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先生的新著《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收录了他五十多年来从事教育学教学与教育科研工作的一些主要论述，记录了他不同历史时期在一些基本的和重大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认识上的思考与探索，反映了他半个世纪以来在教育学教学与教育科研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把握和借鉴，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该书的出版，对于人们系统地了解黄济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发展，正确地对待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在当前和今后的教育改革中更好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促进新世纪我国各项教育改革事业积极、稳定和健康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该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学十讲”，第二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施与新任务”，第三部分是“教育学讲授提纲”。“教育学十讲”从内容上来说，收录了黄济先生近几年的一些新作，基本上涵盖了教育学的基本问题领域，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到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再到课程与教材，最后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从学术见解上看，该部分内容反映了黄济先生的许多新观点、新看法。例如，在分析“教育”概念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教育”概念的社会性、历史性、普遍性外，还明确提到了“教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谈到“教育学”研究任务时，把其界定为“关于教育经验的理论表述和理性思考”；在论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时，突出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文化传统”、“生态危机”、“人口问题”等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在论述“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又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人是自然实体与社会实体的统一”以及“社会性遗传”的学术观点，系统论述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的发展和教育中的重大作用，鲜明地反对人性论和人的发展问题上的自然主义观点；在“教育制度”研究方面，作者概略地回溯了教育制度变革的历史，就有关学制实施和学制变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地位问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问题、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关系问题以及学制传统与学制改革的关系问题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阐述“教育目的”时，作者特别把“创新精神”、“合作思想”与“未来理想”作为社会变革对于未来一代新人的素质要求提出来加以分析，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在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论述中，作者特别增加了“劳动教育”，并结合实际就今天劳动教育的具体任务和内容进行了讨论，批判了在劳动教育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在谈到“课程与教材”以及教学改革时，作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等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具有启发意义；在谈到“学校与教师”时，作者敏锐地结合国内外学校变革与教师专业化的趋势，提出了“学校本位”和“学生自主性”的观点，很有新意；在谈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时，一方面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对其他学科方法论的吸收与借鉴，并就教育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以及各种基本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实际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黄济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以上学术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该书的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施与新任务”，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面临的新的挑战”。在这一部分中，黄济先生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苏联和我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曲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呼吁所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要不断努力地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水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端正教育思想，提高教育质量，在教育改革中少走弯路。这些历史的结论对于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事业是非常宝贵和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黄济先生在这一部分还专门研究了新技术革命对教育研究提出的许多新课题，包括教育价值观的问题、教育职能的新内涵、新形势下思想教育的任务、知识价值观的革命对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影响、脑科学与思维科学的最新进展对教育的影响等。这些问题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有的还更加突出，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认真思考和研究。

该书的第三部分“教育学讲授提纲”写作的年代是20世纪60年代，基本上反映了黄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从事教育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收录本书时“原样保留，未加改动”。这部分内容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个时期黄济先生个人以及总体上我国教育学教学和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有助于读者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教学与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对于人们研究新中国教育学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内容和学术观点来看，尽管受制约于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一些问题的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如过于强调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党性”、“阶级性”、“政治性”，过于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于儿童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忽视美育等等。但是一些具体教育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在今天也还有其意义或价值，如在谈到教育学学习与研究时提出“一手向古，一手向外，批判地继承教育史上一切优秀教育遗产”的主张。在谈到教育方针时提出，“脱离政治常常是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危险，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对教育为政治服务作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在谈到学生学业成绩评定时，提出“五分制”和“百分制”各有优缺点和使用范围，认为学校“兼用这两种制度，是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客观需要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实际工作，是有积极意义和指导作用的，应该认真学习、理解、掌握并加以应用。

黄济先生对学术争鸣的立场与态度，对于开展健康的学术讨论，推进学术进步也很有意义。他在反思教育学术争鸣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学术争鸣“一要认真思考，不发空论；二要发扬学术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争鸣唯一正确的态度”。

黄济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历史意识、辩证思维、探索精神以及对于学生、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和国家的炽热情怀与高尚责任，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励他们沿着老一辈教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