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掀起了收回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斗争自1904年起，波及全国各省。1906年吉林省成立保路会，要求自办铁路。1907年黑龙江省收回吉拉林河金矿，自行开采。1908年奉天省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1910年运动达到高潮。这个运动由资产阶级倡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部分官吏的赞同。收回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维护了民族主权和尊严，重挫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1月，命令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并要求：延长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面对这些无理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日本佯装谈判，增兵东三省，进行武力威胁，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迫使袁世凯承认日本的要求。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未能实现，但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漠视中国的主权，竟然决定和确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求。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因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东北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一、五四运动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奇耻大辱。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东北各大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吉林省城中学生召开大会，反对日本侵略，声讨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会后展开抵制日货运动，搜查日货当场销毁。有的学生断指血书“竭力救国”的标语，散发“勿忘国耻”、“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的传单。此后，又组织爱国团体，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东北各学校每年都举行不忘国耻、明耻自强的纪念活动。当时，学校里流传着一首“国耻歌”，歌词如下：
　　“中华民国，五月九日，试问是何日?条款交来，百般要挟，主权正损失。含垢忍辱，卧薪尝胆，雪耻我天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噬脐恐不及。”^〔1〕
　　五四运动爆发后，东北广大青年学生满腔义愤，积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5月7日，吉林省城各校学生罢课，举行国耻纪念活动。5月10日晚，吉林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第二天在公共运动场召开国民大会，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第二天，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派陆军、骑兵、宪兵、警察从各路阻截学生队伍。学生气愤已极，于12日凌晨齐集省议会召开声援大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并通电全国共同争回山东；如果不达目的，就举行罢课，发动工商界罢工罢市。^〔2〕会后整队示威游行，高举“还我青岛”、“挽回外交”、“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到督军署、省公署请愿。^〔3〕12日下午，学生代表在省议会成立吉林学生团，领导全省学生运动。组织学生到各县演讲，并致电北京学生联合会，约定采取一致行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5月18日，珲春商会通电北洋政府，指出：“青岛问题，国命所系”，反对签订和约，表示东北人民“誓死决心，愿为后盾”。^〔4〕5月27日，长春省立第二中学、第二师范学生召开救国大会，高呼“挽救危亡”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沿街散发传单，到处演说。^〔5〕
　　5月9日，哈尔滨学生l 000人，工人和农民3 000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要求彻底废除“二十一条”。5月12日，学生和各界群众集会，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军警捕去的北京学生。5月15日，哈尔滨总商会发出要求政府听从山东省和全国民意收回山东利权的电报。^〔6〕6月15日，滨江道立中学和道立师范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运动。哈尔滨救国团体号召同胞快快觉醒，不要忘记祖国的耻辱，团结起来坚持斗争。17日，滨江道尹赴疆迫令所属学校一律放假。^〔7〕
　　黑龙江省城学生于5月13日成立学生联合会，决议营救北京遇难学生，开展抵制日货，争回青岛的运动。9月1日，省立师范校长刘凤池带领学生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召开全市大会，为被军警打伤吐血而死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敬仰爱国志士，怒斥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卖国贼。追悼大会决定，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每周在龙沙公园举行演说。6月13日，黑龙江省城学生讲演团在民众教育通俗讲演社向群众演说，散发《山东青岛及中日两国形势图》，唤起群众，莫忘国耻，同赴国难。
　　奉天省城，5月8日，奉天省议会、总商会、教育会联合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各学校学生准备集会游行。省公署指令各学校校长严防学生罢课、集会，不准学生上街。5月9日，张作霖下令封锁奉天省城与外界消息，扣留关内寄来的报纸刊物、传单和信件。在奉系军阀当局的阻挠下，奉天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只得在校内出墙报，举行小型集会。5月27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发起组织奉天学生团，约各校代表在汇文中学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章程，成立临时组织。^〔8〕5月31日，各校代表“假郊游之名，潜往城外，集会讨论”。^〔9〕
　　东北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以声援北京学生，“不忘国耻”的爱国行动，唤醒东北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明耻自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后来的东北收回旅大租借地和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斗争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二、收回东北教育权的斗争

　　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把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无偿转让给日本。根据1898年3月中俄《旅大租借地条约》，旅大租借期限为25年，至1923年3月到期。日本以“二十一条”为借口，拒不交还旅大租借地，企图长期霸占旅大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全面控制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当时的东北地区，南部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北部有沙俄的侵占，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插手其间。它们相继在东北开办学校。据统计，当时外国人在东北开办的学校有：初等小学223所，高等小学39所，教会中学16所。而且还不断增加，继续扩大。面对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侵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北地区掀起了一场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922年，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首先提出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要求，并着手准备收回教育权。1923年春，东北人民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的斗争日益高涨。3月6日，哈尔滨“国民外交后援会”和“救国喧醒团”召开市民大会，15 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吉林省城的学生也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在东北三省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
　　1923年3月19日，奉天省教育厅派省视学邵进阶和罗振邦等到南满附属地，对南满中学堂和公学堂日本人对中国青少年的教育情况进行视察，并对中国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由罗振邦起草了《参观南满中学校公学堂及第一、第二寻常小学校后之感想》，呈报省教育厅，并载入奉天教育厅编译处编的《东北》第四期上，于四月一日正式出版。此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的严重后果。概括起来其大意是：中国青年在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四年之后，就会忘掉了国家观念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只知重视个人生活(衣食住)和自己的生命。如果把这种教育普及于东三省，恐怕不用十年，东三省的一般青年，不仅不知道什么是中国，连自己是哪个民族也不知道了。将来这种青年就会像印度人那样，充当英国的巡捕，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了。我们看到这种危险的现象，确实感到惊讶不已……这个调查报告的发表，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收回教育权的热潮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当时，日本旅大教育会在金州设立师范学校。对此，谢荫昌在奉天省教育会上正式提出收回附属地教育权，要求东三省地方政府抗议日本的教育侵略。他严正指出：“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政府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10〕并决定，由教育厅派省督学，省教育会派会员联合调查日本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的状况，在报刊上揭露日本教育侵略的事实。
　　1924年3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与谢荫昌会谈。谢荫昌指出：“一国之国民教育，根本一国历史之精神。无论何项国家决无他国越俎以教其国民之理。铁道用地固犹是中国之土地，铁道用地以内之人民，固犹是中国之人民。中国人民而施以贵国之国民教育，在贵领事于心安乎?”^〔11〕4月1日，日本组织国内中小学校长二百余人的教育视察团来东北奉天，为宣扬附属地教育制造舆论。谢荫昌在接见视察团的招待会上，揭露附属地教育对中国教育造成的严重损害，再次公开提出收回教育权。他在讲话中指出：“东三省人民处此环境，负教育之责者，惟有努力唤醒人民之自觉、自谋、自动、自决。深望与中国友好之日本，为东亚大局长治久安计，尊重中国自觉、自谋、自动、自决之精神，勿对于中国国民教育施以何等之作用，则中日两国人民之福也。”“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创设医工大学，中国人已尽量欢迎。惟在铁道用地创设各公学，用中国之不良教师施以非中、非日之教育，近更有创设师范之议，三省人士疑虑日多。夫一国之国民教育决不容他国人干预，乃世界公理。”^〔12〕“蔑视中国国民之人格，实为中国之奇耻大辱。”^〔13〕会后，各国报纸纷纷报导谢荫昌的讲话。中国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收回教育权的爱国主张。日本报纸大多数则认为这是“排日运动的导火线”。
　　4月11日，奉天省教育厅宣布：为了收回教育权，今后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必须经省教育厅批准，中国教育不准外国人干涉；外国人在奉天省设立学校必须按照中国法规进行。谢荫昌在奉省教育年会上又宣布：禁止中国少年和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非中国公民任中国东北小学教师的人应该退出小学，国民教育由中国人办理。为此，奉天省代理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长谢荫昌向日本总领事和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回铁路附属地教育权。此后，日本文部省次官高桥来奉天与谢荫昌谈判。谢荫昌坚持要求：日本学校不再收中国儿童入学，已入学的中国儿童交回附近中国小学完成学业，取缔日本在奉天省境内所办的师范学校。
　　在收回教育权的斗争迫使下，日本不得不作出让步，用来缓和矛盾。高桥在致奉天省长王永江的信中答复道：1．中国可以派人到附属地指导监督专为华人设立的学校；2．日本设立的华人学校可以采用中国课本，但是历史课本不许讲揭露日本侵华的内容；3．附属地学校可以聘用中国教师等。可见，日本的所谓让步是以维护其已获得的教育权为前提的，企图以此来转移视线，麻痹斗志。对此，奉天省长王永江采取妥协态度，同意日本文教省所答复的内容，并指示谢荫昌起草协约草案。谢荫昌认为，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收回附属地教育权，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答复的内容及条件。^〔14〕4月22日，谢荫昌召集教育会临时会议，组织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继续研究部署收回教育权的斗争。4月26日，奉天教育会于报社召开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临时特别会议，作出如下决议：1．在报纸上大造舆论，揭露日本在东北奴化教育的事实，通知全省教育机关组织演讲会，以中华教育联合会为后援，继续坚持斗争；2．组织满铁附属地教育实况调查委员会，公开调查结果，研究日本奴化教育的手段，随时建议省政府收回教育权；3．由教育会发动各界向省议会请愿，省议会督促省政府严正与日本交涉；4．督促省政府收回教育权，设立中国学校，拨款办学；5．禁止中国儿童进入日本学校。^〔15〕
　　4月28日，东北地区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在沈阳正式成立。会长由冯子安、张静玄担任，内设总务、调查、研究、宣传四部，在奉天省教育厅领导下开展工作。首先，对东北南满外国所办教育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将调查结果汇报教育厅，再呈报省署；其次，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研究制定收回后的中小学校如何办好的方案，经教育厅转呈省署批复，而后执行；再次，成立收回教育权月刊编辑部，编辑部部长由盛桂珊、梅佛光担任，计划每月出刊一次，每刊发行两千份以上。
　　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1925年8月间，收回教育权委员会连续两次召开会议，由各团体发表意见，并向省署及教育厅请示办法，后于9月初省教育会上，共同表决五项措施：1．省署完全负责管理各项交涉事宜，并予以适当之援助。2．省署饬财政厅准拨大宗款项，作添设学校及维持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之用。3．教育厅通令解散教会小学，并禁止教会创办小学。4．教育厅饬各县视学及教育事务员调查各地外人所办理之小学校，酌量情形，协同各县知事，在外人设教之处添设小学校。以上措施均切实执行，收效显著。在奉天西方教会经营的中、小学校，外国人在东边道和吉林省办的鲜族学校，被东北当局勒令关闭，随后派中国校长去执掌学校，并强制施行中国的教育规章和制度。
　　1926年，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下令设置教育管理局，任命李绍庚为局长。又于8月21日发出通牒，命令俄人关闭中东铁路的学务处，将其所辖各学校移交给东北三省的教育管理局。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共有路立中小学112所，其中有21所是为中国人办的学校。东北当局对此有三方面的要求：1．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只能根据中国法令施行；2．俄国方面的学校教学管理不得违反中国法令，教学用书籍，必须向中国的教育局申报，取得认可后方准使用；3．教育经费必须交给中国教育局，中俄各得一半，这是符合奉俄协定的平等原则的。同时，还编制了教育规则，加强对教育的行政管理。教育局设两名视学，中、俄各一人。
　　总之，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一场反抗殖民奴化教育，维护祖国主权的爱国运动。收回教育权斗争在奉天、东边道和北满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收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抑制了帝国主义教育侵略的野心和范围，扩大和发展了民族教育事业。但是，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是针对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办的学校，侵吞东北教育权最严重的是日本侵略者。而日本人在东北办的大量学校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南满教育权没有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这里隐藏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盘踞辽东半岛已近二十年，它把辽东半岛作为侵略东北的基地，把获得的各种权益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决不轻易交出。在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面前，或作局部让步，以欺骗世人；或铁甲利舰，虎视眈眈，以武力相要挟。其次，东北当局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和奉天省政府，想借助日本兵力来牵制西方和俄国在东北的势力，以便达到排除异己，巩固个人势力的目的。因此不敢与日本侵略者决裂，往往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就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初期，日本政府便对张作霖、王永江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致使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运动基本上归于失败。而这场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谢荫昌，虽然一再坚持，不断斗争，终因得不到东北当局的支持，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于1928年病逝于哈尔滨。


　　注释：  

〔1〕《沈阳文由资料》，第13辑，第95页。
〔2〕〔3〕《吉林文史资料》，第7辑，第170页。
〔4〕〔6〕《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34页。
〔5〕《盛京时报》，1919年5月28日。
〔7〕《吉林文史资料》，第7辑，第123页。
〔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5辑，第32页。
〔9〕《申报》。1918年6月6日。
〔10〕谢荫昌编：《演苍年史》，吉林吉东印刷社铅印本，第32～33页。
〔11〕谢荫昌编：《演苍年史》，第22页。
〔12〕奉天教育厅编译处编《东北》，第四期，1923年4月1日出版。
〔13〕谢荫昌编：《演苍年史》，第32～33页。
〔14〕〔15〕《满铁档案》(地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