工作委员会，我当选委员；2017年7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后，又转任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从此，即与教材审查密切相关，工作也延续下来，从未间断。

　　这两套统编教材分别以人教社中语室与小语室为工作班底，再加上全国各地抽调的精锐力量，编写队伍实力很强，最终又由人教社出版，故而是人教社全力以赴的龙头产品。

　　现在回想起来，工作中最为艰难的当属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审查，单是编写大纲就反复审查多次，然后是教材的初审、复审、终审、出版稿审查等一系列工作。由于审查中常会有一些了解不易深入的地方，加之编审双方沟通不畅，编写组工作十分辛苦，审查组仍然要求修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改进，后来干脆采用编审会商形式，由编审双方坐下来逐个问题进行讨论，能解决的当场拍板，不能解决的准备充分再议，这才渐渐提高工作效率。

　　在我印象中，为了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我前前后后到过北京三十余次，一个月中自南京往北京三至四次绝非偶见的事情。好在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与人教社安排照顾妥帖，提供很好的后勤保障，使得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效。

　　在义务教育教材审查中，我觉得最有存在感的是，经过审时度势的考虑，提出建议并与各位委员一道，又将作为语文能力基础的语文知识在教材中成功呈现出来。

　　知识与能力是相互依赖的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知识就无法转换为能力，不能转换为能力的知识就是死的知识。我们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历来都强调学生在语文活动中获取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这是提高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一环。

　　统编义务教育教材之前，也有教材注意到这一问题，但那些年间总有一些不同看法，反映到教材中也做了不同的处理。统编教材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介绍知识时极为简明扼要，培养能力时着重强调实践，有层次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虽然算不上什么新鲜东西，是新中国建立后教材编写几十年经验的继承与吸收，但对于日后的教材编写具有示范推广意义。据一线教学工作者的反馈意见看，获得一致好评，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好做法。

　　工作中最为费力的则是高中语文教材审查，由于义务教育教材审查中的编审会商制度具有实效，于是整个高中教材审查中大多利用这一方法。从教材指导思想、编写框架、样章，直到具体选文、课文注释、语文活动等，均采用双方会商的方式进行。

　　因为教材投入使用是按照在读学生的学习进度逐年推进的，编写审查工作直到现在尚未全部结束。屈指算来，因高中教材而进京参会也已有一二十次之多；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改用电子版本进行“云审查”，至今也有十多次的邮件往返，只是尚未进行“云会商”。

　　在高中教材审查中，最让我高兴的是，逻辑运用也纳入了教材。这完全是适应实际需要的做法。我多年从事高校语言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与我的同事们常常感叹，现在的学生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的观点与识见确有超越以往之处，但在思维的表达上却又不能尽如人意，甚至经常出现表达不畅、毛病不断的现象。我们又常常抱怨，大学本科的写作教学，早就应该从修改病句、纠正逻辑关系之类低幼错误中摆脱出来，为何还要耗时费力地做这些中学阶段就应完成的事呢？

　　上述情况的存在与学生们的专业水平虽有关联，但却不一定是最为致命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们基本未接受过逻辑学的初步训练，更遑论在表述时把握逻辑规律了。如前所述，“文革”前的高中语文教学是要教授逻辑规律的，但不知何时起，教材中的逻辑内容被删除得无影无踪。我不止一次地在相关会议上呼吁，高中语文教学中无论如何都要恢复逻辑的教学，高中语文教材中无论如何都要恢复逻辑的内容，这次高中教材从运用的角度专设一个单元进行逻辑教学，我不仅十分高兴，简直是极为兴奋。

　　连续多年参加教材审查，看上去是在为教育部门服务，为人教社工作，其实对我们自身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不只是在政治站位上，在思想觉悟上，即便是在专业水平、鉴别能力上，审查委员们也在相互切磋以及与编写组会商中屡得相长之益。所以我在标题中说，自己是在人教社的陪伴下前行，这绝非客套虚语，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作者：柳士镇，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教材专业委员会委员。

　　本文刊发于2020年8月1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