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改革在大学的肇始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正门上公开贴出自己亲笔写出的“九十五条论纲”，名之为《关于赎罪券的功效》，痛斥到德国贩卖赎罪券的教皇“特使”特策尔之流的卑劣行径，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的功效问题，直接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这样，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君主和主教的事情，而且与大学密切相关。由于教会和大学几个世纪以来的紧密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世俗的大学，教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起大学相应的变化。

路德的观点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开来，特策尔撰文为其行为辩解，这就是由法兰克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6条反论纲”。当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维滕贝格出售时，大学生们将它付之一炬，特策尔本人也遭到大学生的鞭笞。维滕贝格大学的大多数教授坚定地站在马丁?路德一边，其竞争对手莱比锡大学则成为反路德主义的中心。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师埃克（JohnEck）博士在一次公开辩论中向路德派发出挑战，他吹嘘自己将驳倒路德。维滕贝格大学很快接受了埃克的挑战，辩论由莱比锡大学承办，巴黎大学和爱尔福特大学的资深教授充当裁判，萨克森公爵亲自宣布辩论赛开始。这场神学教授之间的冲突后来证明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辩论之一。埃克在辩论中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更加坚定了路德的立场，他逐渐走向了与罗马教廷彻底的决裂之路。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宗教改革之火就在大学点燃了。

在路德之前，大学教师和毕业生已对教会提出过明确的挑战。早在14世纪，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将《圣经》译为英语，并呼吁更多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的途径，他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被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一。他的思想很快传播到波希米亚（捷克），布拉格大学神学院院长、后又任该大学校长的胡斯（Jan Hus）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宗教改革运动。胡斯认为西方教会背离原来的教义，并攻击贩卖赎罪券的做法，于1415年以“异教”罪名被处以火刑。

在整个欧洲，大学人士在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是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就学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于1502年在巴塞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法雷尔（WilliamFarel）是茨温利的同时代人，由于他的努力，新教得以传入瑞士法语区。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是学者勒费弗尔?戴塔普尔（Lefevred’Etaplas）的门生，后又入巴塞尔大学学习。

约翰?加尔文是在法国和瑞士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家，他于1523年到巴黎大学学习经院哲学和神学。由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有一段时间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和布尔日大学学习法律。1531年又回到巴黎，就学于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加尔文的大学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对宗教改革的神学文化做出重要的智力贡献。其《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16世纪改革家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和最为严谨的一部著作。

在威克里夫一百多年后的英格兰，大学人士在宗教改革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对路德派观点的兴趣，剑桥大学一群青年学者定期在白马旅店（White HouseInn）聚会。聚会者包括克莱尔学院的拉蒂默（Hugh Latimer）、刚刚从牛津大学来剑桥的人文主义者廷德尔（William  Tyndale）以及奥斯汀隐修院（Austin Friars）的科弗达尔（Miles Coverdale）。其他成员还有巴恩斯（Robert Barnes）、比尔尼（Thomas Bilney）以及后来英格兰教会中的泰斗级人物克兰麦（Thomas Cranmer）。这个激进的圈子因倾向新思潮，被称为“小德意志”，圈子中许多人后来都为宗教而献身。

与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更具群众性和革命性，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更为强烈，它比文艺复兴更为迅猛地影响了大学。

首先，宗教改革对大学入学人数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各种原因，大学入学人数起初是突然下降的，很多地方当局没收了教会原来用来资助大学神职人员教育的捐赠。另外，一些教育机构中激烈的神学辩论也吓走了一些潜在的生源。还有，随着神职人员职位名声的败坏，家长们感到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儿子支付如此昂贵的教育资金。在罗斯托克，学生入学人数从1517年的300人降至1525年的15人；在爱尔福特，也由1520年的311人降至1525年的14人；巴塞尔大学1526年的入学人数仅5人。这种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同样出现在柯尼斯堡、格赖夫斯瓦尔德、科隆、马耶斯（Mayence）、维也纳和许多其他教育机构中。在英格兰，牛津和剑桥的人数也开始急遽下降。

然而，下降只是暂时的，最终大批学生又回到大学，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大学。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宗教改革各派别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是不能放弃的，高等教育的作用比以往更为重要。教会需要新的具有改革了的信仰的神职人员，政府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官员，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承担这项使命。而且，高等教育还是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让其子弟从事政治和工商业职业的无法替代的训练场所。

马丁·路德反对经院主义和神学，他曾于1520年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流露出对传统大学教育的憎恨与唾弃之情。他谴责大学是教皇的危险的使者，是异教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的中心。伊拉斯谟曾说：“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与学术事业就完蛋了。”然而，正如学者哈默斯坦（NotkerHammerstein）所说：“政治上的动荡，新教育传播中遇到的困难，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梅兰希顿的建议和支持，所有这些都使得路德认识到，学校和大学可以成为新的宗教的特殊工具。因此，路德派极力建议世俗政府建立这类机构，而且其他教派也意识到不能落后，大学遂普遍发展起来。”

新大学遍布16世纪的整个欧洲。德国新建了9所大学，其中路德教派建立了马堡大学、耶拿大学和柯尼斯堡大学等，还对维滕贝格、杜宾根、莱比锡、法兰克福、格赖夫斯瓦尔德、罗斯托克、海德堡等原有的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天主教会建立了维尔茨堡和格拉茨（Graz）大学。在西班牙，不仅新建了两所大学，而且大学注册人数明显增长。在瑞士，茨温利组建了苏黎世大学，加尔文派则于1559～1563年建立了日内瓦学院（大学），由加尔文的当然继承人、著名神学家贝札（TheodoreBeza）任校长，学院最初至少有162名学生，其中四分之三来自法国，只有4个日内瓦当地人，余下的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到1564年，学院共有1200名学生和300名高等生；因为当时学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适合初学者，称作学院或私立学校。而另一部分是培养高年级学生的，称作学院本部或公立学校。学院开设人文主义和宗教两类科目，包括古典文学、一般文雅科目、伦理学、诗歌、物理学和神学等。从领导体制来看，日内瓦学院完全处于城市地方行政官和地方议会的控制之下。在加尔文派的管理下，日内瓦大学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许多其他教育机构模仿的榜样，这些机构包括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和北美大陆的哈佛学院。

在16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虽然正在进行抗击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斗争，荷兰人还是建立了弗兰克（Franeker）大学和莱顿大学。在反宗教改革阵营，同样在进行新建学校的努力。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活跃于整个欧洲，他们复兴旧大学，开办新大学。如德国这一时期出现的帕德博恩大学（Paderborn）、明斯特大学（Mu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大学（Osnabrück）大学，都是由耶稣会开办的。

在不列颠群岛，到16世纪最后十年，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的势头得到控制，还出现了两所新的机构，即1583年创办的爱丁堡大学和1591年创办的都柏林大学（又称三一学院）。此外，牛津剑桥两校也建立了许多新学院，如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和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剑桥大学的马德林学院（Magdalen）、三一学院（Trinity）、西特尼?苏萨斯学院（Sidney Sussex）和圣约翰学院（St．John’s）。亨利八世曾充满感情地说：“我认为在英格兰没有哪片土地比给予我们大学的土地利用得更好的了。这是因为它们能够确保我们死后及腐烂后，我们的国度仍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

第二，宗教改革“以地方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这一变化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较之以往更加成为政府的工具。大学对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学既为政府部门培养世俗官员，也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因此政府想方设法控制大学。“政府一定要使所有的大学活动分子服从于政府监督，并使大学社团的所有成员都与官方的‘政党路线’相一致。”甚至大学教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样被要求进行效忠宣誓，不仅要宣誓效忠国王或国家，还要效忠政府承认的教义。不仅教师，学生也处于更为严格的限制之下。如某地的学生常常被明令禁止进入对立教派的大学学习。1559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规定除博洛尼亚、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外，禁止西班牙人到国外学习。1570年，法国政府禁止弗朗什孔泰（Frarch-Comte）居民去“除罗马城和罗马大学之外的任何本国和不顺从本国的国家中的大学或公私立学校研究、教学、学习或居住”。在这种干预下，欧洲有80所大学从国际性的变成了国内大学。学者说：“随着欧洲逐渐被划分成一些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大学丧失了它们一贯具有的国际性。他们变成了地区性的中心，为它们坐落在其版图内的国家服务。”

在英国，宗教改革也加强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后，于1535年任命自己的首席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担任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检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事务，要求这两所大学不得帮助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在国王看来，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即是叛国者。皇家委员会迫使两所大学交出从前从教皇那里获得的特许状以及所有的“教皇契据”、大学地产和其他财产清单。两所大学的教师和课程都处于该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此后不久，国王又下令没收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所有的隐修院财产和房屋。最终于1553年规定：所有大学学位的申请者都必须赞成英国国教的宗教教规。

16世纪中叶，玛丽一世恢复了天主教，主张宗教改革的剑桥院士被烧死，包括拉蒂默、尼古拉斯?里德利和克兰麦等人。拉蒂默与里德利一道被执行火刑，他在火刑柱下留下了一句不朽的名言：“别忧伤，里德利，我们要作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里德利曾是潘布鲁克学院院士，曾经帮助克兰麦编写新教祈祷书，他1555年就义前曾写信向母校潘布鲁克学院告别。克兰麦刑前先后签署过六份悔过书，但并没有改变对其死刑的判决，在刑场上他宣布悔过书所写的都是假的，他把签署过悔过书的手伸入火中焚烧，一直到死。剑桥大学校长诺森伯兰公爵曾因一度支持玛丽女王的政敌也被斩首。

伊丽莎白女王登位后，恢复了新教。16世纪7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府向两所大学颁布了严格的新章 程，试图事无巨细地控制学院生活，管理范围涉及讲座的时间、学位、辩论甚至学生的着装。英国政治的动荡反复──从亨利八世的皇家教会和爱德华六世极端的新教，到玛丽统治时的天主教反革命，最后到伊丽莎白统治下走中间道路的圣公会教义，几乎使大学无所适从，大学政策也跟着摇摆。持续的神学争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无助于学术平静的发展。身临其境的弗兰西斯?培根对此深恶痛绝。他写道：“教会的争论是对真理、节 制或和平的侵犯”，并指责“大学是这种疾病的滋生中心和大陆”。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只算得上是温和的举动。在德意志，萨克森公爵就解雇了莱比锡大学所有不接受路德主义的教授，蒂宾根大学也发生了同样的清洗行动。此外，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不仅新旧教派之间，而且新教内部阵营也发生了冲突，引发了更多的学术争吵。路德派教授与茨温利和加尔文的信徒尖锐对立，甚至路德教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以维滕贝格大学为基地的梅兰希顿的追随者和他们的对手、以耶拿大学为基地的神学家伊利里卡斯（FlaciusIllyricus）的追随者之间，发生了多次争斗。这种矛盾在其他德国大学也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政府曾试图通过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避免这类冲突，如普鲁士公爵要求柯尼斯堡大学所有教授除了要宣誓效忠于邦教会外，还要对他个人宣誓效忠。在巴塞尔和日内瓦，大学完全处于市政官员和议会的控制之下。维也纳大学则完全服从于哈普斯比格（Hapsburg）大公，教学科目的各个细节 都受政府的监督和检查。巴伐利亚公爵也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柯尼斯堡大学和日内瓦大学是新教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是天主教大学，虽然教派不同，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旨意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宗教改革使控制大学的权力由教会转入政府手中，导致了一些大学资金的短缺。在大多数新教国家，从前部分用于大学的教会的地产被没收，一些由教会“俸金”资助的教学职位被取消，大学所获得的捐赠常常被王储或市政议会所没收，甚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士居所也被关闭了。在这种情况下，教授的工资常常被削减甚至拖欠。1537年，海德堡大学著名希腊语教授莫尔什埃姆（Molshem）向学校上书，说以他的微薄的薪水实在无法继续工作和养家餬口。这种境况迫使有些教授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来补充自己可怜的薪水。如海德堡大学1558年的章 程允许教授可以每年卖规定数量的葡萄酒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资金的短缺也使大学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在新教国家，那些以前在教士居所或靠教会奖学金维持学业的贫困学生，现在都从大学消失了。在英格兰，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和权贵子弟进入大学。爵士的儿子、庄园主的儿子和律师的儿子取代了从前在大学中占主要成分的“贫穷职员、织造工和肉贩”的儿子。学生宿舍日趋奢华，宗教改革前简单的服饰被时髦的帽子和轮状皱领所代替。富有的贵族和乡绅的儿子单独在高桌上与研究员一起用餐，他们的住所宽敞而舒适；普通的“自费生”是小商人或小乡绅的儿子，他们的住所就简单多了；在金字塔底部是“由校方挂赊提供膳宿的学生”，他们须做许多工作来维持学业，如分发每日的啤酒、在餐厅和厨房服务或跑腿等等。

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论争使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破坏，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授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但是反宗教改革把宗教迫害带到了这个半岛。如今，所有的教授都须宣誓效忠罗马天主教。在一些教育机构里，随着重心放在了《圣经》教学和天主教神学上，人文主义研究受到冷落。在西班牙，宗教法庭甚嚣尘上，以一份禁书目录为标准，重新检查所有的教科书，看里面是否包含有异端邪说。教师们被监视，如果他们有丝毫偏离正统的天主教路线的话，就会受到拘押。在德国，从1592年开始，维滕贝格大学所有的教授都要签名宣布无条件支持路德派的奥格斯堡信纲；在天主教的维也纳大学，要求所有神学教师的教学建立在隆巴德（PeterLombard）的《警句》和其他天主教教义学者的著作的基础上。开普勒（JohannKepler）是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就因为他是新教徒，所以被迫离开他任教的格拉茨（Graz）大学。奥格斯堡（Augsburg）的植物学家劳沃尔夫（LeonhardRauwolf）1576年回到家乡，他是因为信奉新教而遭驱逐的。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Cracow），著名医师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一名学生朱克塔（AlexanderZuchta）被指控犯有信奉异端罪，不仅被取消了上学的资格，还遭到流放。在法国，整个16世纪后半期都盛行着宗教战争，大学被期望在各方面都保持正统性。当巴黎大学几名教授受迪卡尔哲学的影响时，政府派大主教去警告他们，必须放弃这些新学说。巴黎最高法院还明令禁止了一场计划进行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辩论赛。巴黎大学禁止出版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和学术著作。同时，强行关闭了所有胡格诺加尔文派新建的学院和大学。胡格诺派的科学家，如勒保罗米尔（LePaulmier）和格雷万（Jacques）被剥夺了博士学位，被迫流亡国外。政府最终于1600年实现了对学术生活的全面和永久的控制。国王亨利四世在这一年宣布，从此以后巴黎大学将由国家直接掌管，政府将详细规范巴黎大学的课程和学术程序。

尽管有如此多的政治干预和宗教迫害，宗教改革时期的高等教育还是在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人文学科的发展。虽然宗教改革后更多地强调神学研究，但人文主义课程也在许多学校中得以保留。“在新教的德国和天主教的西班牙，神学逐渐支配了大学生活。法学和医学丧失了以往的优势地位。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些注释圣经的工具语言则在诸艺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由于重新重视希伯来语和其他近东语言，在圣经研究领域开始出现重要的学术著作。著名的例子是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的出版，它是由英国一群博学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学者在17世纪初编辑而成的，参与编辑的专家都是在各大学任教的教师。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6世纪40年代，维滕贝格大学成为自由教育的中心，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包括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 Brahe）、英国人文主义者廷德尔和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维滕贝格大学数学教授、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Rheticus）1540年将哥白尼的日心说印刷出版，首次解释了哥白尼的新观点。其同事天文学教授莱因霍尔德（Reinhold）根据哥白尼理论编制了第一个天文星表，1551年冠以《普鲁士星表》之名出版，以纪念他的资助人普鲁士公爵。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大学的科学研究并未停止。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和托波利（Nathaniel Torporley）研究数学和天文学，巴洛（William Barlow）研究磁体，萨维尔（SirHenry Saville）开设天文学讲座，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开设地理学和航海学讲座。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盛极一时，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哥白尼和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曾在这里学习，伽利略曾在这里任教达18年之久，完成了他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比较而言，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发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与天主教大学相比，新教大学似乎更热心于自然科学研究，但在宗教改革时期，不论是天主教科学家还是新教科学家，都对科学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大学造成了影响：（1）冲击了中世纪大学占垄断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新的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诗歌、历史等学科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为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进入大学开辟了道路。实际上16世纪的某些大学已经有了少量的科学研究活动；（2）加快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已基本沦为教会的侍女和附庸，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服务于国家的需要；（3）大学由国际性的机构转变为民族性的机构。中世纪大学以国际性特征著称于世，由于宗教改革时期政府的干预和影响，欧洲80所大学几乎全部由国际性大学转变为国内或地区性大学，最终大学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为各民族的语言所取代；（4）学术自由的萌芽。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高压，宗教教派之间无休止的论争和宗教迫害，极大地损害了大学学术自由的风气。宗教法庭和禁书目录使许多大学学者噤若寒蝉。然而正是这种高压或迫害，又萌生出学术自由的种子。不久，学术自由这颗种子终于在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德国长成参天大树，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谈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时，德国学者鲍尔生写到：“首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也不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从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国家，过渡到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从中世纪末叶到现代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百五十年间，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疑义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