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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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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期

清末彪蒙书室与“实在易”白话文教科书初试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王 星

  “五四”运动让白话文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世界,早在清末就有一个专业教育出版机构从始至终都致力于用白话文编辑各类教科书。成也白话,败也白话,在教科书发展史上,彪蒙书室以其独特的编辑风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候选知县的野望


  世事多难,清末政权已经举步维艰。此时的杭州城里,一名候补知县举人的生活并不如意。钱塘施氏多为文学大家施耐庵的后人,此时的施崇恩时运不交,候补遥遥无期,只能在杭州城六克巷内的族学教学为生。即便如此,施崇恩身处沿海城市,得益于接触西方文化的先机,他已经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处此万国交通,学术竞争之时代,为我黄种谋生存,中国图富强,惟有通国之人相率入学读书而已。”(《彪蒙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


  时光荏苒,因为资料缺失,我们并不知道早年的施崇恩在学堂里做了些什么,但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施崇恩所在的施氏彪蒙学校,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学堂,在《拼句法》和《白话解字》的封面上,可以发现“新编各种蒙学课本发行”、“板经存案翻印必究”的印章,结合书口“杭州蒙学课本”的字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个学校已经为整个杭州城提供着蒙学课本。


  《拼句法》和《白话解字》是什么书呢?我们不妨通过《拼句法》中的序言《作拼句法缘起》来了解一些真相。这篇施崇恩写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的文字,今天读来朴实无华。“现在我们中国,各处开设学堂,把各种的实学,件件讲究起来。这是我们中国兴旺的气象。但是要讲究各种实学,总要先会看书。看书这句话,却不是容易的。就现在而论,莫说十岁左右的孩子,不能看书。就是那十三四岁的人,能够看得懂浅近书的也很少。此是什么缘故呢?仔细想想,等是没有文法书的缘故。我如今看到外国启蒙的法子,真好极了。”序言虽然还是竖排,但全文以白话写就,断句则以空格标示,全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书籍行文。


  《拼句法》作为启蒙课本,从两字拼句法到八字拼句法止。如两字拼句法“人 圣人 贤人 人品 人情”;八字拼句法“法 法则 变法则 改变法则 改变法则难 改变法则不难 要改变法则不难 如要改变法则不难”。显然这是在教授学生组字成词、组词成句,是一本教授作文的课本。施崇恩以电报与信局、自来火与火刀火石作比喻,表明自己编写书籍的目的:“我做这种文法书,就是这个贪图快霎便当的意思。下次还要想出一个法子,把虚字的真义讲他出来,使小孩子习几个月,便能明白。我的主意,总要使十岁里的孩子,能够看书。到了十岁外,便可讲究各种实学,使人人都成大有用的材料,把中国兴旺起来。到那时候,我们中国,岂不是大有体面么?”(《作拼句法缘起》)


  大约半个世纪后,茅盾先生在《我的小学时代》中写到,“回想起《速通虚字法》编者和画者实在了不起: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画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划脚,仰头赞叹。”而这一本《速通虚字法》,正是施崇恩发愿“下次还要想出一个法子,把虚字的真义讲他出来”的杰作,他甚至还在封面上印上“二十日可通中国文法书”的字样。


  然而,完成这些著作后,要推广它们,小小的杭州城并不能满足这位候选知县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约在1903年前后,施崇恩在杭州正式成立了彪蒙书室,专门从事蒙学用书编辑。不久后,又在上海棋盘街开设了总发行所。这里是当时国内新式教育出版机构的集中地,彪蒙书室能立足于此,可算在全国的蒙学书籍出版界取得了一席之地。


鸿篇巨著“实在易”


  彪蒙书室正式成立后,以编辑出版“最初级各种蒙学要书”为己任。由于有杭州施氏彪蒙学校的基础,很快就有各类出版物上市销售。一炮打开市场的作品,是《绘图识字实在易》。最早版本的《绘图识字实在易》出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封面都有绘图,洋洋二十期,每期都不一样。这套书有着明确的编写目的:凡例第一条,“做这种书的人,因为我中国识字的人很少,便想出一个容易识字的方法,要使我中国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人不识字,无一个人不知道字的用处。”


  作为识字书,作者认为“中国的字,约有数万。其实有用的字,不过数千,最常用的字不过数百。这种书中所拣的字,仅仅三千有零,均是有用的,凡生僻古怪无用的字,一概弃去。”另外,基于编写的需要,所有字还分为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其中虚词中“至于然而所以之乎者也”等,专门归出,编辑成《速通虚字法》一书。因此,在该书中,虚词较少。因为实词虚词作为基本分类,《绘图识字实在易》的编辑体例就不能够与其他同类识字课本类似,借用语法动词、名词等分类,而是按照“天”“地”“人”“物”分成四类,按期分别编写。


  《绘图识字实在易》售价并不低,每册需大洋一角二分。后来所出的合订本,二十册打折后仍需大洋两元。即便这样,《绘图识字实在易》还是销售火爆。不久后,经京师大学堂官学大臣鉴定,此书得到了“启蒙开智,具见苦心”的八字批语,成为了官方认定的蒙学堂识字用书,被列入全通行教材,市场销售更是疯狂。《绘图识字实在易》几乎页页有图,凡例说“字不画图,不容易明白。但画图这要识字的人看得懂,亦不必太深。这种书上的图,所以最浅最显,遇有难画的物事,这在他的用处上画出,因为画他的来历,反不容易懂了。”基于这种理念,所配的图片,较之以前流行的识字课本如《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等更加贴切、生动。当然,更大的特点则是注释。全书采用白话解说和文话解说两种,图文在一起的是白话解说,更容易让学生理解。而每册书后,对每一个字又附有文话解说,保存了古文古义,且按照《说文解字》,注上了反切音释。


  《绘图识字实在易》立足在白话的简易,以“实在易”占领了市场,紧接着又推出了一系列同类课本。在教科书出版历史上,彪蒙书室成为了一家特立独行的机构,其课本不以“教科书”或“课本”“读本”命名,而是“实在易”!到1909年,施崇恩依托彪蒙书室,先后出版《速通虚字法》《造句实在易》《论说实在易》《虚字实在易》《习字实在易》《算学实在易》《地学实在易》《商务写信实在易》《蒙学卫生实在易》等蒙学用书,迅速发展为上海滩上一家较有实力的出版机构。根据学者钩索,彪蒙书室共出各中小学用书不少于75种,绝大部分都以白话文为特色。


是非成败皆“白话”


  彪蒙书室的成功,是一种课本编写新理念的成功,对当时教育的影响较为深远。多年后,朱自清先生给《文心》作序时提及:“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偶然买到一部《园课蒙草》,一部彪蒙书室的《论说入门》,非常高兴,因为这两部书都指示写作的方法。”《论说入门》是继《论说实在易》之后更贴合学制需要的课本,仍然坚持白话文,前后共出了四集,达12册。


  “白话”课本的成功,给施崇恩带来了更强的信心。《绘图中国白话史》和《绘图外国白话史》也被编写出来,较之以艰深的古文,这两种书上市之后,受到了清末学堂的欢迎,流传极广。一系列的白话课本在全国流行,越来越多的小出版机构开始盗印彪蒙书室的书籍,鉴于此,施崇恩也向清政府请求对书籍进行版权保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开始,彪蒙书室的书籍上出现了版权示谕。在这篇文字里,清政府对彪蒙书室的书籍多加肯定“如《绘图识字实在易》一书,上年呈请京师大学堂鉴定印行,销售各埠。其馀如《速通虚字法》《中国白话史》等均已风行蒙小各学堂。”


  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士,尝到成功喜悦的施崇恩,对经典书籍具有特殊情感。加上《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对经学又有所重视,于是对传统四书五经的再加工被提上了彪蒙书室的出版日程。1905年仲春,彪蒙书室正式发行《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全书共16册,作为蒙学修身及读经科教科书。在该书的“白话序”中,编者认为“其实四书句句是教做人的法子,能够明白他的道理,真是终身受用不尽。”“若是一味呆读,全不讲解,从何处见得好处呢?”“我们做这种四书的解说,不过借此开些风气,实际用开导顺势的法子。我想要开我国的风气,还是顺了他的势做去,或者可望成功。并不是一定要劝人呆读四书呢!”


  显然,施崇恩在序言中已经注意到四书的实际作用,他并不是要按照统治者的目的去死背书,而是通过新的编辑方法,学习四书中有益于修身的内容。在凡例八条中,编者更是表露出希望借新编经学教科书宣扬西学的目的。细读书中内容,很多东西被巧妙进行了处理。例如解释《大学》中“在明明德”的“德”字,编者将之解释为“德律风的德”,所谓“德律风”实际就是电话机,书中还专门配上了打电话的图片。将四书内容与当时较为先进的电话技术相连,几乎可以说是奇思妙想了。


  《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将西学知识融入经学释义,解读经义时附会新的知识学说,这样的做法颇受开办新式学堂的人士欢迎,此书一出版,全国各地新学堂大都选用,据资料记载,奉天辽阳州所属小学堂读经一科甚至皆用该读本教授。开始时,清政府也将此书列入版权保护行列。然而,随着学部成立,旧学宿儒成为教科书审查的主力。他们通读此书,渐渐发现不对味。他们发现,新式学堂用这类白话教科书,孩子所学多以西学为填充,远非传统经学经典本意,所教内容甚至可以被称为是离经叛道。1909年,学部再次审查全国教科书,在审查彪蒙书室所提交的白话文教科书时,认为这些书籍是维新派曲解经义的做法,“实足误学童而滋谬种”。1909年6月3日,学部正式咨照各省督抚,查禁除《绘图蒙学卫生实在易》之外,彪蒙书室编纂的所有教科书,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禁书案。


  由于绝大部分教科书被查禁,彪蒙书室损失惨重,经此打击,之后的几年,几乎一蹶不振。即便如此,彪蒙书室所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正版书无法存世,各地的盗版却查禁不绝,依然被各地新式学堂所采用。没过几年,清政权轰然倒塌,从此彪蒙书室的白话文教科书也便无谓查禁了。民国之后,彪蒙书室将一些白话课本进行了改编,再次出版,仍然行销各地。1917年,彪蒙书室竟还有财力受盘广益书局。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课本逐渐成为小学主流,彪蒙书室苟延残喘十余年,缺乏创新,日渐衰微,最终湮灭于历史舞台。

出处: 《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30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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