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基础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之一。要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就要深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基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底蕴。打好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就要知道文化竞争的根本意义、文化自觉的传统意义以及文化自信的当代意义。打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需要做到以下四点：要知道文化基础的基础，打好语言文字的基础，处理好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关系，养成整体思维的习惯。

　　关键词：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文化基础

　　培养面向21世纪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重大教育问题。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始于1997—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该研究认为，核心素养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具备的共同素养中那些最关键的、必要的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素养。^［1］从此开始，一些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掀起了核心素养研究的热潮。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其他地区都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核心素养框架。这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社会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工作。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工程的首要环节，把核心素养体系作为研究学业质量标准、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依据。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以及十八个基本要点。其中，文化基础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基础部分，是实现学生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基础，最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要落实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首先要打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文化基础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中具有不容忽视与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总体框架中，文化基础是学生核心素养三个方面的一个基础方面。《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认为，文化是人存在的根和魂。笔者认为，这里所言的文化，就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和魂。时代越是发展变化，世界上不同文化发展越是凸显多元，我们就越要“慎终追远”，继承自己文化的精华，千万不能数典忘祖，失去自己民族文化的根。

　　要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就要知道促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传承发展而始终绵延不绝的文化精髓所在，即，要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就要深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之所在，具体体现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民胞物与的博爱观、协和万邦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观、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四个方面。这四种核心价值观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共处，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与自然、人、社会及其他各民族的和谐共在。^［2］

　　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基础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底蕴。所谓“习得人文、科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就是打好文化底蕴的基础；所谓“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就是让文化底蕴拥有自己的源头活水；所谓“涵养内在精神”，就是积淀一种人文文化的底蕴；所谓“有宽厚文化基础”，就是增强文化底蕴的厚度；所谓“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一定是有更深文化底蕴的人。

　　文化基础，是所有青少年学生实现个人发展与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关键方面与必备素养。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打好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21世纪的竞争，不只是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军事竞争等，更是一种文化的竞争。其实，文化竞争是更高层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是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之后的必然选择。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管子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道出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应然状态，即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个人学会健康生活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明智选择和必由之路。试问：“社会是不是只靠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总体发展目标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发展，整个社会是得不到提升的。”^［3］同时还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3］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们又处在一个与以往时代十分不同的世界历史环境中，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文化渗透日趋隐蔽和便捷，而国际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方面维护文化安全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根本，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看，就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2］可见，要打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就是最终保证提升国家在未来国际上的文化竞争力。

　　在我国核心素养体系的研制中，凸显了“中国”字样，即“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在教育领域的深刻把握与鲜明体现，是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化自觉。世界上越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现代化，我们就越要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有一以贯之的坚守与弘扬（守正创新）。因为“只有继承了传统文化，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否则，我们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还能自称是炎黄子孙吗？”^［3］相反，“现代中国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就会被其他国家的文化所同化。”^［3］因此，我们在落实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的过程中，在要有世界视野与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要深知国家情怀的文化基础，“不要以为世界化就是跟别人一样，如果跟别人一样，别人根本就看不起你，你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因为那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是原创的，越是传承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意义，现在很多人认为，只有抛弃了传统，才是原创。原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继承优秀的传统去发展。”^［3］

　　文化自信不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盲目推崇与对国外文化的回避排斥，而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与优秀特质的自信。其实，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人才观，是与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优秀特质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3］毋庸置疑，我们理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自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经验与智慧的积淀与结晶，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它的根本精神与优秀特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经针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指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献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不言而喻，如何继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当代的先进性，这也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文化基础培养要面对的问题。

　　文化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基础就是打好学生终身发展的人文基础，努力使中国学生具备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进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为此，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打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把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基础的两大素养，那么，什么是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文化基础的基础呢？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文化基础的基础，所以要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和灵魂，打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首先要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文化基础的源头。可见，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的文化基础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其实，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的文化基础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以“德性”为核心的人才标准，把高尚的道德性作为第一位的尺度。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很早就围绕健全人格进行了思考，并归纳为“内圣外王”的传统文化人才观。所谓的“内圣”是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内圣”强调个体应重视仁爱，强调中庸，做到“忠”“恕”和“允执其中”；同时强调“文质彬彬”“立志笃学”，即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用完美结合起来；还强调“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所谓“外王”，是人的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是“内圣”的主观精神状态的自然延伸与拓展。“外王”要求个体应有博施济众的抱负和胸怀，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毋庸置疑，当前为国家教育提出的“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注重“内圣外王”的道德性第一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中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是与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3］如果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谈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那就真成为无稽之谈了。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重视语言文字的基本修养，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学习、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文献来看，一些主要国际组织与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素养内涵。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字沟通确定为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七个学习领域之一；经合组织将能互动地使用工具作为一级指标，在二级指标里第一条就是“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与文本的能力”；欧盟在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里，把母语交流作为一级指标，其内涵就是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表达和解释概念、想法、感受、事实和意见（听、说、读、写），以及在各种社会与文化场合以适当的创造性的方式进行语言上的互动；美国21世纪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之学习与创新素养内涵就有一个交流沟通与合作的指标，要求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清楚有效地表达设想和观点；英国21世纪核心素养共有六个方面，其第一个方面就是交流技能，它包括书写、阅读与获取信息、陈述、阅读与概括信息等内涵；日本的21世纪的能力，在基础能力方面就包括语言技能；等等。^［1］语言文字是打开一个民族文化大门的钥匙，也是文化基础的基础，没有基本的语言文字的修养，要想打好文化基础、提升文化修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把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基础的两大素养。但是，这两大素养孰轻孰重，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个就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失衡，西方文化所占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3］不言而喻，西方文化、科技文化有其合理的先进的地方，而关键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被西方文化所淹没，不能用科技文化取代人文文化。我们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方面，要让我们的学生明白：“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3］可见，人文底蕴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它对科技发展具有理性的监控作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提醒：“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5］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早就重视人文底蕴的培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可贵之处。“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底蕴的修养，就是要做到“文明以止”，依靠礼乐教化，让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与自觉自律的习惯，即知道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人文底蕴的意义，就是实现人文化成———“化成天下”，人文化成的原则是提倡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要让人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也不要让人不知敬畏地狂妄地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3］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主要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3］这种科学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便捷与便利，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欧盟已经开始强调对科技运用的批判与反省。除了强调发展科技素养与数字化素养来增进就业外，欧盟更注重运用信息时正向而批判的态度，分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差异，有意识地尊重伦理原则，对隐私权与文化差异、安全与伦理等议题的积极态度与敏锐性，这些均显示他们在科技与数字化领域的反省态度已相当成熟。^［1］已有人指出：“任何代替人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便利于人的同时，都会引起人的能力的某种退化。例如优秀马拉松运动员多半出自道路与交通工具不那么便捷的地区；空调越是进步，人的耐寒耐暑热的能力越会减弱；音响技术的发展使一些歌手的声带运用能力降低。同样，浏览的发达，往往会造成信息获取的平面化、八卦化、消费化、垃圾化———最终白痴化。”^［6］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学会终身学习与终身发展，在根本上就是学会整体思维。所谓的跨学科与跨界，在表面上看来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表现，其实在本质上就是通过不同学科或领域之不同思维方式的大扩张与大转换，进而形成了整体融合思维的体现。有专家认为，“素养”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是相对于教育教学中的学科本位提出来的，强调学生素养发展的跨学科性和整合性。^［1］要知道，这里的学科本位其实就是分科本位，它起源于近代西方，它把整体的世界与世界的整体进行肢解与分解式的研究，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到课程领域，针对学科课程（分科课程）的弊端，课程发展中自然就出现综合课程或课程的整合（统整）。在笔者看来，综合课程或课程统整，不只是内容上的综合与整合，更是思维上的大扩张、大转换。

　　笔者之所以主张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的过程中注重整体思维方式的养成，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因为整体思维表现为思维上的大扩张、大转换，所以在核心素养的培养上具有明显的效果。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效果，我们以修辞学上修辞格“拈连”作为譬喻，“拈连”是指把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迁移过来说明乙，例如，有学者把“相对论”“裂变”“基因”等物理学、生物学上的专用词汇，却用来说人和事，把科学思维、科学术语用于文学，这正是一种跨界大拈连。当甲乙两物相距愈远，性质差别愈大，其所产生的譬喻效果就愈强烈。^［7］

　　这种整体思维反映在课程设计上，就是要有大课程观，大课程观具体到教材内容编写上就是要有大教材观。无论是大课程观还是大教材观，都是对学科课程（分科课程）的一种涵盖与超越，其涵盖就是包括学科课程（分科课程）的现有内容，其超越就是不局限于现有的部分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尽可能推陈出新，尽可能将历史上的内容与现实中的内容统整起来。以大语文教材为例，叶圣陶先生一直倡导大语文教材：“生活就是教材”“国文科的教材，将成为非常大的范围，环绕于儿童四周的，无不可为国文教材”“凡文字作品都是教材”。刘国正先生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叶圣陶先生的大语文教材观，他认为，大语文教材，就是以教科书为中心，涵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一切可供学习语文运用的材料，以及一切可训练、写、听、说能力的实践活动。^［8］

　　综上所述，打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文化基础，其意义重大，其内涵丰富，其任重道远，需要在课程方案的整体设计、课程实施以及课程教学评价各环节中认真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