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1000-0186（2017）02-0126-02

　　2016年10月18日至19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武汉共同主办了“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承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会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郭戈分别致辞。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到会祝贺并讲话。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做大会主题报告。大会主题发言分别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申国昌、余子侠主持。

　　章开沅先生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陶行知研究，以陶行知精神研究陶行知，使陶行知精神继续传播。”这个呼吁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与会者纷纷提出，要对陶行知进行重新定位，摒弃对陶行知进行简单化的顶礼膜拜，要探索超越陶行知、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路径和方法。

　　周洪宇教授提出：对陶行知再认识是加强陶行知研究的基本前提，再认识包括对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和对其思想、实践和人格与在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两方面。他指出，纵观陶行知一生的事迹和贡献，以往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应重新定位为“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或者说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集教育、思想、政治和文化四大家于一身的综合型文化巨人”。有专家认为，周洪宇教授的定位新论来源于他多年研究陶行知的积累，是他主动担当将陶行知研究推向系统化和科学化责任的体现。

　　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以《超越陶行知》为题，西南大学廖其发教授以《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超越》为题，华南师范大学王建军教授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陶行知》为题，分别探讨了陶行知研究的超越路径。大家认为，要把研究、学习陶行知与弘扬、发展陶行知紧密结合起来，要向全世界进一步宣传陶行知富有创造性的、至今仍闪烁教育智慧光芒和教育真理光辉的以生活教育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进一步阐发陶行知办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教育家办学的真正开展；要大力推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验研究，将陶行知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与当下活生生的教育实践问题相结合，实现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在活动中凸显生命。有专家倡导，要尽快建立“陶学”，并提出“陶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学陶”。

　　在研讨会上，多位青年学者提交了关于当前陶行知研究回顾和研究现状的论文，为寻找陶行知研究的超越提供了支撑。湖北大学于洋和南京晓庄学院刘大伟分别论述了海外陶行知研究的概况，华中师范大学黄亚栋、周文鼎合作梳理了近六年来有关陶行知研究成果的情况，宁波大学高翔与刘训华合作论述了近十五年来陶行知研究向陶行知学研究转变的趋势。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演化，山西大学李艳莉以《“生活即教育”的历史流变》为题，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的形成情况；人民教育出版社博士后杨燕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师范院校教育学科教材中的陶行知形象。

　　在研讨会上，与会者还从中外教育交流的视角，充分探讨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介绍了陶行知对美国教育和欧洲教育的吸收借鉴，论述了日本和韩国的陶行知研究状况。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苏智欣教授以《陶行知的创新实践：杜威理论在中国师范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为题，讲述了她对“陶行知在中国师范教育改革中对杜威教育思想创新性应用”的研究成果。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以《陶行知的德国之行》为题，详细介绍了陶行知1938年在德国考察的经过，为研究陶行知与德国教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长江大学陈竞蓉教授探讨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教授与陶行知之间近30年的师生交往活动，并指出，克伯屈对陶行知坚定探索具有本土特色教育理论的决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会者讨论了陶行知对东亚有关国家教育的影响及陶行知研究开展情况。台湾台东大学梁忠铭教授以《陶行知思想对日本教育理论影响之考察》为题，系统介绍了日本学界对陶行知研究的成果，以及日本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情况。他指出，日本学界为了研究外国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问题而开始关注陶行知，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而斋藤秋男是影响力较大的陶研学者。韩国大真大学金德三副教授以《韩国陶行知研究现状分析》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韩国的陶行知研究现状。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李庚子副教授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和韩国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对韩国教育界探究“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的启发意义。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综合性的文化巨人。他在语言、文字、小说、诗词、歌曲、大众艺术、科学普及、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等诸多方面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新陈代谢发挥了独特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对陶行知的文化观念、文化贡献及文化观与教育观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从文化视角显示了陶行知研究的新亮点。大家认为，陶行知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是紧密联系的。他的古今文化观、中外文化观、校园文化观等都独树一帜；他反对故步自封的“老八股”，提出抵制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对仪型他国的“洋八股”，提出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他高擎“中国化”大旗，倡导文化主权建设，既反对拉“东洋车”，又反对拉“西洋车”。

　　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以《陶行知文化观念及其教育影响》为题做大会主题报告。他指出：陶行知对文化有深刻的见解，认为文化是生活的工具，具有实践性、大众性、发展性和互补性；主张文化服务于教育，文化组织是普及教育的有效方式，新文化是教育进步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陶行知的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陶行知谈文化离不开教育，谈教育常涉及文化；陶行知将文化观念与教育理念辩证统一，并转化为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东北师范大学王凌皓教授介绍了自己对陶行知大众文化与大众教育思想和活动的研究成果。她认为，陶行知的大众文化教育观濡养于中国的乡土文化，以满足大众的文化解放需求为志趣；陶行知在大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平民化的文化原则。与会者认为，陶行知本身已具有了文化符号的价值，研究陶行知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陶行知。陶行知精神已经升华为一种教育文化符号。

　　朱小蔓教授指出：加强陶行知研究，重点在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改革的价值。这也是与会者的重要共识。陶行知创造性地继承、改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生活决定教育，真正的教育必须通过生活，要在生活里找教育和为生活而教育。与会者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都贯穿着生活教育这条逻辑主线。

　　余子侠以《陶行知与电化教育》为题做大会主题报告，介绍了陶行知的电化教育思想和电化教育实践在中国电化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贡献和影响。东北师范大学曲铁华教授以《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做大会主题报告，介绍了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及对当前全面深化农村学校教师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有的专家还探讨了陶行知的语文课程教材思想，并以陶行知编写的语文课本《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为例，阐述了陶行知教材改革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对现今教材编写出版的启发意义。台湾台东大学何俊青教授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的陶行知研究的情况，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对解决当前台湾地区偏乡教育问题的启示。此外，在分组讨论中，华中师范大学王建梁教授、武汉体育学院陈晴教授、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丁水娟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吴丹讲师分别介绍了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启发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徐莉教授论述了陶行知终身教育思想对实现教育2030目标的价值。

　　本次研讨会还展露了陶行知研究的发展趋势，预示着未来陶行知研究将更加重视研究方法论创新，将以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世界意识，向多样化、综合化、多学科化、跨学科化的方向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要重视陶行知的“朋友圈”研究，不仅要关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纵向继承和传承，而且要留意横向的交流和传播。华南师范大学黄明喜教授论述了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河南大学赵国权教授研究了陶行知对“武训精神”的再造与继承。与会者不仅讨论了陶行知与海外教育家的关系，还讨论了陶行知与前辈、同辈及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甚至从教育生活史、教育活动史和人际关系心理学等视域审视陶行知，整体上打破了就陶行知论陶行知，体现出陶行知研究思路和眼界比较开阔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郭景川介绍了生活史视域中研究陶行知社会交往的价值和路径。郭戈研究员论述了人教社三位著名编辑出版家叶圣陶、戴伯韬和陆静山在早年与陶行知先生的直接交往情况，总结了他们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的贡献。河北大学吴洪成教授研究了梁漱溟乡村教育试验中的陶行知因素，陈鹤琴外孙柯小卫讲述了陈鹤琴与陶行知互相支持、并肩战斗的历程，中南民族大学李永副教授探讨了陶行知与郭秉文的交往与合作，河北师范大学王永颜博士后研究了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戴伯韬的儿童科学读物编撰思想。苏智欣教授综合运用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对陶行知与杜威的师承关系和长期交往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

　　与会专家认为，要进一步重视陶行知研究的资料建设，尤其要重视海外活动史料和陶行知家谱的搜集整理。华中师范大学喻本伐教授提交了关于陶行知自存“家谱”的研究论文。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纪念馆馆长王向友展示了一些馆藏的珍贵书信影印件和照片，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陶行知开拓了视野。

　　（责任编辑：刘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