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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策划前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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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期

百年教科书中“西人东来”之印象

廖婉婷 黄牧航

  “西人东来”是清末教科书对明末欧洲人从海上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提法。近百年初中历史教科书都将欧洲人来华的事件作为一个讲授的知识点,但是其叙述重点却大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通商说、侵略说、交往说,这些从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待西方世界以及国际交往的不同态度。

  通商说

  清末新政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学校教育正式确立,此时的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史观的特点,表现为对中国天朝大国的自负以及对西方蛮夷的不屑。对于西人东来事件,此时教科书便以通商说为主,从排版和篇幅来看对这一事件不作为重点内容。在较早由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中等东洋史教科书》中,“西人东来”事件被放置于近世期第一篇“清之初叶满洲之兴起”第三章“欧人之远航与耶稣教之东渐”中,本书先后讲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与中日两国进行通商的经过,基本上只涉及“经济贸易”“建立商馆”的内容,将欧人对中国土地的侵占称为“占据”,如“占澳门”“占台湾”。传教一般是与通商一起被叙述到的,随着东西两洋开始“交通”,欧洲前来东洋的人“如云而起”,因而“耶稣教之福音,亦渐入于东”,特别讲述了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认为由于精于历法和炮术的传教士使得“中国之历法、炮术与天文测量术,得以一新面目。”((日)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在本国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国史初级教科书》中,该部分内容也仅作为片段出现,如“欧洲诸国自明之中叶开互市于广东,至我朝英国既据印度握东洋之商权。”(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

  1912年前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兴盛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初步建立,对于西人东来事件,教科书一方面依旧以通商说显露在教科书中,另一方面,开始叙述到关于国家主权、国际问题的内容,初步认识到西人东来的危害性。可以说是从通商说到侵略说的过渡。相比从前的教科书,1911出版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西人东来事件置于第一编“开创时期”第十章“中西国际之由来”中,认为这事件促发了中国的一个变局:“当明与本朝代与之际,中国历史上渐开一振古未有之变局,西洋诸国人之渡来是也。”此外又增加了大篇幅的“交涉”之事,如“荷兰人与本朝之交涉”“中国与西班牙交涉之始”“中英交涉之起源”,强调了中西交往中的冲突性事件。(上海商务印书馆)

  总的来看,清末教科书的通商说反映了当时教科书编撰者对待西人东来事件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这种请求通商跟宋元时期的商贸往来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通商说在民国建立前后迅速呈现出侵略说的倾向。

  侵略说

  民国建立之后,越来越多教科书将西人东来的事件当作“患”,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是侵略行为,但侵略含义渐有体现。如钟毓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将该事件放在第三节“明之外御”中,认为葡萄牙与中国租借澳门是“中国租界之始”,荷兰入台湾是“中国有欧患之始”。(第三册,中华书局,1914年)30年代后,如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中的“中西国际的由来”“传教及通商的龃龉”等内容,较为客观地看待了中西交往的进步性和危害。”(商务印书馆,1932年)40年代末,教科书在对欧洲人商贸等做法的态度上是消极的,如“葡人贿赂都指挥黄庆,租澳门为商埠,开外人租借我国领土的恶例。”(《初级中学历史》第四册,正中书局,1948年)又如“荷兰人占据澎湖,侵略漳州……这是欧洲人用兵力强迫中国通商之始。英人攻陷虎门,炮台,明廷不得已,许他通商,这是欧人用炮舰政策取得通商权之始。”(《本国史》第三册,周予同,开明书店,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科书里正式使用了“殖民”“侵略”等提法。1953年人教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中以第八章“明清”第十一节“欧洲殖民者东来”来叙述;1958人教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对事件所属章节进行了调整,将“欧洲人的东来”作为第三十六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开始”中的一节,同样是讲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如何进行掠夺、侵占的情节;60年代后教科书明确使用了“侵略”一词,增加了传教士来华是“为殖民者侵略中国作准备”的内容;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西人东来事件被直接划入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的内容中,197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将该事件称为“欧洲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开始”,讲到:“(葡萄牙人)公然侵占了我国这块神圣的领土(澳门)……荷兰殖民者侵入我国台湾的南部,建筑赤嵌城作为侵略据点。西班牙殖民者也侵占了台湾北部的基隆。荷兰……在台湾建立了殖民统治。”

  侵略说从民国后开始显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刚好对应了近现代中国最为跌宕起伏的历史阶段。这样观点的教科书激发了青少年强烈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交往说

  改革开放特别是80、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主动地融入世界市场中,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因而反映在教科书上,则是逐渐弱化侵略说,强化中西交往的观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日制十年制的课本中,教科书编撰者将原本在“明朝的对外关系”一节中的“欧洲人的东来”或“欧洲殖民者东来”一目去掉了,并没有将西人东来这一事件作为西方侵略的开始,而只是在鸦片战争一课中提到了19世纪英法美的侵略野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

  90年代后,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外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观念更源源不断渗透到中国来,国内的史学研究不断深入,新史观逐渐被学界接受并广泛应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受到了史学新范式的影响。反映到对西人东来事件的叙述上,教科书凸显出两个特点:一是将其定义为中西交往的内容;二是偏重挖掘该事件对中国的文化意义。

  第一,从90年代后教科书的命名特点中可以看出西人东来事件被定义为中西交往的内容。如《义务教育三年制四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和《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都将该事件放在第23课“对外交往的活跃时期”中。

  第二,从教科书的叙述重点可以看出教科书偏重挖掘该事件对中国的文化意义。这时期教科书虽然与以往一样,也讲到欧洲殖民者16世纪相继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但是对这部分内容的叙述篇幅大为缩减,反而加大西方传教士的内容,强调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新课程改革之后的人教版《中国历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2001;八年级上册,2006年)把西人东来事件放在第16课“中外的交往和冲突”中,本书只讲了葡萄牙人攫取在澳门的居住权一事。对于其他西人东来的事情,则分别散落到闭关锁国政策、近代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等内容中。这体现了这时期教科书倾向于从思想文化价值层面上看待西人东来,反映了时代对加强中西文化交往的需要。

  相较于通商说和侵略说,交往说首先体现了平等二字,反映了在和平年代之下,中国逐渐强大之后中国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其次,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人视野的逐步开放,以及与西方世界深入交往的现实诉求。

  综上所述,百年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对西人东来事件的描绘,历经了从通商说、侵略说、再到交往说,这三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待西方世界的认识是——从认为西方人是蛮夷、到殖民者、再到平等的朋友,这种认识不仅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国人对外意识的进步和开放,也反映了新航路开辟以后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以及世界各地人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彼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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