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术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关注其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中领导人物的观念价值，对于当时一般青年真实的思想状况较少过问。本文力图弥补这一缺憾，围绕五四落潮后以北大法科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在《评论之评论》上展开的“革命的文学”讨论，指出透过这一与郑振铎等所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有所关联的讨论，可以考察当时青年对于运动挫折的精神反应和反思模式，包括他们对于思想观念如何不停留为纸上的空谈而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关注。

　　关键词：五四《评论之评论》费觉天郑振铎革命的文学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6.11。011

　　文学史讲述新文学的初期发展时，通常会提及1921年6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提出的“血和泪的文学”这一口号，将其看作“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的发展。不过，由这篇文章引发的，在北大学生费觉天主持的《评论之评论》季刊上展开的“革命的文学”讨论，却很少引起研究者注目，始终缺乏较为深入贴切的考察。原因可能在于，一般认为“革命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事件是在国民革命时段发生的，1921年的“革命的文学”讨论，虽然也触及后来“革命文学”的某些问题，但其构思和言说的方式与之根本不同，很难被追述为“革命文学”的前史，只能被放置在新文学初期，作为郑振铎口号的某种简单“呼应”或“发挥”。这显然是文学史的线性叙述模式带来的盲视。

　　另一方面，试考察“革命的文学”讨论的参与者们——郑振铎、费觉天、瞿世英、周长宪这些名字，有些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耳熟能详，大多数则籍籍无名。事实上，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多为活跃在1920年代初期文化界的青年学生。他们对当时各种社会文化问题讨论都热心参与，一度也有相当的影响，但缺乏持续的、长久的发展，因此往往不被看作是值得叙述的文学史对象。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值得更深入的考察。有研究者曾指出，五四以后出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其中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被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代青年恰恰不只构成了某种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是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正是通过他们的活动，先前的伦理革命、思想革命和新文学，才从激进的理念落实为活生生的实践。具体到参与“革命的文学”讨论的这群青年而言，他们通过费觉天主持的《评论之评论》季刊松散地聚集起来，以“言论”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方式，锋芒所指，意在借此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改造，这本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他们的努力因此也就成为一个标本，借此可以看出这一思路的内在问题——思想、言论究竟如何兑现为社会改造的真实成果。

　　回到1920年代初期的语境中，“革命的文学”讨论实际上牵涉到当时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实践，用领袖人物陈独秀的话来说，是被看做“一家眷属”，彼此可以通联互动，共同构成某个全盘改造的方案。到了五四落潮的1920年代初期，这种整体性不再不言自明，而是日渐成为一种各有其空间和规则的“分化的现实”。其次，五四运动是以“学潮”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在五四后各地的学潮多次失败以后，这种政治参与方式无论是在组织上（表现为全国和各地方学生联合会活动的衰微）还是在思想上都日益涣散，而后来以革命政党为中轴的政治革命（以国民革命为其顶点）尚未兴起，五四唤起的政治冲动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正在寻找新的实践方式。在这两个问题的脉络中去看，1921年的这次“革命的文学”讨论便显示出某种重要性。讨论的参加者并非思想大家，然而他们身处其时，对于当时知识界、言论界的动向极为敏锐。他们的思想言论，虽然并无周密的内在体系，却可以帮助后人认识当时思想展开的具体方式。事实上，特定的历史情境里蕴含着特定的思考逻辑，这些逻辑对于当时人来说不言而彰，在后人看来却可能隐而不明。通过进入这次“革命的文学”讨论的小环境，以相关的知识青年为一个样本，重新凸显出这些具体的逻辑，或许可看作是本文的意义。

　　要进入“革命的文学”讨论的小环境，首先需要考察讨论发生的场所《评论之评论》季刊，以及通过这份刊物聚集起来的青年。作为一份新文化刊物，《评论之评论》季刊有两个相互关联着的基本特点。一个特点是，刊物鲜明地标示出“评论”（且在刊名中加以重复）为自己的主要言论方式，也就是说，它不像同时期其他许多期刊那样一般性地介绍“新文化”，而是对当日言论界的动向极为敏感，努力与之保持密切的互动。另一个特点是，借用萨特的术语，对于刊物同人而言，“评论”是一种“介入”（Engagement）的方式，他们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发言，都不是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要说明“做什么”和“怎么办”，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指向，而这种介入现实的抱负反过来正是他们构造言说中的基本因素。

　　《评论之评论》季刊与言论界的互动，有着效仿名气更大的《新青年》和《新潮》，努力进入文化运动中心位置的抱负。刊物的取名是模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英美舆论界极有影响的杂志TheReviewofReviews，创刊宣言中更表示要努力做到“评论一切”——第1期打头阵的文章，除了主事者费觉天亲自执笔的《驳马克思底唯物史观》，讨论的题目还包括无政府主义、民族自决主义、新村主义、世界主义、“俄罗斯社会思想”，以及“晚近妇女运动”“救济贫民”“出版界一瞥”“北京城里小新闻纸”以至“谈新诗第一集里的诗”。刊物还设有一个很有特点的“时论编目”栏，先后涉及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太平洋》《学艺》《建设》《解放与改造》《政治学报》《民铎》《科学》《东方杂志》《新学报》《新教育》《新中国》《民心周报》《自觉月刊》《海潮音》《北京大学月刊》，大致将当时主要的刊物一网打尽。

　　除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方式之外，季刊担当言论“中心”的努力，也运用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既有条件。刊物同人多是北大学生，每期刊物卷首都登有“本社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声明”，主持者费觉天本人也常常在文章末尾标明“某年月日，于大学”，实际上，刊物同人有意识地借用北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盛名，以树立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北大学生的身份还意味着，他们相对比较容易和久已成名的师长辈建立联络。李大钊、高一涵、王世杰、陈启修、程振基等北大知名教授，都曾先后在这份刊物上发言。刊物的创办更曾得到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赞助，他们的名单，也在创刊号上“特别”列出。这些办法，显然不是《评论之评论》的发明，而是仿效五四时期名气更大的《新潮》等前辈刊物，是对既有模式的运用。

　　《评论之评论》刊物同人充当“言论中心”的抱负，不是没有一点实际基础，他们当时确实也掌握着部分资源。与《评论之评论》有关系的北大师长，以法科居多，参与杂志的青年，包括主持者费觉天本人，也多是法科学生。对于《评论之评论》杂志而言，这带来一个特殊的优势。他们既可以像一般文科学生那样谈论文学、文化方面的问题，同时对于诸如“法律民意”“经济政策”等等问题又更加熟悉，对这方面的动向也把握得更准确。他们所办的杂志，讨论的范围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加广泛，发言的认识水准也较高，在当日的学生刊物中已算得上凤毛麟角。这也说明他们当初的自信并不是全无根据，起码一部分是建立在他们确实掌握的较多知识资本的基础上。

　　从这个“知识资本”的角度，便不难理解《评论之评论》社的青年，在1920年底杂志创刊时，何以极度推崇“知识”和“思想”，选择通过理论建设来参与甚至“指导”社会改造这一条道路。他们当时十分自信地宣布，他们的刊物，要克服“问题呀，主义呀，说得个天花乱坠，其实一无所有的社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固有事实，旁证各家学说”来“使今日这种浅薄的文化运动，做到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并且声言：

　　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

　　通过学术文化工作和言论出版事业，实现“社会改造”，不是《评论之评论》社同人独有的想法，而是五四后青年运动的基本思路之一。五四时代的青年运动，从活动的场所来分，可以归为三类。首先是直接模仿五四，通过青年学生带头，组织、动员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来实现“救国”的政治目标。第二类是通过夜校、演讲等形式，开展平民教育，来进行社会改造。第三类则是出版新书报，从事文字工作。这三种样式之间，常有交叉渗透，并不总是能够截然分开。9后两类常常又合并为学生们的“文化运动”。

　　五四青年们的“文化运动”，普遍被看作“民众运动的预备”。其中实际上又包含两层不同的意思。一方面作为民众运动的“预备”，文化运动并不总是包含着直接的政治指向，也可以意味着在“政治”之外的经济、伦理等方面，支撑社会改造工作，潜移默化地进行“无血的社会革命”。同时它又始终是“民众运动”的预备，随时可以转向政治。

　　不过，文化运动的这种双面地位，其实并不牢靠。政治变革、社会改造、文化工作，毕竟意味着不同的活动空间，也存在不同的实践原则。认为在一个领域中的实践，可以自然通达所有其他的领域，归根到底是基于将这些不同领域看作的有机性想象。这种支撑着五四时期各家“实验”方案的想象，根本上带有幻觉的性质，而且其幻觉性质的揭示也就意味着这一有机性的实际解体。选择了以“言论事业”进行社会改造的《评论之评论》杂志，在创刊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卷入这个解体的过程之中。

　　对于《评论之评论》杂志社的同人而言，“新文化”整体性的瓦解，首先就意味着这群“文化青年”借以确立自己“评论”地位的“知识”“思想”，由于愈演愈烈的内部争执，其兑换为现实“物质力量”的比率，将要大打折扣。在发刊时的宣言中，他们曾有一段颇有意味的告白：

　　我等相信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四面皆敌”，而是“同床异梦”，所以关于同社的主张，宁问真理何在，不问一致与否。虽不求一致，然自有一致的精神。

　　这段话虽然篇幅极短，但内在层次却相当丰富。所谓“宁问真理，不问一致”的提法，直接呼应前文已引述的“运用科学方法”，正是此种“科学精神”象征性地提供了他们“不求一致”之上的“一致”。不过，“同床异梦”毕竟仍然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仅凭“精神”上的一致能否超越这种“痛苦”？既然各人所找到和认定的“真理”未必一致，通过“评论”松散地组织起来的群体，在各人将要去奔赴其自家真理所在之时，又能维系多久？

　　《评论之评论》杂志聚集起来的，恰恰是一个内部组织颇为松散，思想取向也远谈不上一致的青年群体。胡适曾将《评论之评论》社的陈顾远、徐六几，与“批评社”的易家钺、罗敦伟等人一起贬称为五四以后出现的某种“新12名士”。大部分作者，在当时确实都相当活跃，往往同时是好几个团体的成员，出没于各种场合，在不少报刊上频频露面。他们在《评论之评论》杂志之外的活动分量，要远大于在杂志社内的活动。费觉天自己就同时为多个期刊写稿。其他的成员，如郭梦良和徐六几，都同时参与“批评社”的活动，此外还以闽籍学生的身份，与郑振铎、朱谦之、庐隐等人共同成立“福州同乡会”并编辑出版刊物《闽潮》。郭梦良和陈顾远又都是北大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成员，也都与费觉天一同参加了以李大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同时又是成舍我组织的“新知编译所”成员。这种松散的组织方式，一方面表面看起来可以彼此呼应，造成声势，另一方面却缺乏持久的动力，难以越出单纯言论的藩篱，这一缺点在刊物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从《评论之评论》第2期开始，围绕对“社会主义”和“新村运动”等问题的评价，作者之间就已不乏针锋相对的言论。如果问题仅仅涉及纯粹学术性的“求知”方面，适当程度的争论或许非但不是破坏性因素，反而确实可以看作“科学精神”的体现。问题是如果内部尚且意见分歧，争论不休，《评论之评论》又怎样才能实现自己当初的设想，在新旧之争和新文化运动的内部纷争中担当言论“中心”的角色？这在当时，是“新青年”们普遍遇到的问题。比《评论之评论》出现稍早，同样以“批评”为志业，作者群与《评论之评论》有相当程度交叉的《批评》半月刊，在其短暂的存在期内，便也时常纠结于类似的困惑。就连比他们根基更稳固、组织更严密的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以后也都很快发现，他们的“新潮”和“少年中国之精神”，常常只能悬在某种抽象的、普遍的层次，一旦落实到具体问题，就很难继续保持团体的“一致精神”，而只能听任成员各行其是。

　　在近年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1920年代初期基于“实行”冲动的“分工”思路，以及由此引出的文化运动内部的“专业化”取向，已引起相当程度的注意。不过，对于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来说，既需要解决怎样“专门去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分工”后拿什么来作为今后继续“合作”的基础，也就是能否克服“分工”带来的“分化”，继续保持“新文化”整体性的问题。瞿秋白曾谈到，情绪高涨、一片乐观的五四时代，仅仅凭借高远玄虚的“根本觉悟”，来笼统地维持“新文化”内部各种立场的一致，实际上属于需要克服的“模糊影响的弊病”。在困难重重的“五四落潮期”，需要承认各种专门事业分别与不同方面的实际问题相联系，按照费觉天的说法，便是将“天地间道理很多，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而在实际上，确是各有各底道理”的现状，作为无法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寻求以某种方式来重建各方面“局部知识”的有机联系。与此同时，如果要想实际“介入”社会，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那种“学会”式的组织活动方式，便也需要改变，从基于友谊的“同人”，转为基于共同信念、遵守组织纪律的“同志”。就1920年代初期的整体趋势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意味着需要新的“有主义的团体”，或者说新式（列宁式）革命政党的出现；就小小的《评论之评论》社而言，则意味着他们想凭借“评论”，担当言论中心和“社会改造”事业中轴的志愿，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实际上都过于简单，难以应付五四运动之后的现实。

　　在从前述几个方面考察《评论之评论》群体和他们活动于其中的“五四后”的现实之后，对于费觉天在讨论中提出的“革命”论，便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他的发言直接针对着五四以后的实际状况。在费觉天看来，“一种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至少当有理论的批评，文学的鼓荡，物质的变动三大因素”：

　　若从纵的方面看来，则第一步是要有正大的理论批评，能够切实地攻接现制度。第二步则要有革命的文学家从事鼓吹兴奋，造出一种革命的狂热，将社会满注革命的空气，使大家不以革命为苦，而以为乐。于是第三步物质变动一发生，革命底旗便可高标了。

　　在费觉天自己看来，《评论之评论》的工作属于“第一步”的“正大的理论批评”。至于“高标”革命旗帜，实行“物质变动”，则属于“第三步”。因此当前最需要的是赶快做第二步的工作，唤起“革命的文学家”来灌注“革命的空气”。与此同时，他也试图推出少量现有的作品来作为这种“革命的文学”的示范，在《评论之评论》第4期里作为讨论的附录列出了四首“革命的诗”，即郑振铎和周长宪分别写的两首《生命之火燃了》，胡适的《四烈士冢上底没字碑歌》和纪念安徽学潮中受伤的学生姜高琦（传为已死）的《死者》。

　　这几首诗是否足以充当“革命的文学”的样本，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回到费觉天本人的论说上来，他实际上是努力将“理论批评”“文学鼓荡”和“物质变动”等工作，作为革命的不同分工环节，在整体的革命运动内部统一起来。“革命”对于费觉天而言，相当于重新组织这几个层次之间有机关联的符码。之所以要努力建立这种关联，恰恰是因为在现实中“理论批评”和“物质变动”之间的桥梁正在断裂。也就是费觉天1921年7月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所说的：

　　今日一般青年底热潮不是又都下去么！什么牺牲哪，以前虽不对，倒还有人乱嚷，现在连乱嚷的人都没有了。今日一般青年，不但消极，而且转20入悲观。我不知有多少人要自杀，要堕落，或是洁身去学佛。

　　费觉天本人从中得出的判断是，五四时期的“热潮”，本来就不是理性批评的功绩，而是“运动”本身造成“感情的激动”的结果。他之所以想以“革命”为中轴来重组新文化的整体性，也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属于一种凭借“社会运动”的冲力来维持“文化运动”的思路。

　　对于这个思路的可行性，郑振铎在回应的文章里表示了怀疑，认为“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五四那种“全国一致，向同一目标进行”的“气概”，“恐怕不能再见于中国了”。不过，费觉天认为要“作出什么事来”，“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下手，“那是办不到的”，更需要的是“文学”的感情“激刺”。这一点郑振铎则颇为赞同。他也认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现在中国青年之所以不去作革命事业，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憎恶旧秽的感情不大盛的原故”，引起这种感情的任务，“只有文学，才能担任”。

　　由此可见，不论是费觉天还是郑振铎，其实都是在一种与“行动”紧密关联着的“情感”的层面上来考虑“文学”的，其观念中暗含着“思想—文学—情感—行动—现实”的公式。这个判断应该放在五四运动以后整体的社会环境中来理解。思想上对“行动”的强调，正是因为现实中目睹“行动”的低落，因此注重似乎与行动关联更紧密的“情感”就成为五四后一个普遍的趋向。陈独秀当时就曾经说：

　　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22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

　　对青年运动的低落深为不满，并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由于青年缺乏“勇猛精进”的精神，从而将强调的重点转移到“情感”方面，这个大判断，陈独秀与年轻一代的费觉天、郑振铎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正好和他创办《新青年》时的思路相反。陈氏早先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里强调“情之属也”的“爱国心”必须建立在“智之属也”的“自觉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那时所讲的“智”与“情”的次序关系，与此时的见解恰好对立。陈独秀以“1920年之我”与“1914年之我”战的缘故，在于他的判断本来就都是策略性的思考。事实是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以何者为急务，要视发言时的特定情势而定。

　　五四以后紧迫的问题是“思想”怎样兑现为“现实”，而不是贬值为纸上的“言论”。这是当时许多人都自觉到了的。例如同一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参与者，就都意识到存在一种“从空谈主义到主义自身被抽象出来成为空洞的24象征”的不良倾向。胡适给出的药方是研究具体的“问题”，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可以拿来空谈的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主义”，“研究”问题也一样可以成为空谈的对象。到了1921年，陈独秀便在《新青年》上抨击“青年底误会”——“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意问题，他就想出25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可见根本的问题未必在于“主义”的一般性与“问题”的特殊性之间的对立，而在于“迷信”和空想，而这就需要打破话语的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的循环，形成深入现实的实践。

　　这期《新青年》的“随感录”曾引起周氏兄弟的共鸣，鲁迅当即表示“独26秀随感究竟爽快”，周作人则在文章中加以引用。不过，陈独秀用来批判“青年底误会”的理论基础，正是刊载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而被鲁迅认为“无甚可观”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点周氏兄弟恐怕未必明确意识到了。

　　在陈独秀看来，思想之所以不能转化为导致现实改变的行动，一个因素正是思想本身有问题，要么模棱含糊，看似应物无穷，却不能提出具体的方针，要么过于简单狭隘，虽然似乎能分析清楚局部的小问题，却不能把握现实的核心。由此寻找能够真正掌握现实的“思想”就成为关键，陈独秀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同样也是费觉天发言的基础，从而也就构成他和参与讨论的其他人——郑振铎、瞿世英、周长宪等人之间的区别。其他几个人主要都是围绕着“生活之感情化”或“创造的人生观”之类问题来谈“理性”和“情感”关系问题的，仍然停留在一种较为抽象含混的层面。而费觉天考虑的却并不是伦理知识如何化为日常人生中的道德实践之类问题，他所讲的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社会改造”成果的“理性”，是指“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等特定的“社会科学”知识：

　　试问我们要使推车的，种田的，做工的，念书的，此至一切人民都了［解］“何谓剩余价值”是可能的吗？我敢大胆说道，绝对地不可能。照此看来，革命底动机，虽是理论，然他底发展，长成，成功，都非使这种理论变为感情的作用不可。今日一般从事于革命者可以觉悟了，你们若要想，用剩余价值说，唯物史观，等等道理说服众人，以成其革命，那就是舌敝唇憔，也不行。

　　费觉天极端重视情感，一方面固然是和郑振铎等人一样，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五四后青年活力的涣散，希望以文学的能量来重新激活青年运动和社会运动。但除此之外，他论点的另一个面相，则是基于他对唯物史观的了解和怀疑。回到1921年去看，费觉天起码可以算是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较多了解的人之一。在他自己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能了解，而了解得非常详尽”，同时“了解得愈多，怀疑得也就愈甚”。

　　费觉天的“怀疑”，集中体现在发表于《评论之评论》第3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问题”专号上的《关于社会主义争论之总批判》一文。这篇文章的立意，是想对于当时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没有可行性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论战”下一个“结论”。文章的重点是阐释他的“社会变动原因”说。他既不赞同“以为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由于个人的论调”，另一方面也不满意于他所理解的“主张社会变动由于制度”，“若人类精神动作，不过是因物质之转移而转移罢了”的“马克思底唯物史观”：

　　一切社会变动底原动者是甚么？我主张并非个人，也非制度，而是阶级。一切社会变动史都是阶级争斗史。一切社会变动都是阶级心理所要求。今日社会革命固明明是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相冲突；其所以冲突，是因为资本阶级掠夺劳动阶级；若社会主义说，即此阶级心理之表现。

　　费觉天可能是最早一批从心理、意识角度思考阶级的构造问题，强调“阶级”不是单纯经济范畴的人之一。他这个思路绝非只是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用来论证中国在缺乏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开展社会革命合理性的一种话语策略。除了受到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之外，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始终怀有的疑虑。在他的明显误读下，唯物史观似乎意味着某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逃离这种历史决定论规划好了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僵硬框架，是费觉天理论思考中贯穿性的冲动，也是他想通过“革命的文学”激发出的“情感”获取的根本的能动性。

　　对唯物史观的类似怀疑，虽然属于误读，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却相当普遍。朱务善在回忆中就曾提到，李大钊在社会主义团体的讨论会上曾用“雏鸡生于孵蛋”的比喻，来说明唯物史观中“潜在的必然”论。这一借自河上肇的比喻，据说曾令在场的费觉天大为叹服。蔡和森1921年2月致信陈独秀谈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便也强调“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évolutionetévolution）。专持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持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陈独秀在回信中表示同意蔡的意见：

　　“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

　　蔡和森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革命与进化的“综合”，但对于怎样实现这种“综合”，尚无通透的认识。陈独秀的回信则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已经更加熟练，能从“唯物史观”这一“对于历史的经济的说明”本身当中释放出超越“完全机械论的哲学”而自觉地“创造将来的历史”的动能——“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含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而是意味着“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在发起“革命的文学”讨论时，费觉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并未达到这种深度。正是由于他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许多观念，一方面又始终将其误读为缺乏能动性的机械论，才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之外将“情感”树立成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他的“革命的文学”论。

　　费觉天的观点虽然包含着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解，内在逻辑也较为粗率素朴，但却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革命的文学观”确实与后来的“革命文学”有某种远亲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已被遗忘的他仍然会被创造社成员朱镜我提出来批判，当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反面例子。不过，更重要的是，不能纯粹从“文学”的内部视点来理解他的论述，而将之草率判定为肤浅的文学观。在费觉天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和基于此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学”的主张中，包含着对思想如何转化为行动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一问题深深植根于五四以后既有的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模式失效的现实之中，是当时每一个知识群体，每一个知识者个人都有必要回答的问题，而他们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也就决定了他们在1920年代继续走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