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束玉

书名甚好，一语双关；文笔亦佳，情理相通。作者要我为本书作序，我一听，实不敢当，我怎能和怎敢对叶老妄言什么呢？再一想，又欣然承诺，本书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好友史晓风同志。我和晓风早年相识，晚成知交。“我失骄杨君失柳”（毛主席词句），不幸的是我俩人到晚年，都成失伴鸳鸯，啼血杜鹃，同悲共感，心心相印。他有信给我：“咱们的心是呼吸相通的，咱们的情是丝缕相连的，套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句式，似可改为‘同是断肠人，何况曾相知’。”我写给亡妻的《清明祭》三四十句，他也字字记在心里。“说笑在人前，伤痛在心灵深处”。我记起司马迁的几句话：“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都是古贤圣发愤所为作。我等凡人凡事，怎敢与圣贤和经典相比，但我们在同病相关，互慰互勉的情境下，同样也化悲为奋，记自家的“春秋”，写自家的“离骚”，以此慰藉亡灵，“解放”自己。于是寻寻觅觅，想想写写，每有所得，频频传阅，不知不觉在我的书案上积累了厚厚的两大摞“史晓风专卷”。这就是我为什么乐于和敢于为这部大著忝为之序。

“在叶老身边四十年”，晓风同志得天独厚，很幸运地得到了叶老的真传，终身受用不尽。就是我这样和叶老有过多次接触的人，也受到叶老的熏陶，留下难忘的印象。真没有想到，昔年喜看《中学生》杂志和爱读叶绍钧文章的我，却有幸识荆于刚解放的北平。我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写华北农村《民校识字课本》（四册）时，就是由叶老（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亲自指导和审定；我参加中央教育部西北调查小组时，又是接受叶老等文委大组的领导；我在教育部研究室为部长起草的讲话和报告，都必经叶老最后修改，文字把关；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也常到叶老主持的编辑语文学习班听课和看他修改文章。他那热情、诚恳、谦虚的态度，严谨、规范、一字不苟的作风，令人感佩。他每次在动笔改稿之前，总要问个清楚，商酌修改意见，是讲话和作报告，就一定得口语化。对原稿有赞许也有批评。在这之前，我还有幸听过他关于起草第一部宪法字斟句酌的专题报告，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最使我惊异和感叹的是他对我编的四本识字课本，不仅一篇一篇一句一句地审改，而且对一千几百个生字的顺序出现，也了如指掌。我每次离开那里，他都起身相送，躬身道别，我真不好意思。

史晓风同志在一篇文章中简述了他四十年在叶老身边受到的教育，概括为：“学制最长”、“课程门类最广”、“课时最多”、“课堂最大”、“师生比例最高”、“教育方法最科学”、“教育效果最好”。他天天和叶老在一起，耳提面命、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从一名普通的中学生逐步成长为一名编辑、一名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干部，一名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有多篇专题介绍他怎样跟叶老学唐诗、学地理、讲典故，随时随地地提高、辨误和释疑的。从这些回忆文章里，我又学到了一些知识和叶老为人为文的传统精神。他说叶老不仅在学习上和工作上关心他，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也关心他。当他动情地说到叶老怎样勉他加入共产党时，我心一震，出乎意想之外，敬爱的叶老呀，您此一举，令我感极而泪下。

我也想起叶老关心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之事来，想起他写给我们下放劳动锻炼干部的赠诗来。那是在1958年，教育部响应党中央关于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号召，选调第一批干部93人，由我领队，下放到山西稷山县劳动锻炼。就在这时，叶老有诗“赠下乡劳动锻炼诸同志”：

珍重意无尽，钦迟愿略陈。

习劳胎骨换，学稼性情淳。

治益宁唯社？移风涉兆民。

大同不为己，力悉出于身。

一月二十八日作

叶老本着党的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精神，用诗的形式，诗的语言，更为深切地表达了他对我们下放干部的关心和寄予厚望。一年锻炼结束。我们向教育部举办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锻炼汇报展览，叶老的赠诗，端庄的楷书，红色虎皮宣纸，展现在展厅的正墙上，满室队列着形形色色的“习劳”、“学稼”和文化下乡、技术革新的劳动锻炼成果。我们没有辜负叶老和教育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与希望。非常惋惜和遗憾的是叶老这件无价的墨宝，我珍藏多年，不幸在“十年浩劫”中它也在劫难逃了！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还在思念稷山的土地和乡亲，不忘叶老的真情和教诲！

2007年12月15日

（本文作者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教处科长，国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处长，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1987年获全国出版界首届“韬奋出版社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