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是中国教育学会所属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先后经历了四届。现在的一届是第四届。我会是中国教育学会中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成立于1979年4月13日，原称“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它是由教育学术界元老陈元晖、戴伯韬发起，集中了全国教育学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和各级师范院校的教师成立起来的。1997年，遵照国家民政部关于民间社团组织建构的规定，我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下设11个专业委员会，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德育、教育哲学、美育、教育社会学、目标教学、课程专业委员会以及教育学院教育学、师专教育学、中师教育学委员会（中师教育学委员会后改为初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由叶立群任理事长，黄济、瞿葆奎、滕纯、王逢贤任副理事长（以汉语拼音为序），胡寅生为秘书长。挂靠单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理事68人，其中常务理事19人。在常务理事中，到目前为止，已有三人逝世，即施良方（1997.11）、叶立群（2001.2）、王汉澜（2002.3）。当前，由副理事长黄济代理主持分会工作。分会秘书处负责具体执行，并办理日常事务。

现将教育学分会第四届理事会（1992年8月至今）十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以我分会下属11个专业委员会为基点，组织、推动、开展全国范围的教育学学术理论研讨活动

（一）我分会举办教育学学术理论研讨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教育理论研究的根本思想导向

2．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育理论的开拓和创新

坚持“三个面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本国的教育实际，研究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青少年成长的规律，进行教育理论的开拓和创新。既要加强教育的基础理论建设，同时也要开辟和深化操作性的应用性教育科学研究，把教育的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把理论论证同实证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试验和实验，积极参与国家教育科研规划的重大课题研究，把教育科学理论研讨的成果牢固地建立在实践证明的基础上。

3．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倡导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切磋，开展民主讨论和争鸣，活跃学术气氛，鼓励探索和创新。

4．积极推广教育学术理论的研讨成果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学术交流，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学术讲演、发布通讯、刊载论文、出版学术专著等，把我分会的教育学术成果向社会广为传播，扩大影响，推动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5．坚持我分会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保持我分会学术活动的纯洁性

（二）我分会开展教育学术研讨活动的形式和开展的活动

我教育学分会的特点是摊子很大，下属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很不容易集合到一起。更主要的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这一门学科已经分化为许多分支学科，凡是属于教育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讨，大多都是在教育学分支学科这一层级上进行的。有鉴于此，我教育学分会开展学术活动，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直接由教育学分会召集的全国性教育理论研讨会。按过去历届的常例，每四年举行一次，通常都放在换届的时候一起召开，特殊情况除外（如1988年，我分会受中国教育学会委托，专门召开了“教育改革如何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全国学术研讨会）。1992年8月，我分会结合换届，举办了“学习邓小平南方讲话，教育理论研究如何解放思想，适应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需要”为题的全国教育学术研讨会。会上，曾就解放以来四十多年教育理论战线存在着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争，一致取得了转变思想观念的共识。

二是，我分会的常年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放在各专业委员会一级进行。具体做法是，由分会负责人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直接参与指导各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的组织、筹划，并直接参加活动。其分工是，在理事长总的领导下，黄济负责教育哲学、美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瞿葆奎负责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王逢贤负责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滕纯负责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教育学院教育学委员会的工作，课程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由理事长直接负责。分会秘书处在理事长领导下，由秘书长和学术秘书分工联系并直接参与师专教育学、中师教育学委员会的全部学术活动。十年来，各专业委员会每年都开展全国性的教育学术研讨活动，有的建立了专题性的教育研究基地，开展教育实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每年或隔年举行一次。所有的专业委员会都始终坚持常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学术的交流、研讨开展得蓬蓬勃勃，每年都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创意和创见的学术论文，包括属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课程、教学（包括教学论、目标教学）、德育、美育等领域，大量有分量的论文刊登于国内重要报刊和各大学学术研究刊物，有的还出了学术动态刊物以扩大交流。与此同时，各专业委员会在过去十年间在学术研讨基础上，都各自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论著，不少获得了国家的嘉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再如，有的承担了国家教育规划的重点课题，以学会的力量完成了项目，通过了国家鉴定，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例如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德育专业委员会等等）。有的专业委员会接受了国家教育部的委托，组织编写了教育学院干部培训教育学教材、初中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和小学教师教育的新教材，开展了教育学教材教法的改革和创新试验，进行了全国性的教育学课堂教学改革的观摩和交流，评选优秀论文，培养了一支教育学教师骨干队伍（例如教育学院教育学委员会、师专教育学委员会、中师教育学委员会）。

以上关于十年来11个专业委员会的具体学术活动成果，各专业委员会都作了总结，分别另列专项向大会报告。所以上述有关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成果的具体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三）做好学会上下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我分会每年都要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的年度工作会议，向教育学会汇报我分会的工作。会后，我分会及时向各专业委员会传达上级学会的年度工作计划以及当前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对各专业委员会下一年度的工作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我分会通过各种方式，如发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通讯》，将各专业委员会召开学术讨论年会的“会议综述”“学术动态”以及有关的学术论文，及时地上报给上级学会。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确保我分会活动顺利有效地开展。

（四）按照中国教育学会的要求，组织各专业委员会制定学术研讨的长远规划（五年规划），参与中国教育学会组织的教育科研课题立项，使我分会的活动更加富有成效

二、积极参加上级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和评优活动

在中国教育学会的下属二级学会中，我教育学分会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分会集中了我国教育理论界的一批学术理论骨干，有一批具有相当高理论素养的专家学者，这是我分会的优势所在。举凡中国教育学会举办全国性的教育研讨会，我分会都予以高度重视。经过认真的选拔，向上级学会推荐各专业委员会的优秀论文，推举我各专业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会议，为全国的教育学术研讨作出贡献。十年来，这样的会我分会曾推举参加过多次。举例说，中国教育学会1994年8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青少年德育研讨会，我分会特意推荐德育专业委员会鲁洁和王逢贤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鲁洁和王逢贤分别作了题为《道德教育：一种超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取向与学校德育的新思路》的发言，从理论的高度，对我国当前青少年德育状况和症结所在作了精辟的深刻的分析，对与会者启发很大，起到了带头、促进的作用。

1994年，中国教育学会举办了评选学会优秀论文和先进单位的活动，我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因其卓著的学术活动成果，受到特殊表彰，被授予先进学会奖。199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20周年，开展了评选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和学会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活动。我教育学分会黄济所著《教育哲学通论》获得一等奖，我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吴康宁所著《教育社会学》、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张志勇等所著《义务教育教学新体系》获得二等奖，还有各专业委员会的一批优秀论文获得三等奖。在评选学会先进单位中，我教育学分会名列前茅，获得先进单位奖（包括11个专业委员会在内）。胡寅生、董泽芳、白天佑三人获得学会先进个人奖。

三、集中精力开展教育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

我们依靠分会的组织力量，集中精力开展教育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组织编著出版一批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教育学术论著和教育学科教材，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关于教育论著方面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目前为止的十多年间，我教育学分会在常务理事会的集体领导下，高度重视为我国的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好奠基的工作。我分会常务理事会充分地利用了我分会所具有的雄厚的专家队伍的优势，依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研究所的力量，并与之合作，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组织我分会的一批学术骨干，从事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奠基、开拓与创新的工作。十余年来，累计编著出版了下述学术著作。

1．《教育学文集》

这是一套大型、成套、专题分卷的当代教育文献资料丛书，共26卷，30册，计1 800万字。该文集由瞿葆奎主编，汇集了我教育学分会各分支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共一百余人。自1985起到1996年最后一卷《索引》卷出版为止，前后费时11年。该文集的出版赢得了国内外教育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奠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丛书与人教社合作）。

2．《教育学丛书》

这是以贯穿人一生的终身教育为主线，以涵盖学校、家庭、社会的全方位教育网络为框架建构起来的一套教育学丛书，共10卷,凡300万字。该丛书由教育学分会理事长叶立群任总主编，由我分会全体常务理事组成编委会，担任各卷主审。本丛书兼顾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的要求，对于建设当代的新的教育学作出可贵的尝试，为发展教育科学作出贡献。

3．《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这是我教育学分会近十年来所取得的重大的学术成果之一。它从国际教育科学分类学的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从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反映世界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勾勒现代教育科学的概貌。做到纵向论述学科的发生发展与趋势，横向比较和分析不同流派的观点，通过梳理辨析，努力反映本门学科的发展前沿。该丛书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合编，叶立群为顾问，瞿葆奎、吕达任正副主编，组织了我教育学分会新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为各卷作者。自1997年起至今，已经出版了15卷。此项工作目前尚在继续中（本丛书与人教社合作）。

4．《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

这是在1995年，我教育学分会受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的委托，为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和改革所编写的一份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文件。本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学教材建设经验，就教育学学科教材建设的11个基本观点问题进行了论述，对于今后教材建设的方向和思想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是由我分会组织出面，推荐我分会的专家以及各级师范院校的教师共同创作的（本书与人教社合作）。

（二）关于教材建设方面

十余年来，我教育学分会接受国家教委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委托，组织编写了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各种教材。其中，属于1992年以后编著出版的有：《中学教育学》，班华主编，1992年出版；《小学教育学教程》，胡寅生主编，1993年出版；高校文科教材《教育学》（师专用），睢文龙主编，1994年出版；《小学教育学》，黄济等主编，2001年出版；“全国初中教师教育教材系列”五种，吕达、王莉总主编，2001年出版。上述诸教材的编写出版，都是与人教社合作，结合了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活动来进行的。编写新教材成为各专业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此外，我教育学分会还与人教社合作，为各专业委员会编写出版教育论文集，为开展学会的活动起到了示范、鼓励和推动作用。

四、关于我分会组织的自身建设

下面，仅就最近十年来有关我学会组织建设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和执行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我教育学分会的机构所处的地位和称谓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民政部两次下文，整顿我国民间社团组织，其中涉及到我分会下属组织即各专业委员会的地位问题。我分会严格遵照国家民政部文件的指示，按照中国教育学会的部署，对我会组织进行了登记和分支机构复查登记。我们是根据上级学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办理的，既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民政部指示，又不致妨碍我分会组织学术活动的开展。经上级中国教育学会研究确定，报请国家民政部批准，将我全国教育学研究会正式定位，定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对于我分会下属组织，目下仍然保留专业委员会的名称。但是，依据上级规定，凡是中国教育学会下属分会、专业委员会，其名称一律不得直接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据此，我们已向下属11个专业委员会作了通报，各专业委员会的名称一律称作“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XX专业委员会”。并对过去出现过的不规范的称谓作了相应的调整。有的同志提出，我分会的地位，应比二级组织高半级。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在议中。

（二）关于发展新的专业委员会和个别专业委员会的改名问题

我分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原有九个，在第四届理事会期间，我会接受来自下面的申请，于1995年成立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于1997年初成立课程专业委员会。这两个分支机构都事先经过反复酝酿，并提交我分会常务理事会认真讨论通过，报请上级教育学会批准。此后，上级学会传达国家民政部关于整顿学会组织的精神，通知我们今后暂停组织发展。2001年，又有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向我会提出申请，要求成立特殊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我们根据上级规定，未予办理。此前，还曾有深圳东方英文书院向我会提出申请成立教学艺术专业委员会，经常务理事会研究，未予通过。到目前为止，我分会共有11个专业委员会。

关于个别专业委员会改名问题，主要是指中师教育学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来以中师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和课程、教材教法改革的研究作为自己学会活动的中心任务。随着国家教育形势的新发展，国家培养小学教师层次的提高，全国中师逐渐趋于消亡。原有的中师教育学教师队伍都转入高等师范和教育院校。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我中师教育学委员会经全体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将学会的中心任务转向培养具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小学教师必修的初等教育学课程的研究，以此作为学会活动的宗旨。同时，将中师教育学委员会改名为初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并于2001年12月在南京召开了换届改选的大会，报请教育学分会审批并报上级学会审核备案。

此外，教学论专业委员会也曾提出过更名的动议，此事另作汇报。

（三）关于我教育学分会与地方教育学研究会的关系问题

我教育学研究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学研究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我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分会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指导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又直接隶属于当地的教育学会，形成双重的领导关系。二十余年来，我分会同地方教育学研究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我分会在所在地区的理事与他们保持联系，并通过发展我分会会员、向各省（市、自治区）按期发送《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通讯》，不定期派人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活动来进行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分会受到人力和精力的限制，不能经常地直接参与他们的学会活动，而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学研究会的组织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有的隔几年才有一次活动，有的甚至长期没有活动。这一切都影响了地方上教育学研究会活动的开展。这是目前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今后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我分会尚需要进一步研究，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措施，以进一步扩大我分会对全国教育学界的影响。

（四）关于发展我分会会员、办理会员登记问题

我教育学分会第四届理事会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办理了会员登记，颁发了会员证，并按届收取会费。这项工作后来停止了。今后是否继续办理，尚需研究确定。

（五）关于邀请港澳台代表参加我分会理事会问题

这是我分会常务理事会亟待办理的事项。具体的邀请办法有待商定。

（六）关于与国际教育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并参加国际教育学术活动问题

这同样是我分会常务理事会应予重视的问题，以扩大我会在国际上的影响。

五、关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通讯》

我教育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人教社支持下，不定期编辑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通讯》（以下简称《通讯》）这一期刊，介绍我教育学分会各分支机构历次的学术活动动态，摘要介绍有关重大学术讨论、学术观点、争论热点以及各分支机构取得的研究成果等。《通讯》每次印发五六百份，免费分发到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科学学院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学研究会。对于传递教育学术信息、开展教育学术交流、宣传教育科研成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1989年起到1998年止，《通讯》共印发了14期。近两年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通讯》的编辑出版工作暂时停顿。

目前，在新形势下，《通讯》还要不要办，如何办，尚需作进一步认真研究，作出决定。

六、关于经费的筹措、开支和管理

我分会的组织机构庞大，所需的活动经费数额也相当大。但由于受我分会的学科性质、特点所决定，加入我会的成员多是来自全国师范院校的教师和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本身及所在单位不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用以支撑我教育学分会的活动。加之多年以来，我会始终没有得到外来经济实体作为依靠或得到资助，我们学会的性质也不允许我们举办任何营利性活动来取得经济收益。所以，缺乏经费来源是长期困扰我分会的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采取了向我分会会员征收会费的办法（1992年，我们曾按每人每四年交一次会费、每人8元的办法向部分省市教育学研究会和部分专业委员会征收过一次会费，后来就停止了）。但是，其数额依旧远不足以解决我分会所需各项费用的开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分会一方面强调各分支学会自力更生解决经费，另一方面主要依靠挂靠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力资助来解决。十年来，人教社对我教育学分会每年都有固定的经费资助，包括分会召集各种工作会议以及各种接待费用，我分会出席各分支机构学术研讨会差旅费，以及秘书处的日常办公费用。合起来，每年的开支不下于四五万元。这还没有把每四年一次的换届会议以及因特殊需要临时召开的会议所需的经费包括在内。除此之外，我分会编辑发行的《通讯》，全部费用包括寄费在内，都由人教社无偿提供；我分会组织力量编著出版的教育论著丛书，也都是由人教社资助出版的。我分会的经费管理是交由人教社财务处代管，一切预算和开支都严格按财务制度办理，由我分会秘书处具体执行。2001年我分会接受了上级派人来作的财务审计，通过了审查，得到了充分肯定。

对于我分会今后的经费来源，我们建议，继续强调各专业委员会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自筹解决。分会如继续挂靠人教社，我们向人教社提出请求，请人教社继续一如既往，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以确保我分会活动的正常顺利的开展。此外，关于是否继续向会员征收会费，争取外界的经济实体给我分会以经济资助等，尚请新一届的理事会予以考虑。

七、开展换届改选的筹备工作

我教育学分会按章程的规定，原定每四年换届一次。按说1996年以后就应着手换届，自那以后，我教育学分会一面继续开展学会工作，一面就着手从各方面筹备换届。但是，由于多种客观原因，换届工作未能按时进行。后来，接上级学会通知，我分会的换届工作需要等待上级学会的指示，在上级学会未曾换届改选以前，我教育学分会原任一届继续开展工作。如此我分会第四届又连任了一届。此后，从2000年到现在，我教育学分会一直在从多方面进行换届的酝酿和筹备工作，直到今天为止。

关于换届酝酿和筹备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过程另行专门汇报。

以上工作总结，提请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