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徐岩

　　教科书，是基于一定的学制、课程计划或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编写的，系统反映不同教学科目学习内容的教学基本用书。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百年历史，见证了中国从贫弱不堪到傲然腾飞，见证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百姓安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2010年12月获准立项，2016年1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认定为免于鉴定，准予结项。项目在系统整理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基础上，编撰便于检索和利用的提要式书目，完善现有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编选教科书珍本图鉴；在全面梳理各学科教科书百年变迁历史的基础上，揭示我国教科书百年演进的规律，并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影响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因素；就百年变迁中争论最多的、广受学界及社会关注的、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关键问题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为当前和今后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提供启示与指导。

　　在该项目的研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共与76个单位协作，包括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等。研究人员近550人。

　　一

　　项目最终形成五大系列研究成果，于2019年开始陆续出版。

　　系列一：《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综录》（8卷）（以下简称《综录》）。该书目收录百年来全日制中小学教科书1万余种，6万余册，为其中的实见版本编写提要式目录8 800余条，为其中有书目记载但未见版本编写存目近2 000条，形成提要式书目8卷。每个条目由载体描述和内容提要两部分组成。载体描述基本

　　参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规定的标准化著录格式，揭示每套教材的书名、编著者、出版年、版次、册数、页码、开本尺寸等，其中的综合著录部分反映整套教材的状态，子目部分反映分册的形态、版次变化等。内容提要是在有限的文字范围内客观地、充分地揭示教科书的来源依据、审定情况、内容与编写体例、语言呈现形式等。

　　系列二：《中国百年教科书珍本图鉴》（4卷）（以下简称《珍本图鉴》），按1897—1912年，1912—1949年，1949—1976年，1976—2010年分为4卷。《珍本图鉴》分为上、下编，上编从出版史的角度，分“出版业发展状况”“教科书管理制度”“教科书装帧设计”三个专题，以图文形式展现相关专题涉及的重点中小学教科书；下编主要以图的形式展现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教科书。

　　系列三：《中国百年教科书史》（19卷），包括总论卷、小学德育课程卷、中学德育课程卷、小学语文卷、中学语文卷、小学数学卷、中学数学卷、英语卷、日语卷、俄语卷、历史卷、地理卷、物理卷、化学卷、生物学卷、小学科学卷、体育卷、音乐卷、美术卷。各卷均分为概述、清朝末年的教科书、民国时期的

　　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科书、结论等五编。

　　系列四：《中国百年教科书专题研究》（18卷，每个学科1卷）。各卷选取百年变迁中争论最多的、广为学界及社会关注的、至今对该学科教科书发展仍有重要影响的、教科书编制必须要考量的关键要素或问题作为研究专题。专题研究成果呈现了对同一个问题不同历史阶段教科书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与回应，并且通过这些选择和回应，深度剖析教科书编写的影响要素、重要经验与主要教训，以拓展教科书的研究，丰富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并为未来的教科书编写以及课程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系列五：散论。包括《中国教科书百年递嬗与建构》《中国教科书思想百年调适与更生》，以及《教科书往事——漫谈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等。

　　二

　　在研究之初的设计阶段，在研究过程的深入阶段，在研究成果的呈现阶段，我们一直在思考以下问题。教科书研究应该建立在怎样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教科书的本质是什么？百年来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

　　（一）在教科书研究中，教科书的本体地位不可动摇，文献资料实现了自身的“相互关照”与“对话”。让教科书文献资料自己说话，而不是以理念裁剪文献资料，才能发现教科书发展的内在理路。

　　百年来的教科书与其他文献资料的重大区别在于其情况的错综复杂，教科书虽具有成套性，但修订更为频繁、版本更加混乱、源头更加隐晦。因此，我们在整理中特别强调对百年来教科书“原典”（即原始文献）开展连续的、系列的、更迭的整体把握，对百年来交错纵横的文献资料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呈现。在对教科书文本本身加强整理的同时，研究还特别强调对教科书的社会文化背景、编撰者、出版机构、呈现形式与使用等方面的调查，以实现教科书文本与教科书相关文献资料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发现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社会变迁的映像、学科发展的缩影或者教育理论的注脚。

　　在系统梳理各学科教科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以先入为主的一些理念为指导，或运用某种特定的研究框架、模式或话语体系，来分析教科书变迁的历史，虽然分析得很有条理，但离教科书的历史真相甚远。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客观上缺乏完整的文献基础，主观上用抽象的理论框架剪裁丰富多彩的教科书文献资料，对不能容纳于其理论框架之内的大量文献资料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结果，所呈现的“教科书发展轨迹”只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因此，项目特别强调基于文献的完整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文本进行对照，再辅以相关佐证进行阐释。唯有回到教科书本身，让各学科教科书的文献资料“自己说话”，真正确立和凸显全面、系统、完整的教科书文献在研究中的本体地位，才能正本清源，为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教科书的本体样态是什么？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我国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而改变。教科书因新的学制、新的学校体制、新的教学形式的需要而诞生。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分科的、精选的、结构化的、系统性的，与基础教育模式相适应的。我们的研究着重于教科书本体样态的描述，涵盖基础教育全学科、全学段，旨在展现百年教科书文献资料的全貌。研究基于一手资料，专注于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展现教科书内容选取、结构体例呈现方式的变迁过程。这为我们的后续工作，也为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教科书提供了牢固的基石。

　　（二）教科书分析应秉持唯物史观，任何教科书都是“当下的”、具有“现时性”的，研究应建立在对教科书事实的历史性、整体性和全局性把握的基础之上，避免“以论代史”。

　　我们在研究中努力把教科书这一研究对象放在历史中，避免把对象从它的历史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避免把研究者的想象力强加在当时的教科书之上。我们努力尝试对教科书作科学的分析与客观的评价，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去解读各时代的教科书，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中，放到百年历史变迁的长河中，而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去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某一阶段的教科书。我们努力回到文献资料及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然而，要恢复历史语境，只能对历史文献开展尽可能全面的、完整的艰苦梳理，否则容易陷入主观想象的泥沼。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各个历史时期的教科书时，要持谨慎的态度，避免陷入玄思。教科书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以广泛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关注百年教科书的发展，不难发现教科书与时代背景、社会因素的复杂关联。也因为如此，我们从教科书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得以窥见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总体上看，百余年来，一大批著名学者、教育家、出版家和普通教育工作者，应时代的需求，同心协力，使我国教科书在国衰民穷的困难背景中起步，经历曲曲折折，不断提高完善，不仅适应了独有的国情，而且保持了很高的品位。

　　（三）百年教科书的发展史尽管经历了曲曲折折和各种摇摆，但最终都回归到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轨道，按照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原则不断自我修正。

　　关于教科书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追问，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们认为，我国的教科书自诞生之日起，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今天为止，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育人目标，都要精选最基础、最核心的学习内容，都要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都要追求教学逻辑和学科逻辑的统一，都是师生开展教学活动所凭借

　　的核心资源。百余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的改革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可谓是“历尽沧桑”，但教科书的本质规律却是推动教科书发展与变迁的原动力。我们经历了从翻译国外教科书到编译国外教科书再到自编教科书的曲折过程，尝试六三三制、五三二制等不同的学制，但编写出符合并促进学生的发展、适切教学实际的教科书始终是每个时代、每个学科的教材编者不变的初心与不懈的追求。正是由于教科书科学合理的设计，百年来各个时代师生始终以它作为核心的教育教学资源，在规定的教育时限内实现人才培养的目的。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教科书所构建的国民品格应具备的价值体系和各学科基本知识体系的不断变迁，体现了百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意志，以及社会文明和科学知识的发展脉络。然而，教科书对全面育人目标的追求，教科书作为核心教学资源的地位，教科书在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效益提升方面的努力，百余年来不曾动摇。

　　（四）经过百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之路，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我国的近代教科书源于西方。审视我国百年教科书发展史，在借鉴国际经验、关照本土国情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之路，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教材编写体系。我国语文、数学等学科教材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百年来，社会变革风云变幻，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也随之而演变。虽然它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白话取代文言，不断创新编制，但是各时期的教科书仍然可以从演变过程中找出一脉相承的痕迹。其中有继承，也有创新；不断演变，也不断完善。这充分说明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继承性和承载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纵观百余年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波澜起伏中显现出清晰的流向。我们把视点聚焦于此，透过其更新迭变的繁复史料，可以发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发展变化的规律。应该说，经过百年的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材建设之路。

　　我国数学教材经过了百年发展，借鉴过西方，学习过苏联，经过自主创新，最终在教科书的内容、结构体系、练习系统、配套资源等方面都已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注重教材的严谨性、系统性和思想性；注重构建旨在夯实学生数学基础的训练系统；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运算能力和空间想象力；注重通过数学

　　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养成学生的理性精神；在教材体系的构建上注重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有机融合，即教材的体系不仅要符合数学学科本身知识发展的逻辑，也要与学生思维发展等心理逻辑和数学认知规律相适应。

　　当然，中国教科书百年变迁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从其辉煌与成功中、坎坷与失误中，我们总结出一些教科书的编写经验。包括以下五点。（1）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强调国际视野的同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2）对于教科书改革，必须认清教材改革的可行性、长期性和分阶段性，避免大动作、理想化与脱离实际；必须科学对待中小学教材不断改革与相对稳定的关系，避免过于频繁的变动；教材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避免对过去片面地否定；教材改革必须首先以科学研究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必须经过科学实验，并做好教师培训等准备工作，避免急躁盲动。（3）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要做到面向全体与关照差异的辩证统一，知识的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的辩证统一，知识与能力、“学”与“用”的辩证统一，内容选取做到广度与深度、经典与现代的辩证统一，教材编排做到适合学生学习和便于教师教学的辩证统一。（4）教材编写人员与队伍必须是专业的，提倡三结合，即学科专家和学科教育专家、一线优秀教师和一线教研员、专职教材研究者和编写人员相结合。（5）打造一套好的教材需要经过研究—编写—试验—完善—推广的路径，在学生使用这一代教科书的同时，就要开始着手研发编写下一代的教科书，同时研究再下一代的教科书。

　　三

　　项目研究试图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在数据资料方面能有独特贡献。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项目立足于教科书本体研究的文献分析法，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严谨性。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献挖掘、内容分析、理论阐释的定性研究，在研究和分析视角上具有独特性。同时，也注重利用图表等形式，对教科书相关内容进行量化统计，从而较为直观地呈现教科书阶段性发展变化的规律。

　　项目选取的文献横跨百年教科书文本，在资料占有的全面性上前所未有。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将各个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教科书作为典型案例深入分析，其结论建立在总体把握百年教科书发展变迁规律和对各时期典型教科书的深度分析之上。

　　研究视角聚焦于教科书的本体研究，即教科书内容、结构及学科核心要素的分析与把握，挖掘了教科书对教育教学的核心价值，这是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毋庸置疑，分科是教科书的基本特性。教科书史研究厘清了与本学科教科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学科发展、教育思想等因素与教科书的动态关系，整体呈现教科书作为核心教学资源的本体特征——内容、结构、呈现方式的变化、发展过程。研究完整描述教科书的体系安排、学科结构特征，全面分析教科书所体现的课程观、知识观、学生观及负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隐性教育目标，客观评价教科书的教育学价值，较之以往有关教科书的研究更加深刻、全面。专题研究则基于学科特性展开，选择学科教科书编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需要把握的问题作百年的历史回顾和总结（例如语言类学科的选文问题），归纳出基本规律。

　　（二）数据资料的贡献

　　1. 首次呈现教科书全学科百年发展的立体全景，对百年教科书数据资料整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研究所考察的教科书，在时间上跨越百年，且正好是我国现代学制建立和教科书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因而，研究具有起始性的特征；在空间上涉及我国大陆各个地区；在学段、学科上涵盖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本研究展现我国教科书发展的全貌，是我国教科书整理和研究方面最具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

　　在成果形式上，本研究以文字、图片、数字化等多种形态，立体化、多样化地全面呈现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综录》从文献学角度，全面、系统地提供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书目和精要信息。《珍本图鉴》图文并茂地展现最具价值的教科书，以图鉴的形式展示我国百年来不同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堪称经典的封面、插图、版式设计等，反映我国百年来教科书印刷技术、设计水平的进步。《中国百年教科书史》，呈现不同学科教科书的变迁历程，包括各个历史阶段教科书发展总体情况与该阶段代表性教科书基本信息。首先，客观描述各时期教科书的基本面貌，陈述历史事实，做到史料真实、可靠。其次，从社会、学科、学生等不同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如教科书所处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等）、教育思潮或理念对教科书编制有什么影响；各时期教科书是如何回应社会需求、反映学科发展、关照学生心理的；为什么这样编写教科书；当时促成教科书改革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最后，对各时期的教科书作出历史的、辩证的客观评价，指出其特点或优点、进步或发展，同时指出其历史局限性。《中国百年教科书专题研究》对各学科百年变迁中最重要的、争论最多的问题开展深入探讨，通过对各时期的主流教科书的结构体系、内容、素材选择和呈现方式等的纵向分析，从中概括出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归纳教科书编写规律。另外，项目还发表了论文、学术随笔、图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积累和传播研究成果。大到对每个阶段教科书发展的宏观背景，小到对每一本教科书的内在体系结构，甚至一道练习或习题的设计，研究人员都努力开展全面、细致、深入的整理和分析。工作量之大，阅读面之广，工作之繁重，是以往相关研究无法相比的。

　　2. 创建百年教科书最全书目，创新教科书编目模式，书目分类、编排更符合教科书体系特性，为教科书研究提供更科学的线索和更便捷的信息获取路径。

　　（1）最完整。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产生已有百余年历史，至今未有完整的书目记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科书，除统编教材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书目（1950—1999）》外，其他皆未进行过书目控制，本研究填补了这项空白。《综录》收录的书目纵贯百年中小学全科教科书，其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教材及2000年新课标教材均为国内首次收录，该书目是迄今为止最全的教科书书目。

　　（2）全新编排方式。《综录》按照“学段—学科—出版者版本—出版时间”的顺序排列。这是目前教科书书目中从未采取过的编排方式。

　　中小学教材因其鲜明的特点不能照搬已有图书书目的编写方式。一般图书以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为主要标识信息。而教材的识别，要基于它的教育学特征，包括学段、年级、科目，并且鉴于教材一般是成套系的，年段之间有衔接问题，版次之间的修订变化版本信息也尤为重要。《综录》以“学段—学科—出版者版本—出版时间”为排序线索，分类更清晰、合理，满足图书馆学和教科书研究者的检索需求，更易把握百年教材发展线索和某套教材的整体信息。

　　学段：分为小学、中学两部分，但不再细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以便尽可能完整地呈现教科书的套系状态。

　　学科：基本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类目内涵和顺序排列。例如，德育学科包括修身、公民、品德、政治、经济等，生物学科包括植物、动物、博物、生理卫生等。这种学科名称的变化一般是相同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称谓，统编在一起能较连贯、贴切地反映各时期教科书发展的进程。

　　出版者版本：如“商务印书馆版”“中华书局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等，采取这种排列方式可以在一个出版者下较集中地体现各时期教科书的套系状况、系列名称变化、科目名称变化。例如，在“自然”学科的“商务印书馆版”下，可以按时序的排列看到此学科名称由格致到自然、常识、理科的变化，有时并行存在，有时交替出现；还可以呈现“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套系的变化。如此，也更贴近教材研究者关注的角度。

　　出版时间：出版者的排列顺序按其现存版本中最早的出版时间先后排列，同一出版者的出版物按其初版时间先后排列。

　　（3）全新撰写内容提要。《综录》条目除了参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规定的标准化著录格式所作的载体描述，揭示每套教材的书名、编著者、出版年、版次、册数、页码、开本尺寸等，还为每册教科书撰写了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旨在更加直观、明确地为研究者提供教材的主要内容、特点，也使检索更加准确、便捷。例如，现有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教材书目仅揭示教材的版本状况，本书目增加了内容提要，揭示教科书文献的来源依据、审定情况、内容体例、语言呈现形式等。撰写内容提要是本项研究最具特色的创新之处，不仅开创了教科书编目工作的新模式，还为后续教科书研究打下了更扎实的研究基础。

　　3. 修订完善我国第一个“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便于快捷、有效地检索教科书相关内容；部分研究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基于文献法，而部分教科书已成为“文物”级别的出版物，借阅、浏览几乎不可能，因此，要保证众多研究人员在同一时间都可以便捷地阅览一手文献需要创新的方法。借助信息化手段，人民教育出版社此前已经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将百年教科书文献资料在系统分类编目的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化处理，建立了“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在研究群体内实现了资源共享，这也是本研究得以完成的重要基础。该图像库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全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且仍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

　　《珍本图鉴》子课题研究中的不少研究填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例如，上编确定的三个专题“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业发展状况”“中小学教科书管理制度”“中小学教科书装帧设计”，虽已有少量研究资料，但欠缺集中、深入的探讨、研究，跨越百年时间的纵向研究更是未见。尤其是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业发展状况和中小学教科书装帧设计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中国百年教科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浩繁庞杂，项目全体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我们在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修订工作，但其中错漏之处一定仍有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