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位于非洲尼罗河流域三角洲，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已建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奴隶制王国。约公元前3200年埃及王国统一，至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其间经历了早期王国（约前3100～前2689年）、古王国（约前2686～前2181年）、中王国（约前2040～前1786年）、新王国（约前1567～前1181年）、后王朝（约前1085～前332年）等历史时期。

早在早期王国时期埃及人就有了文字，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古代埃及的教育较发达，教育制度较完善，学校类型也较多一些。当时主要有四种类型的学校：宫廷学校、僧侣学校、职官学校（书吏学校）和文士学校。不同类型学校设置的课程也不一样，水平不一致。但所有的学校都很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求学生尊日神、忠国君、敬长官、孝双亲。教学内容都与生活中的各种实际活动密不可分，尤其重视书写。这既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教学方法都采用灌输和体罚，机械训练和记诵是最典型的方法。

宫廷学校建于公元前2500年，有教育史学家认为，这是人类有史可查的最古老的学校。宫廷学校设在宫廷中，其教育对象是王子王孙和官吏的子弟。学生完成学业后经过一定的锻炼即被任命为官吏。

僧侣学校是在中王国后出现的设在寺庙中的学校，主要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学术中心。男孩17岁可入这种学校。古代埃及的寺庙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替法老办理天文、建筑等专业事务的机构，因此寺庙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创办这样的培养专业人员的学校。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较高级的天文学、数学、建筑学、水利学、医学和科学为主。

职官学校始建于中王国时期，训练能从事某项工作的官吏，修业期限为12年。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普通文化课程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往往以吏为师。青年在现任官吏的教导下努力成为文士和官员。

文士学校这是一种低级的教育机构，培养能从事书写和计算工作的人，它对学生的出身限制较前三类学校少一些，因此招收的人数较多，修业期限长短不一。儿童5岁可进这种学校，学习到十六七岁；学生在十三四岁时能受到处理官府公务的实际训练。教学内容中有书写、计算、律法知识、数学、天文和地理等，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书写。它是一般青年奴隶主向往的学校。埃及的文士与希腊的智者不同。希腊的智者通过阐述哲理去为政权服务，为参政作准备，但并非都能当官。埃及的文士大多数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埃及的奴隶主子弟通过学习而在政府、寺庙和商业中任职是寻常事。因此埃及的一般奴隶主子弟都以“学为文士”作为奋斗目标，培养文士成为古代埃及教育的核心。

古代印度的疆域比现在的印度广，包括南亚次大陆上的所有国家。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在印度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国家和文字。前2300～前1750年间当地的土著居民就创造了“哈拉巴”文化。约在公元前1400年，中亚游牧部落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建立了王国。在征服过程中，雅利安人的游牧文化逐渐转化为农耕文化，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发展成印度—雅利安文明，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梵文。印度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是在前1000年～前600年间逐渐形成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按高下依次为：（1）婆罗门，即僧侣；（2）刹帝利，即武士；（3）吠舍，即农民和从事工商业的平民；（4）首陀罗，即奴隶及处于奴隶地位的穷人（主要为当地土著）。不同种姓的人通婚所生的子女不在种姓之内，被称为“贱民”，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人。

公元6世纪以前的印度教育通常称为婆罗门教育。古代印度的教育与它的社会阶级和厌弃现世的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以维系种姓压迫和培养宗教意识为主要任务，以培养婆罗门为教育的最高使命，具有强烈的贵族性。婆罗门教育以吠陀经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教学方法是口授的、导师制的。古代印度教育的分期比较明确，一般儿童在7岁以前在家里接受教育，8～16岁在学校学习，以后在高深学府学习。

公元前9世纪以前婆罗门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儿童在3～5岁时经过剃度礼后就开始家庭教育。婆罗门家庭在教育自己的子弟的同时招收几个刹帝利和吠舍的子弟一起学习。主要学习用古梵文写成的《吠陀》经。一般要十年左右才能学完一部经。学习方法的机械性、繁琐性和神秘性是非常突出的。书写不像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流行。

公元前8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办在婆罗门家中的学校即“古儒学校”，教师被称为“古儒”。儿童入学须经古儒的考验。古儒声称不收学费，但实际上接受家长丰厚的馈赠，其田地由学生代耕。学生入学后住到古儒家中，学习年限为12年，《吠陀》经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规定语音学、韵律学、文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礼这六科是学习《吠陀》经所必需的基本训练。因此，虽然学校课程以神学为主，但涉及的知识领域相当广泛，在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学术的发展。由于学科的学术性质导致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体罚仍是常用的手段。古儒在教学中常让年长儿童充当助手，由助手协助教师教学。这种方法后被英国教师贝尔所袭用，成为19世纪在英国盛极一时的“导生制”。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制大国的崛起，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代”。掌握军事力量而日益强盛的刹帝利和上层大商人吠舍，不满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婆罗门势力日益削弱，佛教应运而生。公元前3世纪佛教得到广泛发展，佛教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佛教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教育民主化，主张四种姓平等，在人民群众中普遍传播了受某种初等教育的愿望；二是对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强调用方言而不是梵文进行教学，把教授、讲解及个人专研经典结合起来。

佛教采取了修院教育制度，寺院是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寺院既提供教育，又训练祭祀人员。佛教要求学习者必须“出家”进寺为僧，过禁欲生活。当时的印度社会盛行以学僧为尚的风气，家长争相送子女入寺或庵。学习内容主要是佛教经典。最初阶段由教师口授，学生记诵；到了高深阶段就采用争辩和议论的方法。学习12年并合格的僧人称为“比丘”。他们多数离寺回家。少数留寺者继续修习10年后担任寺中僧侣职务。尼庵是女生修行和学习的地方，水平低于寺院。女僧学习结束后称为“比丘尼”。寺院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中心。印度的著名寺院曾吸引不少外国青年和学者前来就学，我国唐代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佛教教育对印度以及东方各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其精深的哲理推动了思辨哲学的发展。佛教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下层民众，具有平民性。

不管是婆罗门教育还是佛教教育，它们的教育目的都与人生目的同一，主要是一种道德陶冶，让人蔑视现世、追求来世，使自己的灵魂“得救”和“超脱”；其内容大都是消极的、遁世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印度社会的变革。古代印度的医学、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宗教学校以外由学者私人传授的。

古代希伯来位于现在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为现代犹太人祖先的居住地。希伯来人由以色列和犹太两个部落组成。其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摩西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约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到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亡于巴比伦；第二时期从公元前538年希伯来人返回家园至1世纪被罗马帝国吞并。

第一时期希伯来人的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父亲既是家庭的祭司，又是子女的教师。教育内容广泛，有民族传说、宗教信仰和祖先的训诫。在摩西改革之后希伯来的家长制涂抹上了一定的民主色彩，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家庭教育中注重父子亲情和说服感化。宗教在希伯来的历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教育始终以神学为核心，所以家庭教育以培养宗教信仰为最重要的目标。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圣经·旧约》，学习不重知识的传授，而重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的陶冶，是道德的而非理性的训练；文化知识的传授是附带进行的。儿童到一定年龄家长还对其进行职业技能的传授。

希伯来人沦为“巴比伦之囚”后仍恪守古老的宗教传统。由于远离耶路撒冷圣殿，希伯来人建立了犹太会堂，改个人祈祷为集体祈祷。犹太会堂开始时主要进行宗教活动，后来逐渐成为讲授法律知识及《圣经》的教育场所，与后来希伯来人的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时期希伯来人的教育已发展为学校教育。这一时期希伯来人返回家园，把犹太会堂也迁移到故土。儿童随其父母到会堂听讲道及学习《圣经》知识。随着来听讲儿童人数和教务工作的增多，于是就在会堂外扩建房屋，设专人负责教学，形成了希伯来最早的学校。公元前2世纪左右，学校从犹太会堂中分离出来，形成较完备的教学制度。公元前1世纪希伯来人的学校已相当发达。当时每个村落设1所学校，由1位教师教25名以下的儿童。儿童人数达40名，则增助教1名；儿童满50人，设2名教师。希伯来人认为，只有人人受教育才能成为上帝的真正信仰者，只有人人成为上帝的虔诚的信仰者民族才能免受衰亡的威胁。当时的教育是一种强迫教育，凡不受教育者就被放逐城外，每座城市都必须设立学校。但受教育者仅限于男性，女子仍在家中由母亲教育学习宗教和家事，她们不是学校教育的对象。

希伯来人在与希腊文化的频繁接触过程中力图用闭塞的宗教思想反对希腊的世俗性文化，为了在文化斗争中取胜，他们对简单的教义予以充实提高，通过注疏《圣经》来丰富教义。其中最著名的注疏是《米施那》和《基马拉》。公元2世纪两部注疏合为一书，称为《塔木德》（意为“教学”），这些注疏成为希伯来儿童的重要学习内容。男童一般6岁入初级学校，6～10岁间学习《圣经》和简单的读写算；10～15岁儿童主要学习《米施那》；15岁以上的儿童主要学习《基马拉》，这相当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以上还有培养僧侣的学校，主要传授宗教理论和法律理论，训练主持宗教活动的能力。这种学校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

希伯来人把教育看作神圣的事业，非常尊重教育工作者。教师被称为“拉比”，他们有较高的宗教修养和文化修养，博学多才，除从事教学工作外在社会上还充当宗教导师和法律顾问，成为社会上有威望的特殊人物。

希伯来的教育以宗教为核心，孕育了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鉴于基督教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希伯来教育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