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现状和问题
下面着重从劳动力和教育两方面来讨论。
首先从北京和上海的情况来看劳动力市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反应。
就2002年北京市劳动力供求状况,通过统计列表研究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中绝大部分求职者没有资格证书,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对职业资格证书没有要求,可谓“出入自由,不要门票”,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到,用人单位对职业资格没有要求的占需求总人数的76%多,说明职业资格证书没有成为用人单位的主要依据,求职者中,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占求职总人数的也是76%多,说明大部分人目前没有获得资格证书。
由于没有获得资格证书的基数大,即使增加每年资格证书考核鉴定的数量,实现大多数人获得资格证书也还是个长期目标。
因此,即使在国家规定的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和岗位也无法严格地执行,而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准入控制不严,用人单位及个人缺乏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动力也严重地影响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和推广。
第二,职业资格证书对就业的作用很有限,一半左右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找不到工作,再用一句形象的话讲叫“对号不能入座”。2002年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中,总的特征是“供大于求”,当然各类人员供大于求的程度不尽一致,没有资格证书的矛盾最小,其次是有初级资格证书的,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最低。我们从表里面看,仅为0.48,所有的高级技能型人才,总需求为4 591,总供给7 791,求人倍率为0.7。
第三个问题,结构型失衡是技能型人才空虚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求职者找不到合适单位,同时单位招不到所需人才,这个问题在北京的劳动力市场上同样突出,再看上海2002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较北京更为严重。
上海市用人单位绝大部分对用人没有资格要求,这个比例达到86.94%,高出北京市10个百分点,对于没有职业资格人员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供给,求人倍率达到了1.76,各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大大低于北京市的比例,原因何在?
初步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职业资格证书没有成为用人单位的主要依据,进门不要票;二是企业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缺乏信任,技能型人才的配置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不依靠市场;三是上海市目前空缺的岗位主要是无技能要求的岗位。
以北京、上海两地为例:一是数据易于收集;二是这两地比较典型,可以反映出全国情况,而且为目前的人才市场敲响警钟。
指出问题,还要分析原因。目前研究认为,存在三个障碍:一是观念性障碍;二是制度性障碍;三是市场性障碍。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职业资格证书的讯号不够强。职业资格证书没有成为用人单位的主要依据。人们通常认为职业资格证书这个通行证很好用,其实在很多单位、很多企业,根本不要通行证,这就存在着严重的内外分歧。
第二,就业压力。虽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都没有资格证书,但是企业又需要劳动力,大量劳动者需要工作,如没有证书便不能上岗,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工人生活无从保证,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因而职业资格证书还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
第三,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获得证书,受益不明显,薪金没有相应提高,同时没有证书也能就业,那何不雇用那些没有证书的劳动力。有些地区用童工都不受到惩罚,何况雇用一个没有资格证书的工人,于是资格证书便失去了价值。
第四,经济利益的驱动。雇用没有证书的劳动力,比如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农民工,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会提高企业的利润,而其带来的危害却由社会来承担。
第五,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缺乏信任,许多技能型人才的配置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另外,尽管近年在劳动力市场中网络建设、服务功能、市场管理和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制度化依然欠缺。
第六,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市场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和每一个劳动力、求职者也不无关系,中国人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是单位人,自己没有单位了,惶惶不可终日,走入了社会简直就像一个没头苍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人会越来越淡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他需要在社会的大环境下通过市场的调节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更多地是每个单位的游泳池,而没有造就一个有序的、具有良好环境的市场经济的大海。
这是从劳动力角度来探讨的,从就业学校实施资格证书的现状来看,我们对北京市的22所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查。
第一,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是学校组织的行为。职业学校在推动、引导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书方面发挥了组织作用。
第二,北京的职业学校基本上都开展了取证培训的工作,大多数的学校至少有一个专业的取证培训和学校的教学计划结合起来。
第三,实行了双证书的制度,65%的学校在学生毕业标准中明确规定,除了获得学历证书外,要获得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能毕业。63%的学校规定,学生获得的资格证书可以折算成学分。
第四,市场和学校都作了引导,学生参加资格证书的考试,主要因为他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市场的信号,学校也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引导。
第五,制度上的引导,职业学校推行职业资格证书,是受了就业准入制度的驱动和引导,这就存在问题。一是现在北京的职业学校的条件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学校现有条件还满足不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需要。二是有些职业资格标准滞后于实践。在汽车修理取证中,操作对象是130卡车,而大街上却少有130卡车在跑,电子取证的操作对象是黑白电视机,这些知识和技能在欠发达地区如果还实用的话,在北京已经完全不实用了。三是制度还不规范,证书出自多门,学校很难适应,行业管理与劳动部门管理存在矛盾,比如劳动部门和行业部门颁发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资格证书,同一证书考核内容却不一样。在餐饮上菜的程序中,这个教材中讲先上淡味菜后上浓味道的菜,另一个教材中讲先上浓味菜后上淡味道的菜,莫衷一是,使得学生不知所措。如果“神五”升空,也有两个版本的教材,后果将不堪设想。四是职业学校实施职业资格证书的环境不理想,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五是利益动力不足,一些资格证书的个人收益率较低,缺乏动力,就没有积极性。六是在职业资格证书考核中,一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一些职业资格证书站条件简陋,难以满足鉴定考核的基本要求,比如说客房服务员职业资格证书站组织学生辅导和考试,这个实际操作部分自始至终是在学生宿舍中进行的,即便拿了这个证,他们到了三星级的饭店也无从下手。
所以,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和良性的互动,需进一步研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