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

——《学科教材论丛书》总序

　　说起教材，人们都不陌生，因为凡是上过学的，都使用过教材。所谓教材，是指依照课程标准编写、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它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也是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工具。教材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教材专指教科书或课本；广义的教材除此之外，还包括教学参考书、讲义、教学地图和手册、音像和数字资源等教学辅导材料。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连接教学的纽带是教材。青少年学生每天都会用上教材，这是他们的主要精神食粮，对其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甚至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以至于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日积月累，滴水穿石，潜移默化，无形塑造，显示出了教材的巨大作用和强力功效。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教材看似一本书籍、教材建设表现为教育的一项具体工作，但实际上是一个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国家大事，其背后所牵扯的国家意志、文化传承、立德树人、培育后代等，切不可小觑、绝不能放松。我国香港地区的一些“毒教材”、台湾地区课纲课本的“去中国化”，以及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我们认为，要真正重视教材，充分发挥教材的作用，就必须把教材工作当作一个专业或职业来对待，而且要把教材问题当作一门学问或学科来研究。这既是教材建设的长久之计，更是当务之急。

　　一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专业，必须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专门人才解决专业问题，以提高工作效能和保障专业工作质量。长期以来，从事教材工作的，包括管理、编写、审查、出版、印制、发行、研究等都有不少机构和人员，使用教材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师生更是不计其黑马校对数，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当和体系，也有其一定的行业要求和专业标准。在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事业发展，提升对教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教材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先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实行中小学三科教材统编统用政策，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件规定等，并且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这对教材工作尤其是教材编写人员和机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比如，在管理机构上是否设立了教材委、教材局、教材处或教材科，以及教师如何使用，即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能否成为课本和引导学生成为课本的“主人”，都是检验其专业化程度的具体标尺。

　　教材编写是教材工作的关键环节，其客观存在的特殊性或不可替代性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教材编写的规律和特点，成为支撑教材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主要依据。

　　教材与学科紧密联系，有多少学科就有多少教材，但教材不是学科内容的简化或复制，而是学科体系的再造，是适合学生学习的学科材料，这是一项创造性的智慧劳动和职业领域。教材也不同于文学创作、科学专著，或通俗读物、科普读物，它有特定的目的、特殊的对象、专门的依据，又有必须遵照的一些规定。无论哪种教材，都要处理好科学性与思想性、逻辑性与适切性、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传统内容与当代科学、材料与观点、知识与能力、广度和深度，以及学科、学段的分工和联络等一系列基本关系问题，力图做到系统完整、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做到语言精练、观点精辟、深入浅出等等。叶圣陶曾形象地比喻说：“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教材编写既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也有不少各科要分别解决的特殊性问题。辛安亭说：“我常想如果历史课本的写法，高小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相当于传记体；初中以历史大事为中心，相当于编年体；高中以历史问题为中心，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则高小得到的是历史的点的知识，初中得到的是线的知识，高中得到的是面的知识。”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科教材个性问题的范例。正因为如此，业界历来强调中小学教材编写者的资格认定和行业准入制度，要求应当兼备学科专业、教学经验、文字能力和科学研究的“核心素养”或“关键能力”，以及组建有专家学者、专职编辑和优秀教师或教研员参加的“三结合”教材编写队伍等。由此可见，教材编写是个专业，有其专门的学问；做好这项工作，是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和实践锻炼才能完成的。特别是中小学教材或作为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的统编教材或通用教科书，非得有一大批一流的、专业化的编写队伍和组织机构来完成和保证不可。

　　因此，教材战线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统一领导和管理，建立科学规划和规章，设置专业组织和机构，健全运行机制和制度，通过创设课程教材专业、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培训、确定教材行规和标准、吸引优秀人才编写教材、建立教材审查专家库和文献资料库、拓展国家和地方教材研发基地、实行教材评价和奖励政策等一系列具体举措，逐步实现教材专业化认证、专业化机构、专业化队伍、专业化制度、专业化标准、专业化管理等，并着力按照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等标准，构筑各学科、高素质、专业化教材队伍，打造引领和适应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中坚力量和新生一代，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二

　　没有教育科学就没有科学的教育，没有教材的科学研究也难有高水平的教材。专业的事情得由专业的人来做，还得有专门的人来研究。教材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不能光凭经验办事，必须加强教材的科研工作，并且把教材当作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来研究。此外，教材的重要性、特殊性、创新性，以及教材学科多、难度大、出版周期长等特点，也决定了教材工作要未雨绸缪、研究先行。就教材编写而言，一要研究学科，二要研究学生，在此基础上编出来的教材才有质量和保证。否则，不研究学科或学术，对学科内容缺乏全盘理解，对前沿情况知之不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人云亦云、照搬照抄，编出来的教材就会出现学科逻辑不通等毛病，还会犯常识性、知识性的错误，这就像厨师不懂原料知识和营养搭配原理一样；不研究学生或教学，对学生身心、教学实际没有钻研，学问再大，立意再高，编出来的教材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逻辑性再强，不切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学生不爱读也是白搭，这就像厨师做出来的菜不合食客的口味一样。好的教材内容不但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还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或者说，一本高质量的教材，既是本学科国内外长期科研成果信息的集合，又是编者多年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的结晶。我们不想夸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的意义，但是也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教育科学工作中的一种，也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一项创造性劳动。应该明确一个观点：质量好的教材和好的科学论著，都应该被认为是科研成果、科学著作。并且，教材研究就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无论是教材编写、审查研究，还是教材管理、政策研究，或是教材出版、发行研究等，都是如此。

　　教材与教学、学校相伴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教材研究的历史却很短暂。在我国新式教材 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编辑出版了不计其数的各个学科、多种形式的教材，而且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教材思想家编辑家、出版家，他们大都在编辑出版教材的过程中发表过不少论述教材的著述，提出了关于教材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其中一些人还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思想观点，成为我国教材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新中国 70年几代通用教材编写者，大都是本学科的学问家或学科教育专家，其中集学科、教学和教材研究于一身的名家也有不少。我国对教材研究的自觉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逐步认识到：建设一流的教材不能仅仅“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也要有长期的扎实的研究实验和学术积淀；既要有熟练的编辑业务能力，又要有精益求精、不断探索的创新能力。1981年创刊的《课程·教材·教法》和 1983年由邓小平同志题名的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建立，对教材尤其是学科教材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专门研究教材的机构和人员不多，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教材理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完善的学问，关于教材的基本理论、政策管理、历史发展、编写审查、出版发行、评价检查，以及学科教材、数字教材、统编教材、比较教材研究等，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和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与我国当下教材事业快速发展的好势头不相适应，并影响和制约着各种教材的研发和编写水平。关于学科教材论，早在 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臧嵘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上发表文章，主张要建立一门“历史教材学”。至今虽然也有不少学科的相关成果相继问世，但是堪称系统而完整研究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建设高水平的学科教材论，乃至一般教材论、教材专题论仍然任重道远。学科教材论的建设，让学科专家去参与这项工作是必要的，但他们无须承担这个重任；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者特别是课程教学论研究者，应该攻克一般教材论、教材史论的难关，可是要完成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教材论和一些教材专题论（如教材的出版、印制和发行等）的任务显然是他们消受不起的。所以，学科教材论和教材专题论还得有一批学科教育研究者、教材编写者和相关专题的研究者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副担子。

　　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教材的科学研究与工作事业的关系，将教材研究、教材理论体系探索列入教材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要在全面梳理国内外教材发展和研究的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强化教材的一般理论、重要政策、重大实践以及各学科教材体系及其配套资源和数字化的研究，力争实现各学科使用一套教材、实验一套教材、研发一套教材的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教材科研规划、构筑专业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创立教材学术组织和杂志、设立教材重大研究课题、扩充教材重点研究和实验基地、建立教材研究成果交流和奖励机制等，进一步提升教材科研水平上台阶，从而为教材工作的创新、发展和繁荣提供强大支撑，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体系提供重要保障。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启动了学科教材研究丛书项目，汇集了数学、英语、语文、汉语、历史等十多个学科教材理论研究的成果，旨在为构建完整的学科教材论而努力。这项工作主要由一些学科教材编写者来完成，也吸收一些学科教育研究者参与其中。在 2019年，我们把这个系列研究项目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自定的重大课题，各学科编辑室坚持编研一体的老传统和好作风，在繁忙的编写和修订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的同时，组织多方力量、投入大量精力，系统总结和研究教材尤其是学科教材编写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并在 2020年 12月人教社成立 70周年之际开始面世。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完善我国学科教材理论、推动整个教材研究、促进教材事业发展有所助益，也希望业界有更多扎根中国大地的教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提升学科教材乃至整个教材研究的水平，共同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建设体系和教材理论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郭戈

　　202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