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同志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并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教科书事业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发展。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不仅有比较全面的宏观教育理论，也有比较系统的教科书改革思想。他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关键是教材，要深入推进教科书改革；教科书编辑出版要有合格的人力加以保障；教科书编写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科技成果，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要把教科书编写出版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些思想论断对进一步深化我国教科书事业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教科书；课程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３。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１８６（２０１６）０８－００１７－０８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领路人。他不仅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永垂青史的划时代的历史业绩，还自告奋勇抓教育，为教育改革发展、为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现代化事业立下了无可替代的不朽功勋。他老人家生前十分关心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发展，并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亲笔题写了所名。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在庆祝建党９５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怀念邓小平同志对党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改革事业的特殊贡献。在中国百年教科书发展史上，邓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对教科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发挥直接影响的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人物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今日中国教科书事业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独到眼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事业的一系列远见卓识，这些基本思路和一系列论断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科书改革思想体系。深入学习与研究他重视和改革发展教科书事业的思想论断和精神风范，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更好地推进教科书事业科学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在重大历史拐点大声疾呼：“关键是教材”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力挽狂澜，高屋建瓴，对分管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当仁不让，并诙谐地说要为教育工作当好“后勤部长”。他认为，不抓教育，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复出伊始，他以敏锐的眼光一下子盯住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即课程教材问题。在不同场合，他多次大声疾呼教材改革，认为教科书问题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当务之急。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告别十年动乱，迅速步入正规化。

　　众所周知，教材、教师、教室，这是教育工作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石。邓小平一贯重视教科书工作，反复申说教科书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这种深刻认识，他十分强调教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教科书事业中的行政职能，要力争不断有更大作为。他特别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接着他又强调：“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做，就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又指出：“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１］

　　针对十年动乱造成的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语也不懂。”因此，“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２］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指出：“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中小学的）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３］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精辟地、斩钉截铁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１］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主席的教科书思想时说：“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要做到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２］１９７７年８月６日，他又指出：“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２］１９７７年９月６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谈道：“‘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失。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２］

　　二、“编好教材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邓小平直接推动了中小学教材建设在十年动乱后的复兴。他刚一复出，就把教材改革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上议事日程，并在人力资源上给予切实保障。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教材。鉴于此，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９日，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２］

　　１９７７年８月５日，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教师自身要提高素质和水平才能适应新的教科书内容，他说：“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２］８月８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明确提到教材改革问题。在此后不久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

　　在随后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邓小平多次就教材改革问题同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希望１９７８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就能用上新教材。他高度重视中小学教材编写队伍建设，认为必须组织专业人员集中力量编写中小学教材，恢复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他强调：“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同时他也指出：“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４］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业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人员被解散下放；１９７２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人教社虽然得以恢复一些业务，但大部分人员仍分散京外各地。

　　为解教材编写工作燃眉之急，遵照邓小平关于教材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教育部党组雷厉风行地决定尽快增强人教社的编辑出版力量。１９７８年２月５日，教育部党组就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从各省市选拔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２月１０日，邓小平在审阅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后，迅速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可想而知，当时调人进京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回忆，十年动乱后，原来编写出版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教育部直属的以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业务的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但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下，这个问题居然迅速解决了，不仅调回了人教社原来的人员，还选调了各地一些优秀教师进京一起参与教材编写。^［５］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后，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据浦通修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几经周折，在一个难得的场合，浦通修不得已向邓小平汇报了此事。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北京市的领导同志：“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２００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最后在条件幽静的香山饭店安顿下来，以“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开展工作。^［６］因此，“文化大革命”后首次编写全国通用教材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亦称“香山会议”。^［７］

　　邓小平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拨冗关注教材编写情况简报等汇报材料。他直接领导教材改革工作，还在百忙中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以人教社人员为主体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代表，并合影留念。邓小平认为，必须加快教材出版发行的速度，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他审阅《关于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后作出批示：“同意方毅提出的‘进度慢了一点，会影响人才的培养’的意见。”^［２］４月，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教材编审体制和出版发行办法仍沿用“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规定。

　　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由人教社紧锣密鼓地编辑出版。人教社圆满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１９７８年要用新教材”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这套教材在新中国教材发展史上谱写了华丽篇章，为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和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人教社很快就重整旗鼓，作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主力军、国家队和专业队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人教品牌再铸辉煌，人教版教材以质取胜，在新时期再次赢得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三、“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

　　邓小平力主教材改革要注意吸收外国先进的科研成果。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２日，他约方毅等谈科学和教育问题，在谈到中小学教材时，他指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２］７月２３日，他在与教育界有关同志谈话时又指出：“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四人帮’不准这样做，他们开‘帽子公司’、‘棍子公司’、‘钢铁公司’。”^［２］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９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教育工作时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自然科学的），要结合本国的国情编写教材”“要进口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好教材，以后就按新教材来上课。”^［４］８月１日，邓小平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２］８月４日，他指出：“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２］

　　邓小平在进口教材和钢材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认为要优先进口教材。他专门指示财政部拨出十万三千美元专款，用于从国外购买大中小学教材，供国内编写教材时参考。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十万多美元，专门用于采购发达国家中小学教材。当时的十万多美元，绝不是个小数目。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对课程教材事业的高度重视。他还指示我国驻外使领馆协助办理采购和装运工作，以使外国教材尽快运回国内。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３日，教育部在给财政部并抄送外交部的进口外国教材所需外汇的报告中指出：“根据邓副主席指示，教育部门要研究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外国教材，结合我国实际，编出新教材，明年５月份前完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几年来进口这方面书籍很少，即使有一些也残缺不全，因此，急需进口一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德的中小学全套最新教材，及大学理工科教材。”８月１６日，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驻美联络处、驻日、英、法、西德使馆发出《请为国内购买驻在国教材事》的紧急专函，请他们尽快购买驻在国最新的、水平较高的中小学教材，并指出：“国内编写教材工作已经开始，购书工作务请指定专人立即进行。购买一批即向国内运一批（迳寄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教社对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认真研究分析，并提出报告，由教育部于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５日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增刊”名义报送中央。^［７］邓小平对外国教材研究报告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９月１９日他在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１］９月２９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２］１０月５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教育问题时，他发表意见说：“现在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办教育要以最新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爬行主义。发达国家的小学课程就有代数、简单的几何。景山学校就有这样的经验，学生能接受。这样，中学水平才能高。”^［２］

　　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２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１］８月１日，邓小平就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英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消息称中国辽宁一本英文教科书课文，把当代英国描写成像狄更斯那个时代那么贫穷悲惨）作出批示：“此类材料，在英国社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２］ 8月底，邓小平审批同意教育部、外交部《关于答复钱宁提出的四条建议的请示报告》，对支持旅美学者继续有计划地收集外国教材表示肯定。^［２］

　　１９７８年年底，人教社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已达数千册。此后，根据邓小平关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中小学教育内容的指示，人教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外国教材的改革和发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人教社始终不忘邓小平的嘱托，持续不断地想方设法引进国外先进教材，作为我国中小学教材更新换代、与时俱进的重要参考和借鉴。如今，人教社图书馆不仅在国内各时期各版本中小学教材收藏量上独占鳌头，而且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外国中小学教材资料中心。

　　四、亲自确定历史和语文等学科教科书的若干编写原则

　　邓小平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具体工作和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教育部将人教社历史组草拟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报送中央。３月７日，报告送请邓小平审批。邓小平于３月９日就审阅了教育部《关于中学历史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并作了“拟原则同意”的批示。报告中涉及的原则性问题共有九个，其中有：儒法斗争；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下限及下限以后部分的处理；等等。这九个原则性问题中的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批示的这份《意见》，不仅被作为中小学相关学科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而且成为当时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

　　针对王力、吕叔湘等专家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呼吁和建议，邓小平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教材改革问题。他还对语文教材选文方向提出了具体意见。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编教材是“带着镣铐跳舞”，人教社语文教材编写组内的争论非常激烈，有些问题如古文在教材中的分量问题不好把握。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与人教社有关负责人去向邓小平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邓小平听了汇报后一锤定音，最后敲定了古文在语文教材中所占比例等争议问题。另外，他曾要求有关方面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教材与大学的衔接问题。

　　五、教科书编写出版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课程教材研究所亲笔题名

　　邓小平对科学研究有一系列精辟的重要论述。他不是孤立地谈科学研究，而是从党的奋斗目标、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全局来考察科学研究。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四个现代化”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还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抓科研就要抓教育”的著名论断。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是对自然科学研究讲的，教育科学研究包括课程教材研究当然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贯彻邓小平重视科研工作的指示精神，特别提出了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办社方针。为此，人教社向教育部党组提出了创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申请。１９８３年６月教育部党组同意了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并明确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可以说，课程教材研究所是在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乘势而起的。它既是我国课程教材改革实践的产物，也是在课程教材领域切实践行邓小平重视科研工作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

　　接到教育部的批文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致信邓小平，请他题写所名。鉴于邓小平对中小学教材改革与发展的一贯关心和重视，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请求，不惮繁忙，很快亲笔题写了所名，于１９８３年７月中旬就送达人教社。［８］邓小平亲自为一个基础教育研究机构题名，这在全国是唯一的。这不仅再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发展事业的殷切关心和巨大支持，也再次充分彰显了他对教育的情有独钟，对我国课程教材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全体同志，也必将继续激励我国广大课程教材研究工作者，为进一步搞好课程教材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材质量，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教材新体系，开创我国课程教材研究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事实证明，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集科学研究、编写与编辑出版于一体，是符合教育出版事业健康发展需要的，其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殷切期待和厚望。

　　六、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让步：痛斥日本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

　　教科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教育问题，对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含糊，更不容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对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进行了多次驳斥与批判。目前，日本有关教科书更加甚嚣尘上，肆无忌惮地篡改侵华历史。邓小平对日本篡改历史的驳斥与批判，在今天读来仍感发人深省。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问题进行批驳。他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９日与胡乔木等谈话时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他说：“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很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最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２］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２］９月２８日，他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指出：“中日两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完全一样，这也是正常的。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２］

　　邓小平认为，教科书问题是事关教育后代的大问题。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４日他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２］１１月９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说：“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２］１１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之翼访华团领导成员时说：“贵党在教科书的问题上，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精神，我是非常赞赏的”“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２］

　　邓小平主张对日本教科书问题保持警觉，不要掉以轻心。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１日，他会见日本外务大臣时强调：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２］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日，在会见日本首相特使时，他又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最近这三四年，从教科书问题开始，总是不断发生一些麻烦。值得指出的是，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２］

　　七、结语：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教科书改革思想既是主线清晰、一以贯之，又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是他长期领导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笔者上述所归纳各点都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１９８３年７月中旬邓小平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名后的９月１０日，邓小平书赠北京景山学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一面理想的旗帜，是一面鼓舞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旗帜。“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针，被写进以后历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计划和规划纲要中。应当指出，这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和方针对整个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对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发展更具有直接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为教科书事业开辟了新航道。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的时代特色或者说贯穿始终的逻辑“红线”就是“三个面向”。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理解和领会。

　　（一）面向现代化

　　邓小平能跳出教材看教材。他认为，教科书改革必须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正视现实，以免盲目走弯路，或重复走老路。我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他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２］“教育是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２］教科书改革要考虑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局，既要有近期安排，更要有长远目标，要有一盘棋意识。从这个意义讲，必须要有一流的教材，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邓小平认为，教科书改革要有一些新思路，要解放思想，敢于试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教科书编写体制和机制；要针对“文革”对教科书事业的破坏，尽快更新观念，拨乱反正，扫除阻碍教科书事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编写出版能满足改革开放需要的教科书，倡导要坚持硬件（教科书、教育手段）、软件（教育思想）两手抓。据此分析，教育思想现代化，即更新思想认识、树立先进教育理念是前提和导向；教育内容现代化，即创新课程、改革教材是核心和关键；教育方法现代化，即革新教育技术手段和组织形式是支撑和保障。［９］教育现代化应是三位一体，不可割裂，不可分离。如果只有教育内容现代化，而无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现代化，那么教育内容现代化也不能真正实现。而三个维度的根本是人，要以人为本，以师生为本，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以超常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一直关注与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的教科书改革问题，提出既要敢闯敢干，又要脚踏实地。他强调：“我们的全面改革是一种试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２］他又说：“对的要坚持，错的要改正，不足的要加点劲。”^［２］他指出：“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２］在教科书问题上，他不激进、不冒进、不空谈，不急于求成、不好大喜功，不超越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而是着眼于身边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实际问题，致力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稳步推进教科书改革。他结合中国国情并直面现实，提出要引进外国教科书，创造性地吸收外国教科书的先进经验。在教科书建设问题上，他既不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又不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其独树一帜的教科书改革思想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教科书理论宝库，也促进了中国教科书改革的实践。

　　（二）面向世界

　　邓小平的教科书改革思想具有深邃的全球意识、宽阔的世界眼光。他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２］他面向世界，放眼世界，横向比较看教材，认为，既要看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要努力寻求教材建设的共同规律，把目标瞄准世界前沿领域，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经验，进而使中国走向世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那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越来越落后，甚至挨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研究借鉴就没有发展。教科书改革必须面向世界，了解别国的情况，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成果和有益经验。毫无疑问，要面向世界，就必须立足本国，既要大力提倡吸收借鉴，洋为中用，又要加强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囫囵吞枣，生搬硬套。

　　（三）面向未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就是面向未来、为未来培养人才的事业。谁掌握了未来，谁就赢得了胜利。教科书改革事业要面向未来，着眼未来，就必须把目标定位在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人才上。今天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社会。邓小平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指出：“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这个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这是教育一代人的事，培养一代人至少十五至二十年。”^［２］他指出：“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２］他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_［２］现实理性是大胆承认落后，然后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但是邓小平对急切的盲目乐观的情绪始终保持警惕。中国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避免急于求成，否则就可能欲速则不达，在教科书改革问题上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在邓小平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指引下，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事业已经逐渐步入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１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的指引，就没有我国中小学教材现代化的今天。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独创性和启示性，极大地开阔和拓宽了教材工作者的视野和思路。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重大任务，诸如如何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未来与现实、国际化与本土化，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加强领导与三级管理、统一性与多样化、基础与分流、普及与提高、大众与精英等问题。全面深化教科书事业改革，坚持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教科书改革思想，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教益。

　　（注：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副总编辑、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吕达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此特别鸣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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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浦通修。按照“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切实加强教材建设［Ｊ］。课程o教材o教法，１９９３（９）。

　　［６］达德。心血川流大波涌历久弥新俏依然---写在人民教育出版社５０华诞之际［Ｊ］。人民教育，２０００（１２）。

　　［７］顾雪林。追寻新中国６０年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历史足迹［Ｊ］。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９－１１－０５。

　　［８］程材。纪念邓小平同志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题名１５周年［Ｊ］。课程o教材o教法，１９９８（９）。

　　［９］薄冰，敬一言。中小学教材改革和发展的两个建议---纪念邓小平同志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题名、三个面向题词１５周年［Ｊ］。课程o教材o教法，１９９８（９）。

　　［１０］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改革的功绩［Ｊ］。课程o教材o教法，１９９７（３）。

　　（责任编辑：刘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