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倾注了太多心血的语文教学。先生没有能看到21世纪之初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永远不会看到在他百年之后中国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生前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正在新的语文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他所期待的语文教学的喜人局面，正在后来者的实践中得以逐步开创。我坚信，先生的语文课程改革奠基人的地位必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得到广泛的认同。
众所周知，叶圣陶先生是语文教学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语文教学的面貌几十年无大改观，使他心急如焚。在1983年，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八十年代！现在需要什么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语文课再这样教下去行不行？不行！要改，非改革不可！’又说：‘年纪越大的人，心越急……能不能快一点儿？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要研究。’使命感、责任感溢于言表。”（邹贤敏《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11页）也正是由于叶老的积极推动，才有了八十年代语文教学第一线的一批有识之士所掀起的教改热潮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
叶老不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了语文教学改革，而且在自己大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一著名的语文教育思想，“指明了教学的最终目标，揭示了教学过程的实质，为语文教学的改革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丁培忠语文教育文选》8页）这里的“教”是手段，是过程；“不需要教”是“教”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不需要教”就是叶老所说的“学生须自能读书、须自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也就是意味着学生具备了独立阅读、独立写作的能力。董菊初先生对此话中间所包含的教与学的关系做了更通俗的分析：“教是帮助学，而不是代替学；讲是指导练，而不是代替练；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为了强化学生独立自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否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120页）另外，在《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程》（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邹贤敏指出：“叶老这一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教育的本性，完全符合语文教育深刻的根本规律。它不仅仅是一个教学原则，包孕着丰富而深刻的科学、人文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底蕴，是实现（语文）教育价值的最佳途径。”邹贤敏还从目的、内容、结果几个方面对这一思想做了具体的分析：“从提出的目的看，它是为了学生的需要，为了教育社会价值的实现，为了落实‘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观，从而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从核心内容来看，它解决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价值关系，使教学活动趋向于价值追求，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最优化，闪现出科学理性精神的光芒”；“从达到的结果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交融，创造了一个‘老师从容不迫，学生身心健康的境界’，回复了教育的本性”。叶老的这一教育思想与新课程所提的“教会学生学习”或者“教是为了学”等“新”理念完全一致，而叶老这一教育思想的“结胎”、“发育”和“形成”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核心思想，才有了他对语文教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有关“学生本位”、“生活本源”、“实践本体”、“习惯本旨”、“工具本质”（引董菊初语）的一系列与新课改主要精神完全合拍的理论。只要是尊重事实的人，就应当承认叶老语文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与当前正在开展的课程改革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叶老还是素质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尽管笔者没有找到叶老直接使用“素质教育”概念的例子，但这并不影响对其思想中素质教育因素的认识。他始终主张中小学要坚持素质教育，一贯反对“应试教育”。早在1983年，他在《读书和受教育》一文中就指出：“所以说谁都要辨别清楚，学生上学，随俗地说是去读书，正确地说可不是去读书，是去受教育，受教育是上学的全部意义和整个目的，读书是受教育的一种手段，为什么说是‘一种’手段？因为除了读书还有其他手段。”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想到‘做’字，就可以悟出光记住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某些精要的东西化为自身的血肉，养成永久的习惯，终身以之，永远实践，这才是对于做人真有用处。”（《叶圣陶教育文集》卷二536页）此外，他还在《教育杂谈》、《略谈学生读书》和1919年发表的《敬告创办义务学校诸君》、《小学教育的改造》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了“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是为了做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和学会“怎样做人”等素质教育的观点。
作为素质教育核心内容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叶圣陶先生的著作中也有非常好的意见。如关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论述有：
“所有做人的必需的东西非常之多，教不尽的，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作为例子来教。来学的人如果学一知一，不能举一反三，受益就不多。所以教了一，同时要引导来学的人能够反三，这就是引导他们自学。再一点意思是，学了什么如果光能守住什么，即使一丝一毫没遗漏也是不够的。不妨试想一下，要是半坡人只知守而不知变，那么直到今天，茫茫神州还是不尽其数的半坡村，哪会有灿烂光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执一不二，光知守而不知变，不求变，不善变，是极不适合做人之道的，尤其是在多变激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就给各种教育机构规定了必须担当的任务，在教育来学的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引导他们知变，求变，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这就是引导他们自学。”（《叶圣陶教育文集》卷二539页）
1919年，他针对当时教育中的弊端指出：“我国学校有一种弊端，便是学生只知读书。他们对于读书的观念，仿佛说‘读书者，读书也’。他们不晓得读书是供给我们酿成经验的材料，不去根据书里的内容，体验四周的事物，再创造自己的新经验。这样读书，丝毫没有触着做人，怎样能够根据以往，应付未来呢？扼要说来，便是‘但知读书，忘却人生’”。（《叶圣陶教育文集》卷二21页）此外，1919年他还在《小学教育的改造》等文章中明确提到了学生“活动创造的能力”培养问题，恕不一一列举。
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他的论述就更多，更深刻。早在1919年的《小学教育的改造》中就有如下的论述：“真要收到知行合一的好结果，必须使儿童从实际中获得知识。书籍是非用不可的，是必需的，但是只宜用来帮助思考，而不应该当作绝对的不可争议的结论。书籍中的种种结论，不是不可以用来做学习的材料，而且正是要使儿童获得的材料，但是怎样获得这些材料，必须让他们自己去经验；倘使经验之后，结论和书籍不同，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当诉诸事实，不当盲从书籍。总而言之，学校宜使儿童多多接触实际事物，使他们随处觉得有兴趣，随处可以研究，他们就随处可获得切己的利益。”（《叶圣陶教育文集》卷二30页）
1937年，他又在《中学生课外读物的商讨》（《叶圣陶教育文集》卷二63页）中指出：“自己学习不限于看书，从实际事物中历练，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推究、试验，都是自己学习的方法。”1942年他再次指出：“必须一面接触实际，一面研究原理，从实际了解原理，按原理处理实际，才可以学到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叶圣陶集》12.234以下只标卷、页者出处同）1964年他提出：“凡是技能，惟有在实践中才能练就，所以阅读的技能要在阅读各种文件或是书籍报刊中练习。”（15.345）另外，他还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多个角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13.53.）“吸收的好习惯还得在继续不断的阅读中养成，发表的好习惯还得在继续不断的写作中养成”。（13.154）“儿童总要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所需求，自己去研究解决的办法，还要自己证实过，经验过，才会得到真的知识。有时他们听讲看书，却不立即信从别人的经验；而运用自己的推想力去寻求求证和实验，最后得到了和听到的看到的相同的结果，这也是他们的真知识。”（11.39）“不能实践，有很多很多的指导也是枉然；能够实践，甚至没有指导，也可以发现途径，就受教育的人一方面想，应该有这样的信念。”（12.147）“凡是教育的事物，教学生去认识，去实践，都不是耗费时间，因为付出的时间自可取得相当的代价。”（11.134）“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自己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方法方面尤其应注重。”（13.53）而这一系列的论述的核心思想，又恰恰体现了新课程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学习目标相一致。
综上所述，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他既能够洞悉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又能把脉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可贵的是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策略。他的理论不但在上个世纪对语文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也正在指导着二十一世纪中国语文的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改革越深入，越要更多的凭借这个国产的利器，开拓前进。”当然，叶圣陶先生没有经历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没有能与我们一起步入二十一世纪，许多新的问题也许是他生前所未预料的，甚至他的有些想法今天看来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本属正常，不能苛求；更何况现在许多所谓的“新”问题实际并没有超出叶老早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甚至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密切关注的范围，诸多“新”的问题只不过是老问题的新形式而已。一些老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是缺少民族自己的教育理论，而是已有的先进理论未能引起普遍足够的重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重温叶老及其如吕叔湘、张志公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的教导，到自己民族的教育思想宝库中去虚心地学习、继承先进的教育理念，借鉴科学的教学方法，而不应过分地去注重“拿来”别人的“理论”，把别人的“理论”和“主义”奉为至尊，而对自己民族的宝贵的教育传统持虚无的态度。至于“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在一些人的眼里”被看成“语文教学的绊脚石”就更是不应该和不理智的了。（钱梦龙《钱梦龙与导读艺术》25页批评了这类现象）
我拥护刘国正先生2007年8月在“中语泰斗长白行暨首届全国基础教育语文高峰论坛”上书面发言中的观点，即“如何对待传统，是关系到语文教学改革成败的大问题。”“诚然，传统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精华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是语文教学安身立命、改革发展的靠山和足下的大地。”“我们要尊重传统，学习传统，研究传统，像吸吮母乳那样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这些观点体现了对于传统的正确态度。
我也拥护北京大学教授、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温儒敏先生在为此次论坛所发贺信中的观点：“我理解课程改革不是运动式的颠覆，而应当是渐进式的改良，既要有高远的思想，又要脚踏实地，认真切实地解决当前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过去的中学语文教学成绩巨大，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认真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改进那些和时代变化不相适应的部分，做到‘守正出新’。”这些观点是对传统语文教学成绩的公允评价，也是对语文课程改革方向的正确指导。
只有坚持这些观点，课程改革才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汉语文教学的语情出发，在充分吸收我们语文教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去借鉴外来的好的东西，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讲到传统的精华，就注定离不开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学习。
注：* 此文发表在《语文教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董菊初：《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开明出版社，1998
3、《丁培忠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