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北京时间11月10日23时38分，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卡塔尔首都多哈，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先生手中木槌“嘭”的一声敲下，中国终于迈进了WTO的门槛。

舆论认为，如果说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从此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那么30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

中国入世，是一个漫漫长征的终点，也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征程的起点，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无疑会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WTO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冲击与挑战

国务委员吴仪指出：“入世后，我国将更全面地发展开放型经济，一是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二是政策性的开放变为法律框架下面可预见的开放；三是由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双方的、相互的开放。”

以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规律推论，经济活动的变革迟早都会折射到教育活动中来。因此伴随着入世后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中国的基础教育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入世前，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是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影响，入世后，则将同时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将通过WTO这一特殊环节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1、教育观念将受到彻底冲击。

作为中国复关及“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指出，我们15年的谈判，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圈中平等的一员。为此，我国政府作出两项重要承诺，一是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二是向全球开放中国市场。以此为背景来打量我国的基础教育，不难发现，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浓墨重彩（应试主义倾向即为其标志性表现之一），因此若要能很好配合中国政府上述两项重要承诺的精神来行事，恐怕是困难重重。入世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开放，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及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必然要对与计划经济时代相伴而生的传统教育观产生猛烈冲击。WTO所要求的“互惠原则”与“非歧视原则”这两条基本原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目标观、质量观、师生观、教学观、人才观、道德观、效益观、评价观等一系列人们早已驾轻就熟的教育观念体系。 WTO现已成了各行各业（包括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而基础教育界相当数量的官员、校长、教师竟然可以波澜不惊，安守计划经济体制赐予的铁饭碗，乐观卧榻之畔“毫不关己”的酣战，这不寻常的宁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必将要面临一场来势凶猛的观念风暴的冲击与洗礼，无人能得以幸免。

2、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增强。

WTO的本质是契约，它以议定的协议范围来限制各成员国政府。换言之，WTO约束的对象是各成员国政府。WTO协议不仅约束各成员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措施，同时也将一整套市场经济的既定规则与惯例推广到所有成员国政府的管理规范之中。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说：“中国入世意味着它加入了以规则约束为基础，通过相互协商达成共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实施的这样一个组织。”此话的意思很明显，即中国政府必须象WTO所有成员国政府一样，政府的行为、活动都要应该以WTO的规则为坐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入世”不是一个产业概念，而是一个体制概念。无怪乎有识之士谓，受WTO冲击威胁最大的应是现有政府管理体制。这尖刻之语的外延自然包括管理基础教育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因此，入世首先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及管理体制的入世。大势所趋，与同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一样，基础教育的体制结构也必须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面向WTO作适应性调整。例如办学体制应进一步面向市场，办学主体应更加多元化，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应进一步发展，现行学校体系僵化落后的运行方式应彻底改变等等。这一切，显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的教育管理体制同步变革。

3、人才标准的国际化趋势。

入世，对任何国家来说，首先都意味着要参与广泛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更加激烈，而且也更加多样化。因此，入世后的中国只有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适应WTO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立于不败之地。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有人说，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都可归结为对中国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的挑战。如果基础教育仍旧像过去那样崇尚“应试教育”，就很难指望培养的学生能适应WTO的规格要求，这就意味着面临WTO挑战我国基础教育竞争的失败。

WTO使得人才资源竞争加剧。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将使我国近期乃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人才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全球一体化的要求、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改革，其所推崇的全新人才观将会对我国基础教育的人才素质标准与培养目标产生实质性影响。基础教育的人才标准也必将打上国际化的烙印。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基础教育能更富责任感地为开发人力资源、优化人的自由竞争的素质，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具有全球化视野，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善于学习，能把握国际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全球化人才，无疑将成为迎接WTO挑战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4、德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WTO带来的西方教育和文化服务行业的冲击，使得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混合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因而青少年接受良莠不齐的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比以往显得更丰富、更直接、更自由。这就导致我国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考验。直面WTO的我国基础教育，如何能作到既要吸纳先进文化，又不以牺牲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代价，这无疑是基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新课题。

5、课程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

入世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进一步强化，我国基础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面临巨大的冲击。以近代工业文明为背景而建构起来的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整齐划一的传统分科教学的课程体制，已显得十分呆滞，难以适应时代的变革。正如教育部副部长王湛指出的那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弊端明显地凸现出来。教育观念滞后，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代发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适应；思想品德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课程内容存在着‘难、繁、偏、旧’的状况；课程结构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学生经验和社会实际；学生死记硬背、题海训练的状况普遍存在；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的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致使课程难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多样发展的需求。”显然，课程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

为适应中国入世后新形势的需要，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体制应该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新生的课程体系在本质、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都应有根本性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教育部近期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战略部署，真可谓雪中送炭，功德无量。

6、教育均衡化的矛盾显得日易突出

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沉重包袱。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目前我国有2亿多中小学在校生，今后十年累计还有2亿多适龄儿童要陆续进入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这4亿多青少年在今后二十多年内要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21世纪初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如何，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可见如何将众多数量的人口转化为强势的人力资源，恐怕是中国教育入世后所面临的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国情现实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基础教育存在着巨大差别，因此教育均衡化一直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难点。且不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天壤之别的办学条件差异，即使是在中国的同一座城市，校与校之间的差距之大也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例如有的学校的建设投入竟高达好几亿元）。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本来就起点不同，投入不同，现在在面临WTO的强力冲击，则很有可能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的教育两极分化现象将会日趋严重。虽然，关系到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的教育均衡化问题已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此问题的根本解决，却是异常艰难，不可一蹴而就的。

7、教育产业地位的变化。

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把教育看作一种重要产业，“教育服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服务贸易”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育市场的开放正逐步成为发展的主流。随着中国的入世，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无疑是令发达国家馋涎欲滴的“大蛋糕”。而WTO所要求的“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之类的原则，不但将帮助发达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同时也将无情地为发达国家在前提不对等的教育市场的竞争取胜注入强劲的助推力。由此而生的巨大的优胜劣汰冲击波，尚未市场化，缺乏创新精神与竞争活力的我国基础教育界（及相关教育产业界）且不可等闲视之。

再者，“教育是一种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的观念一旦在国内弥散开来，那么，早已被WTO吊足胃口的广大家长（及其子女），将会怀着一份从未有过的新奇“上帝”心态，纷纷亲身尝试体验作为这种教育服务贸易的消费者的至高无上的选择权与批评权。这一来，学校与家长、教师与学生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将变换为全新的内容。对此，我国基础教育界相当数量的官员、校长与教师，恐怕尚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吧？

三、教育信息化是中国基础教育应对WTO挑战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近日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定要有全面的认识。既不能夸大对我国的冲击，也不能低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看到，一些行业、企业和产品短期内受到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能否做到利大于弊，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工作。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一心一意去迎接挑战，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应对工作。”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也告诫：“中国入世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应该说，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就象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那样，它有利就必定有弊，利弊是互相转化的。对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并且在新的环境中能够发展壮大的企业来说，是利大于弊，反之，就是弊大于利。”上述话语的意思很明显，“能否做到利大于弊，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工作。”以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来，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借以推进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这恐怕就是中国基础教育应对WTO挑战，趋利避弊，化挑战为机遇的必由之路。这里所理解的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与教学的各个方面，以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为重点，以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为目的，加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教育信息化对入世后的中国基础教育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信息化能促使教育观念的变革。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一场全球性的教育信息化革命，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教育各个领域的不同层面展开。教育信息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教育信息化是在中国入世的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建议，结合我国基础教育的实际，国家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起用5至10年左右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的发展。这可被视为中国基础教育迎接WTO挑战最英明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这场方兴未艾的教育信息化革命，是我国基础教育界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它已不仅仅是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将对教育思想、观念、模式、体制、内容、方法、手段等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场WTO时代基础教育全方位大革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教育观念、思维模式除旧布新的转变过程，因此必将为中国基础教育直面WTO的冲击波，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营造与时共进的跨越式发展的价值氛围。

2、教育信息化能有效提升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入世其实就是融入了一个高标准严规范的国际竞争大舞台。因而与其他的政府部门一样，WTO精神所要求的各级政府基础教育管理部门，也应该具有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管理意识，遵守WTO规则约束的信用机制，公正透明、服务周到、注重效率的工作作风。“管理现代化，办公自动化”即其典型的表现形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传统的管理手段、管理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信息化才是达到理想彼岸的必由之路。实践表明，作为时代骄子的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为有效提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予以不可或缺的理念先导与条件支撑。

国家教育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十项工作》指出，“充分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推动教育信息化中的宏观协调和推动作用，这是保证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要求“各级领导对于教育信息化工作应予以高度重视”。国家教育部还身体力行地狠抓部机关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积极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实现办公现代化。如建设部机关的内部网络，实现办公自动化，并与CERNET连接，通达全国各省（市）教委；实现各业务司局各类统计和信息网络化，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充实完备各数据库；制定相应的标准，推动教育系统信息的标准化工作；抓好一批应用业务信息的典型，等等。这种以WTO“坐标”的要求来言传身教的积极举措，使我们看到了迎接WTO挑战的希望所在。

3、教育信息化有助于信息交流，学习别国之长。

WTO要求中国的基础教育能整体把握全球化视野下的教育革新取向，在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之中来找准我们的差距所在，主动取人之长，合理地吸收、利用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经验（如教育理论、管理模式、办学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估体系等），自强不息，努力进取，以便能更好地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服务。而教育信息化则可以为这种信息交流、取长补短提供前所未有的有力支撑。

例如，“校校通”工程的实施，可以化天涯为咫尺，为我国基础教育提供方便实用的国际信息交流大平台；普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为我国基础教育有效利用国际信息资源，取长补短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全社会信息素养的提高，则为我国基础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外，教育信息化也十分有利于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资源与先进经验能理直气壮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国际竞争。

4、教育信息化能为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即所谓“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中国入世后最先展开的将是人才之战。由于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的关键，所以人才之战中争夺最为激烈的将是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人才。这种人才目前在我国无论哪个行业都是紧缺的。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谈到中国入世后的应对战略时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将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实现从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深刻转变。江泽民主席也告诫大家：“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精神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型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奠定基础将成为加入WTO之后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要圆满完成此任务，离开了教育信息化，则是难以想象的。

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而信息素养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是适应WTO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的培养需要特定的教学环境的支持。教育信息化恰恰可以为信息素养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最理想的信息化智能教学环境。

例如，信息素养是获取、分析、处理、创新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它是信息社会每一个人赖以生活、学习、工作的基本素养，是与读、写、算一样重要的受用终生的基础能力，因而也无疑成为WTO所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现代信息技术能使得教与学的信息海量储存，快速检索，并多样化显示；能使教学过程具有因材施教的人性化交互性；能使教学信息可以利用能突破教育环境时空限制的网络技术来随心所欲地传输，这些独特优势均有利于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又如，现代信息技术能使教学信息的组织采用符合人类联想思维特点的超文本、超媒体结构方式，能使教学信息的处理采用高科技智能化方式，这些独特优势能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一种自主愉快的过程，特别适合于学生进行“自主发现、自主探索”式学习，这样就为学生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想条件。

总之，教育信息化所提供的信息化智能教学环境，能为学生提供可以自由探索、尝试和创造的条件，特别有利于他们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一种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最理想的教与学环境。

5、教育信息化将为课程体制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课程是教育的心脏，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体系全方位变革越来越成为当今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正唯此，也自然成为迎接WTO挑战的中国基础教育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和最关键的环节。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部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以邓小平教育理论特别是“三个面向”的论述为指导思想，立足于21世纪知识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核心，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奠定基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基础教育的新课程体系应注重基础性、开放性、多元化、现代化与综合化，重视对学生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自主、创造性地学习，有利于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要圆满完成上述任务，则有赖于教育信息化的神奇威力。教育信息化既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催化剂，又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强力支撑与保障。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促使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这就给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全方位变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例如，被视为教育信息化重头戏的“课程整合”，就是改革基础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课程整合将信息技术看作是各类学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通过学科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教与学融为一体，以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更好地完成课程目标。

个性化是基础教育改革一贯坚持追求的目标。课程个性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因材施教的问题，这在传统班级授课制的情形下是一件爱莫能助的事情。教育信息化却为课程个性化和教学过程的因材施教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样既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基础性学力，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

按照新课程观的要求，传统意义的教科书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是惟一的课程资源了。所以新课程体系应重视开发利用传统教科书所无法代替的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这是保证新课程体系实施的基本条件。而这正是由现代网络技术所支撑的网络教育的强项所在。例如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出现了融文字、声音、图形、动画、影像为一体的电子教科书，多媒体软件、网上教学节目、卫星节目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材料，有了这些教学材料，学习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网络上获取广泛而丰富的信息与知识。

现代信息技术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将促使教师角色的转换，知识结构的调整，新的教学技能的掌握，并将促使师生关系的改变。这些，正是实施新课程体系的必要条件，同时又会更好地推动新课程体系的实施与完善。

课程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增减课程，实践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课程改革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方式的改变（如改变原有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等）来得以实现，对此，教育信息化自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6、教育信息化能缓释教育均衡化的矛盾。

走进WTO的中国基础教育，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关注教育均衡化问题。但一直以来，基础教育的均衡化被视为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为此教育部一位官员也曾发出不无苦涩的感叹：“教育的均衡化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理想，正因为实现不了，才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7月的一项调查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滞后于现实需要的问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严重些。好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无法及时接受现代教育。可见基础教育均衡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教育均衡化问题就是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的问题。而对付此难题，教育信息化却是独具优势，大有用武之地。

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大举渗透，使得教育设施的性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教学设施间的学习资源可以相互检索，共同利用，这也就促使了新兴教育形式的出现。如以现代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就是一种突破时空限制、信息互动交流和优势资源共享的新生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具有集视听教育(广播、录像、电视)、卫星、计算机、通讯网络于一体的网上教学功能，其教育信息资源是对全社会开放的，学习者可以自主掌握学习主动权和控制权。这就使得偏远、落后地区的学生可以与发达地区的学生一样，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公平利用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进行随心所欲的学习。这种被誉为“人类学习史上第三次革命”的以零时间与零空间为特征的远程网络教育，的确是实现全社会成员教育机会均等的有效途径。这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源开发任务极重与教育资源十分短缺的我国来说，无疑也是缓释基础教育均衡化矛盾的最佳手段。

正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宣布：“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的建设。”“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国家教育部决定全面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其目标是用5至10年时间，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使全国90％以上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与网络联通，使每一名中小学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所在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使全体教师能普遍接受旨在提高实施素质教育水平和能力的继续教育。其具体目标是，2005年前，争取使东部地区县以上、中西部地区中等以上城市中小学都能上网，这些地区的中小学生都能够学会使用网上资源，学习运用基于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自主学习；使更多的教师能够利用网上教育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西部地区及中部边远贫困地区的县和县以下的中学及乡镇中心小学普遍建立远程教育接收站，通过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接收系列的优秀教学课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使这些地区广大中小学生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2010年前，争取使全国90％以上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都能上网，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少数中小学校也可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教学资源。

据媒体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作出相应决定：希望工程将把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加强对已有希望小学（至今已建有8300所——笔者注）的后续扶持，使其能够尽早地获得最先进的现代化教学资源。以“援建希望网校电子教室”的崭新概念为新的工作重心。该项目的长远目标是为愈来愈多的边远地区中小学援建电子教室，让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师生上网培训和学习，从而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使希望工程最终实现时空跨越，真正使城乡儿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实现科教兴国做贡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北京水木清华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联合向社会推出了“希望网校”。“希望网校”设置面向学生的“中国名校课堂”和面向教师的“园丁工程”两个核心板块，作为未来建设的重点，汇集全国的优秀教师教学资源，面向全国提供与样板校园同步的远程网络教学和师资培训。 可以预计，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的矛盾一旦得到缓解，则十分有利于将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化为强势的人力资源，从而大大增强入世后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7、教育信息化将促使教育产业的发展。

教育是WTO时代最核心的基础知识产业已是不争的事实。WTO将教育归入服务贸易类。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主要有4种，分别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的流动。教育服务则与上述4种服务方式密切相关。例如，跨境交付指一方成员国有权向另一方成员国提供“跨国界服务”，在教育服务中主要是通过远程网络教育和函授等方式来实现；境外消费，指一方成员国公民到另一方成员国享受消费服务，在教育服务中，一般指甲国学生到乙国去求学与进修；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指一方成员国到另一方成员国创办商业实体，在教育服务中，则指甲国的教育机构到乙国去开设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人的流动，指一方成员国公民到另一方成员国去从事专业服务工作，在教育服务中，是指甲国教师以个人身份到乙国去任教。WTO要求教育服务与其他的服务贸易一样，也要受到诸如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之类的规则约束，这就意味着要求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减少对本国教育机构的财政补贴，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教育市场。这势必会对我国的教育产业产生直接影响。专家们认为，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我国在教育上的对外开放程度、国内教育产业的竞争能力以及对此问题的认识等等。

面对信息社会教育产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教育信息化的独特作用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且不说教育信息化在提升中国教育产业整体的竞争能力方面的能耐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单是教育信息产业本身就是入世后的中国极有潜力的新兴产业亮点。

中国基础教育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面向中国基础教育的教育信息产业也自然就被誉为“钱”途似锦的大产业。国家教育部决定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实施“校校通工程”，必将极大地刺激中国IT市场的需求。据国内权威机构CCID（中国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单2001年中小学信息化教育市场规模就达15．3亿元之多。无怪乎美国微软公司行政总裁鲍尔曼预言：中国的电脑市场发展很快，中国有望很快从全球第四大电脑市场跃升到第三位。

软件是信息化的核心，是信息化的灵魂，当然也教育信息产业的重头戏。中国有70万所中小学，2亿多中小学生，对教育软件的整体需求量之大在WTO所有成员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更何况中国的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十分慷慨的，如北京易启程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就显示，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排在家庭消费第一、第二位的比例高达75.8%。所以有专家惊叹，中国如果不主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软件出口国，就会被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软件进口国。入世后的中国当然应该也能够成为前者。以印度为例，印度的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研究和开发技术早已走在世界前列。由于印度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之一。近几年，印度软件每年销售的增长率都超过50%，去年软件出口额高达39亿美元之巨。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能作到的事咱们怎么就不能作到呢？中国基础教育市场的教育信息化需求，如果中国的企业不去满足，那么挟强势的竞争实力的外国企业必然会凭籍WTO诸如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规则的推波助澜长驱直入。所以，入世后的中国必须大力发展针对基础教育市场的教育信息产业，以此来刺激中国民族信息产业的调整，从而培育出入世后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应注意的问题

1、增强紧迫感。

中国入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自然可喜可贺。但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绝非一曲温馨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一把利弊同在的双刃剑。开放伴随着冲击和风险，入世有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诚如中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指出的那样：所有到中国市场来的外国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它们的竞争原则非常简单，就是“赢家通吃”，不会想着发善心给中国企业留什么余地。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一段赤裸裸的告白就是上述意思的绝妙注脚：“当然！处于友谊，我可能会先警告你们，然后我还是要赚钱！”

一位美国专家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告诫：“组织上入世，首先要从思想上入世。”的确，入世本身既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同时入世还将引发新一轮范围更广、要求更彻底、难度更大的思想大解放。需要指出的是，基础教育界相当一部分同志尚存在模糊认识，以为“春风不度玉门关”，WTO的冲击波影响不到基础教育。其实，且不说开放教育市场将对基础教育产生空前的直接冲击，WTO对各行各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冲击所引发的教育观念、人才标准、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化，也势必对基础教育产生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我们基础教育界一定要象其他行业一样，大胆解放思想，迅速转变观念，增强迎接WTO挑战的紧迫感。此外，我们也要特别认识到入世后的中国基础教育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要巧借教育信息化之神力来应对WTO的挑战。

2、开展科学研究。

WTO对我们来说是件新鲜事，国情所致，国外的经验也不可能完全适用。这就要求我们开展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从科研之中来赢得应对WTO挑战的强有力支持。

研究的视野要开阔，既可着手宏观研究，也可以开展中观、微观研究，如：

可以针对入世后的形势，研究基础教育推进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标准。例如好些地方政府，既不满足推进教育信息化必要的投资，又不允许自主投资教育信息化的学校及社会力量收取合理的费用。又如不少地区在学校评估与校长评估时，基本上不考虑教育信息化的因素。这都值得有关政府部门深入调研后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出来。

针对中国的教育市场，外国的教育机构也许会灵活运用WTO有关教育服务的规则（如跨境交付和市场准入），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任意选择得设立商业存在或不设立商业存在的方式。如果他们选择的是不在我国设立学校，而是通过远程网络教育的方式向中国学生提供教学服务，那么这种教育服务的方式就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教育管理模式构成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WTO给我们的中小学生带来泥沙俱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使得符合我国基础教育实际的新型网络信息伦理观及操作体系的研究与建构，就显得十分重要与紧迫了。

又如前些日子关于是否以“课程整合”替代“信息技术必修课”的争论就值得我们冷静思考。其实“课程整合”与“信息技术必修课”并无矛盾，因为二者是不同发展层面的问题。“课程整合”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北京、上海、深圳等信息技术教育普及程度高的发达地区以强化“课程整合”，淡化“信息技术必修课”应该予以鼓励，而信息技术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广大欠发达地区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也无可厚非。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推进教育信息化倘若强行一刀切，贻害无穷。基础教育信息化研究的内容相当多，研究的方法也是多元的，但研究的基本原则却是共同的，即眼下所有应急的研究都应该紧密联系入世后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来进行。

3、抓好师资培训。

师资培训的重要性对面临WTO挑战的中国基础教育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究竟由谁来培训与培训什么。从前一阵子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许多地方教育系统的计算机知识的培训认证竟都由政府劳动人事部门来进行。但教育系统实际所需求的决不仅仅只是最基础最简单的计算机操作知识，而是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运用的知识、技能及与此相伴的新的教育理念。此类培训，由教育部门自行来培训显然要合适得多。但因利益所致，劳动人事部门是坚决不肯放弃这种培训认证的垄断权的（他们发的证书对评职称管用）。此外，即使是教育部门主持的培训，大多数地方由师资力量薄弱的教师进修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一类的机构来进行，连培训者自身都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旧保守，所从事的培训效果能好吗？即使是高等院校主持的培训，也往往存在靠压缩大学课程来硬灌，严重脱离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实际的倾向。因此，培训者与培训内容问题的妥善解决，应该成为入世后的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师资培训的首要任务。

4、注重提高效益。

效益，是决定入世后的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即所谓“效益为王”。可是相当数量的中小学对此尚未有足够的认识。例如，好些学校理解的校园网建设仅包括硬件部分，所以不重视建队、建库，结果斥巨资赶建的校园网，竟在教学、管理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成了时髦的高级摆设品。又如，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与一些学校热衷于流于形式流于表演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观摩评比活动，而对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引发的教学模式的变革缺乏足够重视。殊不知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作为教育思想、教与学理论的集中体现的教学模式的变革，将会引起教学过程一系列深刻变革，忽视教学模式变革的作秀式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必定效益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