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我父亲兼社长和总编辑。办公地点在宣武门石驸马大街。

1955 年五月， 父亲偶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 九日夜得《小小的船》一首， 他在日记上说：“自以为得意， 录之：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多用叠字， 多用韵字， 意极浅显， 而情境不枯燥， 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 即涉想及此， 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儿歌仅四句， 三十七个字， 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 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 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除了这首《小小的船》， 父亲在那几年中还有一件得意的作品， 就是1951 年九月十六， 由出版总署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先是在两个月前， 政务院将要发布有关公文的规定， 其中有个附件是《标点符号用法》， 因不大合适， 交人教社重拟。我父亲跟几位在语文方面信得过的朋友讨论了一遍， 大家说了些想法， 跟往常一个样， 仍推我父亲起草。我父亲把常用的十四个符号列出来一看， 发现其中的七个──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叹号， 都用在念起来必须停顿的地方， （ 其实还有破折号和省略号， 叔湘先生在写《语法修辞讲话》时发现了， 作了适当的纠正。）其余七个， 如人名号， 地名号， 书名号等， 只表现在书面上， 念起来用不着停顿。这个说法过去好像没有谁提过。他就先说需要停顿的七个， 对标点功能的定性和例句的解释，行文有统一的格式； 他认为不需要停顿的那七个， 行文又是一种格式。搜寻恰当的例句是极其麻烦的事， 一个来星期，工夫几乎全花在了这上头。定稿后油印了三十份， 请朋友们提意见。朋友们没有不赞赏的， 也有的提了一些意见。父亲不惮其烦， 一一仔细修改了， 真个做到了三易其稿。有人说， 讲得如此浅显明白， 何不由出版总署公布， 以便于编辑同志参照。父亲正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 说只要政务院同意就成； 又说如果由总署发布， 就成了公文； 他是个起草人， 不该署名。

还有件事， 父亲似乎也很得意。1951 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五·一”天安门庆祝大会的报道； 我父亲看了， 说它“疵病百出， 可谈者甚多”。朋友们就怂恿他不妨在署内谈一次。他答应了， 说需要做些准备， 把报纸同朱文叔先生一起又过细看了两遍， 画了不少记号。廿三日下午开讲，《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教育部都派了人来听。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记着：“一一举而讲之， 历四小时而毕， 犹觉发挥未尽。听者似尚满意。余亦欣然， 然甚觉疲矣。”那天我跟了去， 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证明所记属实。然而事情尚未了结， 过了两个星期， 六月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号召读者“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就在这一天， 他们报社给我父亲送来了上月廿三日的讲话记录稿， 请他亲自校阅。我父亲欣然接受， 一连花了五个半天， 添加涂改， 几乎把八千多字重写了一遍， 费的功力着实不少。送回报社之后， 他们大概当作业务学习材料， 在内部分发了。我没看到印件， 还记得父亲在开头处讲到， 长安街的白杨至今尚未萌芽， 作者说绿叶青葱是报道失实。如今在北京， 杨树四月中旬已新绿满枝， 那是半个世纪来气候转暖所致； 我父亲当时那样说， 并非指有为无， 故意挑剔。

应该说， 我父亲还有一桩可以引以为得意的事。新中国诞生的前夕， 他和一班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的朋友商量， 认为三十年以来，小学的“国语”课专教白话， 中学的“国文”课掺入文言， 逐年递增， 直到把白话挤掉才罢休， 其实默认了文言和白话有高低雅俗之分， 分明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不彻底留下的后遗症。如今人民当家了， 应该把它纠正过来，抹去这条徒乱人意的界线， 不管小学中学，通称为“ 语文”。设立“ 语文” 这个科目， 为的是训练学生运用语言和文字的能力， 名正言顺， 一听就明白。人们必须相互交流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 或用语言， 或用文字； 交流必然是双向的， 有接受一方， 必然有发表一方， 因而在语文科的教学中， 听、说、读、写， 四者必须并重。学习为的运用， 课文当然要以现代人的语言文字为主； 为了让学生了解一般文言跟白话有哪些差别， 让高中学生读些浅近的文言是必要的； 学生如果想在研究工作中运用古籍， 还得接受专门的训练。根据朋友们的共识， 我父亲草拟了一份《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 小学那份是蒋仲仁先生拟的） ，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以“ 初步意见” 的名义公开征求意见； 人教社课本的封面上，好像已经印上了“ 语文” 两个字。直到1951年春季， 教育部才组织人员， 和“ 初步意见”原起草人等一同改定， 作为正式“ 课程标准草案” 颁发。不管怎么说， “语文” 这个课目， 到如今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了。

查父亲的日记， 1952 年九月， 教育部拟订语文科的教学大纲。在座谈会中， 有人提出苏联的教学大纲中， 中学是“语法” 和“文学” 分开的， 课本也是分开的， 语法教学的分量因而较重， 认为我国也该如此。父亲参加了二十日的座谈会回来， 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条备忘： “ 凡平日留心语法者， 如叔湘、莘田、声树诸君， 咸谓语法非万应灵药。可以为辅助而不宜独立教学， 使学生视为畏途。此大可注意也。”那时向苏联学习的风刮得正猛， 如《生理卫生》 课本改称《人体解剖生理学》，《生物》课本改称《达尔文主义基础》， 改的只是书名， 后来大概觉得累赘， 改了回来。中学语文科的《语法》 跟《文学》分家却是件大事， 十二册中学《语文》 课本得全部另起炉灶； 都一分为二， 化为两个十二册。大概是教育部把那天的座谈会汇报到中央， 中央派定乔木同志总管这件大事， 还定下限期， 自1955 年秋季开始， 分了家的新课本得陆续出版， 并组织若干学校试用。从我父亲写在日记上的那条备忘来看， 他当时心里是不太舒服的； 好容易才把小学的“ 国语” 跟中学“ 国文”串在了一起， “ 课程标准草案” 也才出台， 怎么又得变呢? 好在他能以大局为重， 说决定既然已经做出， 就该大家同心协力， 把新课本编得像个样子。最后把《语法》 改定为《汉语》， 是乔木同志的主意。他说这部课本除了讲语法， 还得包括语音、正字、词汇、造词、篇章结构， 再加点儿语言学的初步常识， 为了名副其实， 不如称作《汉语》。

编写《汉语》 课本， 主要由叔湘先生志公先生两位负责。叔湘先生早就答应我父亲，给人教社写一部简明扼要而又大家认可的语法课本。简明扼要， 相信叔湘先生是做得到的； 要让大家认可， 却很不容易。因为这个“ 大家” 可不平常， 指的是少数语法专家， 他们都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各有各的体系，互不折服。叔湘先生在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研究的正是制定一套博采众长的、符合实际又便于实用的语法体系。他老对我父亲说不用催， 待所里的研究大致有了眉目， 约他写的语法课本才有条件写。如今到了非催不可的坎子上， 叔湘先生说： “ 那就把志公请到人教社来当我的助手。”志公兄是1950 年底由吕先生介绍进的开明； 第二年《语文学习》创刊， 他任主编； 后来连人带刊物， 随开明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父亲于是跟中青社商量； 回说可以， 只是《语文学习》 停了可惜，只好请志公先生全部带走。人教社考虑了好些日子， 才咬咬牙答应了， 一塌括子都要。于是成立了汉语编辑室， 志公兄当主任， 《语文学习》 的主编由他兼任。《汉语》 课本方面的事，由他负责跟叔湘先生商量处理。

有关《汉语》 的事有了着落， 我父亲才能集中部分精力， 参与中学语文室编写《文学》 课本的工作。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 这是不可能的。单说这1954 年吧， 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制定《宪法》。我父亲和叔湘先生接受《宪法》 起草委员会聘请， 担任了制定《宪法》的语文顾问。写上《宪法》 的每个字每个标点， 都经过他们俩一遍又一遍推敲。第二件，父亲为编译局校订《斯大林全集》 的译稿，一、二、三、七、八、九， 共六卷。在人教社的范围内， 其他课本在发稿前他仍得最后改定。至于编写《文学》 课本， 首要之务是挑选称得上文学作品的课文。一些早有定评的短篇译文， 如契诃夫的《凡卡》， 都德的《最后一课》， 都参照了所有的译本， 又请翻译家对照原文仔细校正修改了， 才拿来做课文。同时又提醒自己， 编的是中国的《文学》， 译文可得少用为佳； 可是大家都称心的短篇文学作品，哪儿有那么多呢? 同事们推我父亲试写了《孟姜女》 和《牛郎织女》， 因为苏联的《文学》课本中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写的民间传说。

转眼到了1955 年暑假， 开始试用新课本的中学已选定了七十多所。《汉语》 才出了初中一册， 还没涉及语法； 高一只好暂缓试用。《文学》总算出齐了高初中各一册， 可以按计划在高一、初一同时开始试用了。好在并不需要把两个十二册全部端出来， 只要往后每学期以不低于四册的速度跟上就成。语文科又开始了一次革新的尝试， 总得有人向语文教育界作个报告， 说清楚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 而且是办得到的； 并扼要介绍“ 汉语”和“文学” 各包含哪些内容。报告由谁做呢?既可以代表教育部， 又可以代表人教社， 我父亲是最佳人选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我父亲只好把任务带回人教社， 请朋友们帮忙：先商量主要讲什么， 请中语室汇总列个提纲；提纲经过一再讨论， 敲定之后， 分段请几位朋友起草； 初稿齐了又一起讨论， 或修改，或重写。我父亲把各段串起来写了一遍， 又跟大家讨论并修改了多回才定稿， 约两万字，题作《改进语文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报告是七月一日做的， 听众近千人， 绝大多数是中学语文教员。又把讲稿分送给乔木同志和教育部党组审阅， 等意见送回来了， 我父亲作了最后一次定稿， 让《人民教育》 和《语文学习》 两种月刊登载。

功夫真个花了不少， 高中和初中，《汉语》 和《文学》 课本各六册， 倒是出齐了，还按册编写了教学参考材料。可是使人沮丧的是， 试用效果大不理想， 反馈回来的意见负面的居多， 教师和学生都说负担太重， 既难教， 又难学。按惯例， 被选作试点的中学都是拔尖的， 看着语文科成绩下降， 怎能不着急。新课本结果只试用了两年半， 1958 年三月由国务院作决定， 仍把“汉语” 和“ 文学” 合在一起， 称作“ 语文”。这场尝试性的改革就草草收场， 留下的只是那两套分了家的课本； 使当时出过力的人难免惆怅怀念。1980 年， 蒋仲仁杜草甬两位先生选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没有收入我父亲的那个报告。他们说， 那个报告是当时大家凑起来的，编在个人的论文集里不太合适。

有一回， 叔湘先生跟我父亲聊天， 两人都谈到自己不善于当领导。父亲在日记上先记下叔湘先生的话： “ 我人之想法不出二途： 一为得好手而信赖之， 任其自己挥洒； 一为任人写出毛坯， 不惮烦劳而为之修订。二者皆非今日应有之作风。或为高拱无为之官僚主义， 或为辛辛苦苦之官僚主义而已。” 紧接着记下了自己的感慨： “ 余亦深知其敝， 但无由转变，将奈何。”“ 任人作出毛坯， 不惮烦劳为之修订”， 在编辑工作中， 我父亲确实如此， 老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如果能找到可以信赖的好手， 岂不快哉! 在人教社那十多年， 遇到的好手并不少， 按百分比看可能还是少了些， 没把我父亲养成拱起双手， 颐指气使的官僚。

王泗原先生是我父亲信赖的好手之一。他被教育部抢先要了去， 让他编写工农中学的语文课本。他每编成一册， 总要送到人教社来请我父亲审阅。父亲看他不但敬业， 而且有自己的见地， 富有旧籍知识， 行文却很平易； 提什么意见， 他都能接上茬， 因而深悔当时没有坚持。后来费了不少口舌， 才把他调进人教社。蒋仲仁先生前头已提到过，最初起草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就是他执的笔。他好像当过许多年中小学教员， 因关心语文教学， 对我父亲自称为“老调” 的那一套比较熟。父亲还发现， 他善于团结人。对一位党员来说， 这本是必要的条件。父亲说他好像已经成了习惯， 不用想就做得十分妥帖，不使人感到压力。社中人事纠纷， 他顺带着就解决了。朱文叔先生小我父亲一岁， 衰老而多病。他是把编课本看作革命工作做的，自愿编小学语文， 求好的心有点儿过了头，因而老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过些日子， 他就含着眼泪对我父亲发一通牢骚。发泄完了，父亲问他怎么办。他想了一会儿， 嘀咕了一句“ 有啥办法”， 站起身来颤巍巍地走了。他读报特认真， 遇到病句就摘下来， 分成类，供我父亲写评论做报告时作例子。还有张志公兄， 调进了人教社也成为我父亲可以信赖的好手， 关于语文方面的一些烦琐的来信，就请他代复了。

编写生物学课本的也有一位好手──方宗熙先生。他是福建人， 抗战第二年去新加坡教书， 跟着愈之先生做华侨的工作， 日军占领期间成了患难之交。日本投降后去英国专攻遗传学。新中国成立， 他正好结业， 赶回北京找愈之先生， 说要报效祖国。愈之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父亲， 父亲让他修订《植物》课本和《动物》 课本。没隔多少天父亲对我说， 署里来了位留英的编辑， 学生物的， 知识广博， 叫我有事可向他请教， 可约他写稿。父亲真个《 得好手而信赖之》 了。让他接着编《生理》 课本和《生物》 课本， 那时叫《人体解剖生理学》 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先是他写稿， 我父亲审读， 有意见写在稿纸上， 请他考虑修改； 后来索性当面商量， 毕其功于一役， 变成两人一同编写了。宗熙先生也得其所哉， 自夸说， 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写得如此浅显明白， 还从未见过。

1953 年春， 宗熙先生受山东大学聘请去当教授。我父亲心想， 他去了那儿可以直接培养人才， 可以亲手作科学研究， 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这一年暑期， 他还回人教社根据教师们提的意见， 把四部课本修改了一遍。调离的人员这样做的， 我只听说过他一位。后来他调到海洋学院， 作海带育种试验。父亲每次见面， 总要问他取得了什么新成绩。“ 十年浩劫” 中不通音信， 再见到他已是1977 年秋天了。见他身体依旧结实， 精神依旧愉快， 父亲问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他说培养海带的实验室被砸了， 几个很有希望的高产品种都毁了。父亲替他惋惜， 他说不要紧， 可以重新来过。他的夫人可不如他坦然， 悄悄对我说： 他在“ 牛棚” 里挨了打，打成了肝昏迷， 能活过来真不容易， 只因为他是摩尔根派。原来还是学术之争哩。“ 拨乱反正” 后， 他又有了作科学研究的权利， 社会方面的职务比先前多了， 经常来北京开会，还不时出国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只要到北京， 总要来探望我父亲。我父亲说： “ 怎么又来了， 还有什么时间做科学研究?” 他说：“ 都是工作么， 有什么办法呢!” 1985 年七月， 接到青岛来的讣告， 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去医院告诉了父亲， 他沉默了一阵， 叹了口气说：“ 可惜， 一个好人!”

人教社那时有件新鲜事， 让编辑带着自己编写的课本到学校里去试教。办法大概是大家想出来的， 有没有写成条文， 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是当作一回事干的， 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接洽了不满十个中学和小学， 有城里的， 有郊区农村的。每个学校挑一两个班， 每个班只试教一门课。请学校的教师一同备课， 参加听课， 最后一同作总结； 用教学的实践， 印证课本是否适用， 还得做哪些改进。教学方法亦然。两者齐步并进， 才有希望摆脱几千年来灌输式教育的束缚。用眼下的说法， 只要切切实实地做下去， 学校的教师和出版社肯定是“ 双赢”， 成绩是可以触摸到的， 合作会非常愉快。

人教社当时每周有业务学习， 常安排我父亲作讲。他屡次提醒中语室， 必须提高挑选课文的眼力， 不能“ 拉在篮里就是菜”。课文大多选自新出版的报刊； 初选总是不相宜的多， 逐步淘汰， 比沙里淘金还难； 常常初选是一大摞， 最后却一篇也不剩。我父亲觉得光讲原则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业务学习时，常常根据实例， 细细分析这一篇为什么选得好， 那一篇为什么不能用。先是刊登那些篇文章的报刊听说了， 邀我父亲去他们那里再讲一回。后来有些报刊送来了他们自己的材料， 有已经发表， 读者反应不错的； 有特意采访， 而结果没法刊用的。我父亲只要挤得出时间， 一律允诺。他在开国之初就说过，抓文风得抓《人民日报》 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用眼下的话说是两大“ 新闻媒体”， 一个人人都要读， 一个人人都要听。要是报刊电台， 如今得加上电视台， 文风都准确而生动，语文课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减轻许多； 编语文课本选择课文， 也有了比较广阔的余地。

1962 年夏天，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王艮仲、孙起孟两位先生， 邀集了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熟人， 说要创办一个业余的语文学习讲座， 学员是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员为主，目的是介绍自学的方法， 提供学习材料， 有计划地帮助他们提高语文水平， 为做好自身的业务所必须达到的语文水平。我父亲赞成他们对教学目的的设想， 相信他们举办业余学校的经验， 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给急于想做好工作的有志者补上这一缺憾。讲座开头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 到1966 年被迫停办，正式报名的达八千六百多。直接听讲的一千五百人， 其余的即使身在北京， 也只好阅读编印成册的讲义， 每一讲都录了音， 传送到各地， 由分校播放。我父亲为讲座出了哪些主意， 我就说不清楚了； 只记得他每次作讲之前， 都要跟文叔先生、泗原先生、志公兄等各位认真准备； 作讲时， 晓风兄必跟去代写黑板。四年间在讲座上讲过课的有三十多位。据父亲回忆， 当时讲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 有现代的， 有古代的；有文学作品， 也有非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 有报刊上的， 有学员的习作。三是结合前两项， 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同时讲一些必须坚持的态度。学员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岗位上， 却编成了班，编成了组， 听讲前组织预习， 听课后组织讨论， 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 还推出代表，把学员们的意见带到代表大会上， 跟讲课的人和办学的人， 一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极少， 有什么紧迫的事， 如寄发刊物， 布置会场， 部分代表就自愿来帮忙。处处表现出自己要学， 跟被分数逼迫着学就是不一样。我父亲在1980 年， 还写了一篇《纪念“ 语文学习讲座”》， 在回忆中寄托他深深的眷恋。

（蒋燕燕、叶永和摘自《父亲长长的一生》 一书第六十七、六十八、七十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