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中国教育名著丛书

《学记》是世界上很早的一篇论学专著，作为儒家经典，千百午来为学人所传诵。《学记》文字简练，论理明白，多以譬喻，循循善诱，其中所阐发的治学务本、尊师重教的思想，至今仍可为典训。为学当明理，《学记》便是为学明理的入门之书。

第二，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你打来我打去。政治和军事上，各国忙于制胜或抗衡对方，外交上忙于合纵或连横。教育嘛，除了一些国家君主还有一股傻劲去抓一抓，如刘向《别录》所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官也”。而总的说来，许多君主对于教育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们的确也没有时间去兼顾教育。倒是儒家者流，努力于继承孔子以来办学和教育思想衣钵，本着自身的教育信念和经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系列具体措施，如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学记》便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这样做，也为了通过自己熟悉的业务作理论升华，扩大影响，赢得社会政治地位。战国时期，封建地主政权刚刚建立，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尚未完善，尤其意识形态方面，来不及剪裁一套完全适合自己身材的服装，有必要向前代吸取哪怕未经改造的东西。例如“不卜褅不视学”的“褅”，到了战国，它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学记》作者却又把它捡起来用。这也由于奴隶制社会文化和封建制社会文化之间，有其矛盾性的一面，又有其同一性的一面，即封建地主与奴隶主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例如君统与宗统。这便是为什么周礼到了汉代及其以后仍有市场，三《礼》的许多内容规定仍用得着，有人且为其增益与注解，乃至将其成书或篇章写作年代推后，似乎只有汉代以官方拍板形式定儒学于一尊，才为包括《礼记》在内的儒家经典创造出世的条件，和建立一套儒家教育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奠立基础。对这看法，当然不是毫无道理，但仍须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尤其汉初，是不是已到了儒学的“文艺复兴”时代呢？看来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