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共和国领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过11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在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怀下,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并期待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和腾飞。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政协招待会上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文叔、编审陈乐素亲切交谈。

 

1977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在内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代表。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与全国政协常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张志公亲切握手。

 

2004年,胡锦涛同志亲切看望人教版生物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主编朱正威教授。

 

2019年,习近平同志视察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时,
仔细翻阅由澳门政府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等教材。

 

1953年,毛泽东在了解教材编写情况时提出,“30个编辑太少了

 

1949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了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的部分编辑开始编审文史教材,拉开了新中国编辑中小学教材的序幕。

 

195012月,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担任首任社长。社名本来先是由教育部马叙伦部长题写的。后来,马老又面请毛泽东主席题写。不久,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大字送到了社里。主席题字的到来,并没有敲锣打鼓,更没有开会庆祝。可是,这一由衷的喜悦,依然深深地铭刻在每个人的心底。成立之初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只有30多名编辑,时间又很仓促,只能选择当时使用较好的教材加以修订或重编,成为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于1951年秋季起陆续供应。

 

19535月,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向出席会议的教育部领导问起,目前担任中小学教材编辑的有多少人。回答说,能动笔的编辑大约有三十人。主席说,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个人太少了,我看三百人也不为过。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他亲自责成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选调。在进一步讨论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还指出:“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变教材,编辑教学法。”这次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和教材编写的方针原则。

 

随后的一两年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央组织部逐步从全国调来一百五十多名教育干部、教师和专家,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其中不乏有戴伯韬、吕叔湘、吴伯箫、陈乐素、张志公、巩绍英等这样的学术名家和大家。由此,人教社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成为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研究的核心基地。

 

1956年,在人教社各学科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下,新中国第一套完全新编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投入使用。这是第二套人教版教材,但相对于建国初仓促改编而成的第一套教材,思想性、科学性以及文字规范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

 

邓小平说,“教材,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十年“文革”时期,是新中国中小学统编教材编写和出版的“空白期”。这个时期的中小学生使用的都是各地革委会组织编写的样式各异的教材,这些教材的质量大多较为低劣,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中小学课堂教学水平。

 

“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注下,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8,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讲话中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年7月到9月,邓小平同志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谈到,“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邓小平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197825,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10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之后,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据当时分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部长浦通修回忆,当时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在周荣鑫同志追悼会上,浦通修决定去惊动到场的中央领导。

 

李先念同志问:“通修同志有啥事?”

 

浦通修如实把为编辑们找房难的事说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在场的小平同志就指着门外说:“把他们叫进来。”

 

在门外的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话,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200多位教材编辑者先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了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购买外国教材。919,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也即新中国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很快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1978年秋季就开始供应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容低估的功劳。

 

19837月,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经慎重考虑,人教社的编辑们集体向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欣然命笔题写了所名,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课程教材研究所建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数百名专业的教材编辑,同时也兼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标志着人教社真正成为了一个集科研、编写、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国家教材建设基地。这种特殊的运营模式,在国内乃至世界上的出版社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课程教材的研究和编写有着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亲自调阅人教版中学历史和地理教材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人教社出版的国情教育电视片《神州吟》题词:“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1999年春天,江泽民同志亲自调阅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中学历史和地理教材。312,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获准独家首发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

 

2003115,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题词:“传承中华美德 培养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的殷殷关怀,表明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的重视和关心。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又编写并出版了第六套、第七套、第八套和第九套中小学教材。

 

胡锦涛看望人教版教材《生物学》主编朱正威,人教版实验教材争创“主流”地位

 

2004年,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市考察教育工作,亲切看望广大师生,实地了解办学情况。考察中,胡锦涛一行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朱正威家中看望他,给他送上花篮,向他祝贺节日。

 

70岁的朱正威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生物学特级教师。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担任人教版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新课标实验教材《生物学》的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朱正威家中,胡锦涛仔细听取了他对当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同他就实施素质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各学科新课标实验教材(建国以来第十套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正在神州大地上积极争创着“主流教材”的地位。


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人教社与澳门合编《历史》《品德与公民》教材

 

12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到了位于澳门黑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同澳门市民和师生亲切交流。

 

在英才学校参观时,习近平听取了澳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介绍,了解澳门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情况。展台上摆放着《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等教材,有关负责人向习主席介绍,这些教材都是澳门特区政府与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目前大部分澳门中小学学生都在使用。习近平拿起教材仔细翻看。他表示,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内地合编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要鼓励更多学校使用新教材,让老师们把教材讲好、讲活、深入人心。


新课程改革以来,国家大力推动了“一纲多本”、教材多样化的教材编写、出版机制,先后有80多家出版机构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发行中。这样的改革措施,对于加强中小学教材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教材的版本与内容逐渐丰富,课程结构日益合理,教材质量不断提高,教材编写、出版者的质量意识普遍加强,教材培训等售后服务的水平也大大提高。实践表明:课程改革与教材多样化,是一条应该继续大力坚持的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国务院、教育部等有关领导又多次提出,“在教材建设中要形成主流教材。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统一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争取有若干教材在使用中占有主流地位。”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教育出版机构,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教材研发基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对于争创“主流教材”义不容辞。

 

目前,在上级部门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依靠高质量的教材、学科齐全的教材品种、丰富的教学配套资源、及时到位的教材培训等售后服务,已经逐步确立了主流教材出版社的地位。目前,人教版新课标中小学教材在各地平均选用率已经超过50%,其中初中和高中教材的比例更高一些。此外,人教社还作为教育部指定的示范教材出版单位,在教育部和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陆续推出了普通高中政治、历史等学科的全国示范教材。

 

70年,弹指一挥间。70年的涓涓心血,人教版教材育出几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教材改革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的改革和创新精神,将永远伴随一代又一代执着奋进的人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