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性始终是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和核心原则。文学人民性命题在我国的引入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人民性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抵达中国学界，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我国形成初步共识，并引导现代作家开始经典化转型，直至推动文艺修辞策略转向、批评话语范式确立和文论的人民向度生成，使文学人民性共识在我国得以最终确证。其后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但在新世纪后又逐步受到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文学人民性逐步回归主导地位和本源内涵，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文艺理论；人民性；历史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７）０７－０１６６－０７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艺理论建设当然也不例外。体现人民性的文艺理论始终是我国文艺理论的建构基点和努力方向，也是我国文艺理论有别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根本特质。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提出："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以上这些都充分表明，人民性始终是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和核心原则。但文学人民性命题是我国固有的、还是外来引入的？其如何在我国文艺理论建设中取得主导地位？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话语范式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一、文学人民性命题之历史溯源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首次提出人民文学的概念。实际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人民文学概念之前，我国学界对于人民性这个现代性概念还是很陌生的。在前苏联文论诞生之前，"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在俄罗斯的主要含义是"民族性"，只是"民族性"含义其实取自卢梭的人民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的人民主权学说在于证明公意支配和使用主权，所谓公意是指由全体个人结合而形成的有生命和意志的公共人格，是政治共同体主权支配的主体，而人民或人民性正是公意的体现。这一学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扩散而进入俄罗斯，人民性概念也因此进入俄罗斯学界。但是１８１２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罗斯后改变了这个概念的命运，它逐渐演化为民族性。在《论文学中的民族性》中，普希金将"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解释为"作家身上只为其同胞珍视的优点"，也就是"民族性"，它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存在，甚至是缺点。^［１］不过，由于俄罗斯人民对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内部等级区分十分不满，"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还是保留了"人民性"的含义。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角度说，文学的人民性就是从民族的自我意识出发，同时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心理，要表达人民的希望和未来期待。因此，文学的人民性的理论内涵是由别林斯基划定的，^［２］只是在范围和边界上都很模糊。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概念的讨论使得人民性的内涵发生重大转折，它不再指向"全体公民"，而是特别意指"社会底层民众"。要做"人民的诗人"则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即体验底层民众的生活，以坦诚的、非阶层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需求，反映他们的情感。^［３］这种"纯化人民"趋向的理解随即被列宁发展为"两种文化"说和文学的党性说---贵族的大俄罗斯文化与人民的大俄罗斯文化，人民性随即被纳入到阶级斗争话语中。^［４］

　　人民性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抵达中国学界，也获得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推广的文学的民族性，一种则是左翼文学阵营强调的人民性。国民政府强调民族性的根本目的是利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打击列宁主义的人民概念，因此我们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只是强调文学的民族形式，并不认同文学的民族性内涵。到了毛泽东的《讲话》，文学的人民含义恢复到列宁意义上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层内涵，而人民文学的概念也由此披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成为反映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反映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文学。^［５］这个定义决定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人们对"人民文学"的想象，既有阶级斗争的要求，又有体现人民利益的规约。然而，如果这样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内涵，那么它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关键词，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才可能获得它的真实含义？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由苏联学者顾尔希坦著、戈宝权翻译、香港海洋书屋１９４７年出版的《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书，在中国学界一时洛阳纸贵。它在１９４９年分别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和北平天下图书公司再版，后者直接将书名更改为概念性的《文学的人民性》，并在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年连续重版。在顾尔希坦看来，从机械庸俗的阶级论视角看"人民性"是错误的，它有着丰富的历史性和战斗性，从叙事诗中的古代人民性、古代民主政治的人民性逐渐发展为第三阶级的人民性（资产阶级的人民性），最后才抵达革命的民主主义人民性。^［６］人民性的最大特色是富于时代的战斗性，始终作为一种精神在文学中成长着。显然，这种人民性概念具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不过它还是令国内学界比较兴奋，它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征意味着"人民文学"应当正视时代的要求，应该面向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现实。因此黄药眠提醒人们："文学中的人民性是历史的范畴，因此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随着社会形势发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７］他进一步论述到，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将顾尔希坦的人民性概念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发展出具有"高度人民性的文学"。此外，还要学会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重估中外经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借此归纳人民文学的典范。吴伯箫的观点类似，他是结合列宁主义来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和党性的。在他看来，人民性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一定是与阶级性和党性相统一的；中国文学和前苏联文学中的人民性已经表明，人民文学永远都是富于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的，但这种战斗精神不是胡风意义上的，而是列宁和毛泽东强调的人民群众。^［８］

　　实际上，文学的人民性不仅是中国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视域，也是前苏联青年作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法捷耶夫、爱伦堡等人的创作谈《作家与生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正是对这种关切的反映。该书由文化翻译出版社１９５０年出版，１９５３年再版，销量极大。法捷耶夫给青年人的建议是创作的三个要素：站在当代先进的思想水准上、明确写作的意义与目标、谨记作家是劳动人民。^［９］法捷耶夫赋予了"人民性"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强调其历史性、时代性、阶级性和批判性，认为艺术的真实必须建立在当代人民性的基础上。这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直到２１世纪还有学者坚持人民文学与"表现底层人民"的文学必须具有一致性，^［１０］更不要说当时文论界和创作界的反映了。

　　二、文学人民性在我国形成的初步共识

　　对一种新的文学文艺理论的生成，仅仅依靠外部话语是不够的。如果失去坚实的文艺创作为支撑，那么其生命力与合法性都是令人质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人民文艺口号的提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我生成和确证的要求，因为它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人民性基础过于匮乏。用茅盾的话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的文学，它们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误区，诸如"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强调了民族性而"忽略了阶级观点"等。^［１１］从毛泽东"文艺讲话"确立的社会主义文学标准来说，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文艺很少有达到同时具有革命性、斗争性、人民性、党性和鲜明阶级观点的。此时作为扭结文学其他政治属性的人民性只能依靠《讲话》或者外来文论的支撑。写于该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即是如此，作者刘绶松提及最多的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人民的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１２］在这样的情境中，一方面是大力提倡新人民文艺的生产，另一方面则需要对部分五四新文学和解放区文艺作品进行"经典化"。^［１３］由此，人的文学传统也被人民文学所终结，人民开始成为歌咏的对象。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它率先启动了文学的人民颂歌模式，不仅充分表现了文学的党性、人民性和革命性，而且表征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开端。

　　文学人民性共识的初步形成，也再次印证文学为时代的产物。人民性的题材和主题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生长点，而颂歌模式也发展为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普遍创作模式。在具体的人民文艺作品上，颂歌"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１４］。二者同时也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艾青、徐迟、臧克家、巴金等人都进入了这一创作领域。在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中，巴金先生尽管努力抹去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痕迹，但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暗示着他似乎并未完全理解"新的人民的文艺"标准，以至于这篇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文章并没有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传播得更为广泛。在小说、戏剧和电影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开展得不是很乐观。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１５］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续效应，足以说明文艺生产者对于历史的把握、对于新社会的理解以及对人民文艺的忠实度，与人民文艺理论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也是在人民性的理解上栽了跟头，它曾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１６］，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连环画，但在《武训传》批判运动展开后，曾经罩在它上面的光环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声讨与批判，因为萧也牧的作品过于"真实"、过于"典型"，从而违背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形象塑造的宗旨。

　　尽管新的人民文艺开展得磕磕绊绊，但现代作家的经典化转型却一直没有停止。因为，以人民性话语为规约的文艺创作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推进现代作家的转型就不能不提上日程。程光炜在《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１９４９-１９８１》一书中详细解析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情境要求和文艺一体化要求，并指出"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与毛泽东的《讲话》的经典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尽管他们的"历史渊源、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与５０年代后的文学环境、文艺政策、出版机制、文学观、主题、题材等方面，存在着多重交叉、错位、滞后的差异"，然而这种"多重紧张、矛盾的关系"还是被人民性的话语要求进行了"再分配和重组"。^［１７］从这一现代作家被选择性地经典化过程即可看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文论在这一时期发挥的接受效果都是不明显的，它们的存在从整体上说，是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自我确证。无独有偶，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４０-５０年代作家研究》也将研究的焦点对准老作家们的蜕变，同样指出了包括赵树理等人在内的作家在表达时代经验方面与"人民性"话语要求的距离。这些作家（赵树理、冯志、丁玲、沈从文、萧乾）的书写转折，不仅能够反映新的文艺一体化的要求，而且能够折射出这个特殊时期的紧张关系，包括"民族认同与政治立场、文学与政治、个体生存与社会承担、知识分子与革命、作为当代文学内部规范的《讲话》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代文学所重新整合的传统／现代关系等"^［１８］诸多复杂共生且异质同构的关系。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依然是被"作为当代文学内部规范的《讲话》"所整合的。

　　在人民性的规约下，似乎只有在人民文学视点中理解"艺术的真实"才是正确的途径。由郭沫若翻译、上海群益出版社１９４７年出版的马克思著作《艺术的真实》此时也受到了重视。它在１９５０年获得再版，为中国学界进一步讨论"文学的人民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激烈地反对布尔乔亚文学那种自恋的主观性，要求文学要在历史和时代的双重视野中寻求艺术的真实性；马克思承认，艺术的真实确实是由形象思维及其"虚构的自由"完成的，抽象的和思辨的理论思维无法胜任艺术真实的表现，但是形象的虚构自由不能逾越具体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尤其是人物的典型性格不能脱离具体环境的观点。因此，从《艺术的真实》中选译的马克思的表述来说，它们依然是用于理解人民性的，尤其是用于对《讲话》中提到的人民的文学的理解。毋庸讳言，这些论著的公开发表及由此带来的理论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宣誓了人民性文论在我国的初步确立，也同时宣告了社会主义文论有别于西方文论的基本特质---人民性范式的初步形成，为我国文论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立道路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文学人民性共识在我国的最终确证

　　通过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和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确证了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属性，而且排除了内部话语纷争，形成了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核心的人民话语范式，文学人民性共识开始逐步形成主导，以至于最终得以确证。就此而言，外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典型性、人民性、真实性，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成了中国文论话语的一种外观和表述策略。如果深入这一时期的文艺修辞表达、批评话语范式确立和文论的人民向度生成，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确地判断：文学人民性话语体系至此已经确立。

　　一是文艺修辞策略的转向。从当时的《人民文学》《说说唱唱》《文艺学习》等文艺期刊发表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散文来看，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修辞策略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在主人公指称上，"我"成为一种带有各种旧文化思想印痕的存在，需要反思、改造，而"他／她"则是工农兵个体的象征。"我"奔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地上，看见他们或她们劳动的身影，看见他们或她们幸福的笑容和面庞。他们的"人民形象"对"我"形成感召或者说精神召唤，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民形象---"我们"。这一指称修辞策略的形成，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转折"。这种时代文化的转折充满着矛盾因素，其中既有毛泽东对于文艺现代性的理解和相应的文化策略制定因素，也有周扬和郭沫若等文艺总工程师们在文艺施工设计和具体布局方面的补充因素，更有当时特殊历史情境中老作家们对外来创作方法的考量、认同或疏离的因素。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承受文艺"一体化"策略带来的心理矛盾，必须同时面对自我选择和外部选择之间的矛盾。因此，文艺修辞策略的模式化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文艺一体化和人民性的要求，迫使文艺家们改变了现代性的想象方式，使得现代性想象的结果---文艺作品---更能获得人民大众的喜爱。

　　二是文艺批评的人民话语范式确立。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统一的是文艺批评的人民话语范式确立，这是文艺一体化要求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至今令人动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直到胡风文艺思想反党性质的确立，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自我确证要求。看上去，文艺批评和文化批判针对的都是小问题，如萧也牧等人的"人物形象问题"，《武训传》中的"作家思想取向问题"，俞平伯和胡风反映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问题"等，但这些问题在文艺一体化和人民性要求的框架中就成为一种大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在批判《武训传》时就说："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１９］"中国人民"这个词语对于老一辈革命家来说是一种情怀性的文字组合，它意味着新型的社会文化精神共同体，因而不是文艺的"现实""真实"重要，而是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知识分子，要在思想意识中真正完成向"中国人民"方面的转变。然而，尽管只要"真实地"书写社会历史现实就会暴露"人民性"尚未生成的性质，但人民文艺的批评话语却要求文艺的"真实性"，它似乎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忠实于生活，意味着逼真准确，具有典型性。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么除了不够典型、不够逼真和不忠于生活真实外，还要担负小资产阶级情怀的罪名。因此，人民批评话语的句式设计也就极其富于政治修辞学色彩。诸如反问句的使用："这不正是……""这不是也……""怎能不……""究竟（到底）为什么……""难道……""岂不是……""何必（何不、何曾、何尝）……呢"。在这种毋庸置疑的批判反问中获得确证的只是人民性，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批判才具有权威性。同时，这种批评话语也具有审判的意味，即凡是没有达到人民性高度的文艺都要面临批评话语的审判。与反问句关联在一处的是否定句的使用，如"绝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见到！""……不能不认为是……"或者"……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坚决的否定是在表明，任何疑问或者辩白都是不切实际的。由此，我们也能够从这种句式的使用中获得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艺术真实就是生活真实，因而要在"艺术真实"方面引领生活的"真实"，而不是相反。其二，文艺作品渗透的政治信息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因而要在作品政治性的维度方面引领作者的政治觉悟，而不是相反。此时谈论文艺批评的科学主体观，就是讨论艺术家们的思想中人民性成分。

　　三是社会主义文论的人民向度生成。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文艺一体化要求，也需要逐渐生成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具有人民向度，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尤其受到重视。随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应用性理解，以毛泽东文艺理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理论也获得了确证，但"人民"的含义尚需确证。在"我们"的语境中，人民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而劳动者就都是劳动人民吗？这个问题涉及文艺理论如何走劳动人民的路线以及文艺理论建构的方向问题。就改造时期的人民文艺理论的认识来说，阶级性和党性依然是人民性的主要内涵，比如，罗根泽在《古奴隶社会的奴隶谣谚》中并没有突出"奴隶"作为劳动人民的属性，而是突出了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愤怒情感。^［２０］戴不凡在《"元人杂剧史"中的错误与缺点》中也没有强调封建社会的人民的劳动属性，而是他们被封建主压迫而产生的反抗斗争意志。^［２１］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力群的"天才论"，在人民理论的观照中，完全天赋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天才的内涵不在于他能够创作多少美的作品，而是在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天才之为天才是和他们的修养、对于人民的无限忠诚、科学的工作方法、创造性的劳动、艰苦的努力和人民的联系……分不开的"^［２２］。这个简短的界定完全改变了康德的"天才论"，天才不再是大自然秘密的委托者，而是具有炽热的人民情怀并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此外，天才在阶级社会还存在着被消灭于无形的危险，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充分说明了阶级社会中天才的两种不同命运---在适当的社会分工中取得成功或者在不合理的分工中被湮灭。这表明，艺术家的天分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他需要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需要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永远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

　　人民文艺理论对艺术家的根本要求是他的人民思想和人民美学路线，其他全部创作要求---艺术的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性---必须筑基于此。艺术风格形式的多样性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无限地丰富和广阔来理解，通过生活本身对艺术反映的多样化形式要求和多角度要求来理解，通过社会群众对艺术的不同要求和不同需要来理解，通过群众欣赏水平和层次的要求来理解，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不能机械地理解，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是社会主义人民文艺创作繁荣的必要条件。

　　周扬同时强调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角度理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含义，它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的人民性要求，不能做狭隘的理解："所谓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艺术的功能---"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艺术作品是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他们进行美的教育的工具。"至此，我们能够明确地判断出来，人民文艺中的人民，确实就是指向劳动人民。

　　四、文学人民性在我国的现实发展及重要意义

　　人民性在我国文学理论领域确立主导地位后，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政治气候等多种原因，很少被广泛和公开提及，即使提及也往往被过分解读或变相扭曲，使文学人民性论题并不能真正和充分体现"人民性"。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性才逐步回归其主导地位和本源内涵，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学人民性均多有论述，这些论述既注意纠正四人帮对文学"人民性"的诬陷，也注意挖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内涵。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意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奋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２３］１９８１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编纂、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第三辑中专列了"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收录了马、恩、列、毛、邓及中苏（俄）一系列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有关人民性的论述，对文学人民性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沉寂多年的文学人民性论题又被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重新提起，也进一步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指出："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只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才会有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才能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２４］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６年间，《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集中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文学人民性的文章，对人民性内涵、人民内涵等进行了广泛讨论，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文学人民性的理论体系。２００６年，胡锦涛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２５］此间，一些学者也开始进一步关注文学人民性的回归，如２００７年孟繁华在《文艺报》撰文《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指出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２００８年资深学者彭定安先生也在《辽宁日报》撰文《重提文学的人民性》，呼吁"文学应该具有人民性；作家要为人民而写作"。而在２０１１年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上，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关心、对文学人民性重建的重视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２０１４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更是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延安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更加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应有意义与丰富内涵。他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他还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２６］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则进一步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习近平对文学人民性思想的阐述，深刻揭示了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文艺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艺术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人民性思想，对于进一步体现中国文学艺术的人民性特质，指导文艺工作者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出更加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用文学艺术的思想光辉引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综上，文学人民性的命题源自前苏联文论，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抵达中国学界后，即面临着不同的解读，直至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和在其指引下，文学人民性内涵才得以逐步确立，形成了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核心的人民话语范式，文学人民性最终得以确证，其后虽历经曲折发展，但在新世纪后文学人民性又逐步受到重视，并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指引着我国文艺理论有别于西方文艺理论而独立于世界文论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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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１－１２－１９（１）．

　　［２５］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１１－１１（１）．

　　［２６］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Ｊ］．学习活页文选，２０１６，（４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