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无情地毁灭了清教革命时代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憧憬。王朝复辟剥夺了非国教者的教育权利，其恶果造成整个18世纪英国教育发展陷于停滞状态。牛津和剑桥的衰退一直持续了一百年，直接的表现是入学人数的下降和对科学研究的漠视。尽管王政复辟阻碍了英国高等教育大踏步向前的势头，但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在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的洪流裹挟下，大学在教学内容方面还是出现了微弱的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虽未对工业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新的自然科学还是逐渐走入了大学的课堂。在英格兰大学走向衰落的同时，苏格兰的大学则表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强烈的对比表明英格兰的大学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
19世纪以前，英格兰只有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苏格兰虽然也建立了几所大学，但整个英国的高等教育还是以牛津和剑桥为主干。17.18世纪，牛津和剑桥由于陷入政治宗教的斗争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能反映工业变革时代的新的国家需要，它们“仍然迟迟不改它们对旧统治者的忠诚，它们在基调、价值取向和结构上都一如既往……它们落在时代的后面，变得越来越偏狭，越来越古板，越来越不合时宜。”
一、大学的衰败
诞生于12.13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一开始就处于既要争取独立，又要依附宗教和朝廷的矛盾地位。宗教给大学带来财政收入，同时又决定了大学的教学内容。朝廷给了大学许多特权，保护了大学，但又限制了大学的改革。大学对宗教和朝廷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它的兴衰不由自身掌握。而17～18世纪英国大学的衰落不仅表现在入学人数的下降，大学管理的陈腐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忽视，还表现在大量私立学园的出现。
（一）入学人数的下降及学生成分的变化
由于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几经兴衰。到16世纪60年代又开始经历了学生人数的巨增，这种增长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90年代有所减弱，但1610年以后，大学又经历了一次扩充，到17世纪30年代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超过了4000人，两校每年平均入学人数在450人左右，其中剑桥大学的人数多于牛津。据劳伦斯?司铎恩（LawrenceStone）在1969年文章 中的考证，若把当时进入法律学校（innsofcourt）的人也计算在内，在17世纪入学的高峰年代，每年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数不少于1240人，占当时男性同年龄组人口总数的2.5％，而到1931年，这个比例不过2.3％。但是内战爆发后，尤其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大学入学人数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入学人数的下降，一方面表现在学生的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
大学入学人数的显著下降始于王政复辟后的1670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初。1680～169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平均入学人数是321和294；在下个十年中，数字分别降至303人和238人；18世纪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牛津大学大部分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以下，而在入学人数最低的1750～1790年中，有一年的入学人数只有182人；同牛津一样，剑桥从18世纪30年代起平均年入学人数也在200人以下。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在1750年时只有83人，而剑桥大学只有三所学院在1781年学生人数达到50以上，只有七所超过40人。入学人数下降的结果是获得学士学位人数的减少，据司铎恩估计，牛津大学17世纪20年代每年的学士有230人左右，从166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降至150人，而到了17世纪50年代后更是降至100人左右。而且很多学生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学校，如1760～1780年，剑桥大学约有三分之一学生流失。大学入学人数在这一时期的显著下降不仅与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大学入学人数的激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当时人口的增长也形成了对比，到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1660年的两倍。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无法进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开始从其他的途径获得大学教育，他们或进入私立学园，或远离家园去欧洲大陆留学，据记载，荷兰仅莱顿大学在17世纪就曾经接纳了两千名以上的英国留学生。
中世纪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学生的来源是极其广泛的。由于基督教免费教学的原则以及大学节 俭清苦的生活环境，使得穷学生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学习成为博士。但从15世纪开始，获取博士的费用逐渐增长，而且大学的学术生活也越益贵族化，在住宿、典礼、服饰等方面追求奢华排场的风气越益浓厚，穷学生们发现他们很难在法学院和医学院找到位置，只好去学习时间短、名气小的课程。而且他们还发现学院被越来越多的带着仆从和辅导教师的富人所占据，而这些贵族在大学里受到特殊对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从英国的情况看，16世纪以前，英国的贵族极少进入大学学习，因为他们所谓的享受优雅生活的教育无须大学的学术训练。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许多贵族开始进入大学，伊丽莎白时代人数更多。1563年，议会成员中有67人上过大学，到了1584年，数字翻了一番，到了1593年，议会成员中有161位大学毕业生。在16世纪下半叶，牛津和剑桥大学出身平民和出身绅士的学生比是5∶3，到了17世纪初，这个比率变为5∶6。
出身平民的学生主要是一般职员、小商人和富裕的自耕农的子弟，他们进入大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成为牧师或文法学校的教师。他们常常依靠奖学金或主教及有钱人的帮助来支付学习的费用。在16世纪末这一社会群体的学生占总注册人数的一半以上，但到17世纪初（1601）比例下降到42％；在1637～1690年间，比例又进一步降至37％。整个18世纪情况更加恶化，到1810年，平民出身的学生比例只有1％。毫无疑问学习费用的上涨和普遍的经济危机是导致平民学生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的另一原因是，奖学金逐渐被富人所垄断，穷学生很难争取到奖学金以支付日益增长的学习费用。当然影响穷学生进大学的原因可能还有当时教师职位和教士职位的饱和。
总之，17～18世纪英国的大学，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其中世纪所具有的为穷困学生提供庇护所的福利功能逐渐消失了，富人逐渐取代平民成为大学的主体，大学成为培养统治阶级的场所。
（二）大学管理的僵化与落伍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创办初期就形成了学院为主，大学为辅的管理体制。到了17.18世纪，学院更是成为了大学的主宰力量。学院组织健全，其控制权掌握在学院院长手中，而几乎所有的院长都是思想保守之士。这些人不但对改革不感兴趣，有些人甚至极端排斥改革。可想而知每年从这些人中选出来的大学的唯一的行政官副校长对改革会抱有什么态度。两所大学虽然都有校务委员会（在牛津大学是convocation，在剑桥大学是senate），但它们的任务只是同意或不同意院长们提出的建议，而且立法会议成员中大多思想保守。在这些抱残守缺的学术寡头的控制下，在1570年的剑桥大学法典和1636年的牛津大学法典的制约下，17.18世纪英国大学的管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16世纪以来，教学是学院的职责，授予学位是大学的权力。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授予学位，至于课程与考试有大学法典的规定，大学无意去做任何改变，而且学院对教学和考试的管理是极为松散的。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攻读文学士以便在教会或文法学校谋得一席是他们的唯一目的，而学位的获得通常需要四年。尽管这一时期新知识和新学科不断涌现，拉丁文和希腊文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实用的价值，但为培养绅士服务的古典学科和经院知识依然在课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本科生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著名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拉丁文注释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哲学。对古典学科和经院哲学的固守不但没有遭到人们的指责，相反，依然受到人们的推崇。柴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Chesterfield，1694～1773年，英国政治家和作家）告诫自己的儿子，“古典知识对每一个人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所有人都这样想这样说。”洛克等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坚持认为，拉丁文仍然有继续在大学课程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理由，因为它仍然是学术界的国际语言，不仅大学学者必须掌握，而且对有教养的绅士也是极为有用的装饰。当然社会的变革也导致了大学开设了一些新的讲座，如解剖学、植物学、天文学、地质学、阿拉伯语、几何和古代史等，但教学大纲不改变，这些新讲座也很难纳入到学习计划中去，而且这些知识并非学位考试所要求，庆幸的是还是有些学生另外付费去听这些讲座。但是大学和学院对讲座的教学管理是极其松散的。虽然获得学位的要求之一是要参加公开讲座，但有些讲座形同虚设，有许多讲座被称之为“空墙讲座”（Wall-lectures），因为这种讲座没有学生，只有四面空墙和空座位。许多拥有教授职位的人并不开设讲座，如爱德华?沃英（EdwardWaring）在1760年成为剑桥大学第六任“卢卡辛”（Lucasian）数学教授，但他并不开设讲座，原因是他的“深奥研究不适合用任何一种形式的讲座来交流”。还有1764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化学教授的理查德?华生（RichardWatson），尽管在15个月的时间里开设了讲座课程，但据记载“他对化学一无所知，从未阅读过这门学科的只言片语，更未做过任何实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剑桥设立伍德沃德地质学教授职位，三一学院的米德里顿（ConyersMiddleton）对地质学一窍不通，但却毫不犹豫将职位占据己有，就职演说过后便独享津贴而无任何作为。更令今天的人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经常转换自己的学科，好像他们精通所有领域似的。如弗朗西斯?格里森（FrancisGlisson）1625年成为剑桥大学的希腊语讲师，1636年成为王室钦定的解剖学教授。前文提到的华生，1771年用剑桥大学化学讲座教授职位交换钦定神学讲座，并占据此位长达34年。由此可见当时大学对教授管理的松散。当时对教授职位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的，得到足够的支持是成为教授的主要条件，因此教授选聘中徇私舞弊的事情很常见，有些职位甚至被某些地区的人所占据。172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讽刺作家嘲笑道：“我知道选择道德哲学教授的许多门道，几个一生从未抬头看过星星的人成了天文学教授。”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教授指导下，高质量的教学很难得到保证。
至于考试，尽管到18世纪考试制度越来越复杂，但通过考试并不难。根据大学法典，考试是在主考人面前运用三段论加上智慧和雄辩来证明一个假设性的推测。这只是一种口试，而且只针对参加最后考试的学生，考试内容集中于修辞、逻辑、道德和天文等。直到1763年剑桥大学才开始采用笔试，而且用英语取代了拉丁语。为了鼓励学生认真学习，考试成绩从及格到一等分为几个等级，这是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开始，也是最早的荣誉学位考试。按照现代的标准，及格的要求是很低的。在18世纪末，只要学过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简单的二项式和一点道德哲学便足以应付考试了。当然荣誉学位的获得要难得多，需要考试算术、代数、微积分、几何学、三角学、力学、流体静力学、光学、天文学等。与剑桥相比，牛津大学的考试更是一种仪式而非测验。“在牛津，一个学生毕业与否取决于这样几个基本条件：在学校寄宿达13周以上；愿意接受英国国教的考察；通过一些装模做样的口试。”牛津大学在1807年才要求笔试，对于口试中论辩的题目，学生只要原封不动地背诵重复就能通过。对于牛津大学1716～19年的考试内容，两个星期的死记硬背就能应付。而且有些学生还可以通过作假的方式得到学位。这样的考试制度使得为学位认真学习的人不多，许多人吃喝玩乐，不让毕业来打搅自己。虽然对学生的惩罚包括加做作业、不准出门、罚款等，但体罚已成为历史。18世纪末剑桥违纪学生接受的惩罚只是背诵“学习条规”（learninglines）。
大学教学与考试制度的松散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些人也试图对此进行改革。如1773～1776年间，剑桥大学的约翰?斋伯（JohnJebb）进行了几次尝试，想实行全体学生参加的大学年度考试，但皆以失败告终。1789年外斯西莫斯?克诺克斯（VicesimusKnox）在致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中也倡导更严格的纪律，要求增加学院导师，学院导师要对学生实行家长式的管理，对无用的教授应没收他们的捐赠财产并辞退他们，而有用的教授一个学期每周要开三次讲座，否则辞退。他在1781年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一文中写道，把孩子送到任何一所大学而没有私人教师的保护都将是“把孩子的学识、道德、健康和前程置于危险境地”。克诺克斯对大学的失望在他人处也可找到共鸣。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朋（EdwardGibbon）在1752年不到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College），但只呆了一年多便退学了。他曾写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欠下牛津大学什么恩情；牛津大学也会乐于不承认我做儿子，因为我愿意不承认她为母亲。我在莫德林学院呆了14个月；这14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闲散和最无效益的时期。……当时的院士们是一些正派的、易于相处的人，他们消极地享受着创建人的馈赠；他们一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教堂和食堂，咖啡店和公共活动室，最后力乏意懒，长长地睡一大觉。他们已经告别读书、思考、写作的苦差使而不感到内疚；学问和智慧的嫩枝枯萎倒地，未为出资人或社会结出任何果实。我作为出身士绅家庭的自费生，得与院士们交往，原以为他们会对有关文学的问题进行有趣和有教益的讨论，可他们的谈话停滞在学院事物、托利党政治、个人琐事和隐私丑闻的圈子里。他们沉闷乏味的耽酒使年轻人的痛快暴饮得到了借口……”从克诺克斯和吉朋对大学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笼罩在英国大学之上的死气。1710年一位德国学者在英格兰旅行时对大学的衰败也深为震惊，他发现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中的书籍发了霉，不但满是灰尘，有的还散了架，可见这些书籍长时间无人问津。他不得不裹上件围裙以防手中书的碎片落在衣服上。虽然与牛津大学相比，剑桥大学略有些生气，如1730年剑桥设立校务委员会后，考试受到重视。但总的来看，与其他领域的深刻变革相比，牛津和剑桥还很难冲破保守势力的重重阻碍，未能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行。
（三）私立学园（Academy）的兴起
与18世纪大学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立学园的勃兴，私立学园的兴起既是大学衰败的象征，又是对社会变革的积极反应。这些私立学园程度不一，有的属中等教育性质，有的属高等教育性质。他们的课程设置接近生活实际，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很受社会欢迎。私立学园的出现证明了教育发展的一条规律，即如果一种教育形式或一类学校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必会创造出另一种教育形式或学校来适应特定的社会需求及教育需求。
私立学园的大量出现是在《1662年英国统一法案》颁布之后，“统一法案”要求教师必须效忠国教，否则受到驱逐。1662年的法律使大量不信奉国教的教师和学生被赶出校园，一些原大学教师和毕业生开始创办自己的学园，招收弟子。最早开办学园的是曾被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1599～1658）委任为德汉姆大学（DurhamUniversity，查理二世上台后被关闭）副院长的理查德?弗兰克兰德（RichardFrankland），据说在他约克郡（Yorkshire）的家中有学生300多名。私立学园综合了文法学校和大学教育的功能，它们为那些被排斥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之外的非国教徒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有些学园未能摆脱大学的影响，在课程上只重视古典科目，但大多数学园关注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提供比大学丰富得多的课程，除古典科目外，英语语法、算术、会计、几何、历史、初级科学、现代外语等都在教授的范围之内。在很大程度上学园推动了英语语言和文学、现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他们的教学方法也鼓励学生思考，建立在标准教材上的大学式讲座是不存在的，代之以广泛的阅读和学生间的自由论辩。教学用英语而非大学的拉丁语，也使得教学更有效率。学园内学生严肃认真，与大学内学生的闲散形成对比。而且学园大多收费低廉，这也是部分学生弃大学而选择学园的原因之一。
私立学园在18世纪末逐渐消失，它的兴起和消失都充分说明了大学已落伍于时代。在大学未能满足时代要求的时候，它部分地发挥了大学的功能，培养了中产阶级的人才，为社会变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数学和实验科学的教学，它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础。
二、大学衰败的原因
17.18世纪英格兰大学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因，又有教育自身的原因。
（一）政治原因
17世纪英国爆发了新兴资产阶级向国王夺权的国内战争，但资产阶级的胜利成果很快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卷土重来而葬送，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进程，同时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导致了英格兰大学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停滞与衰落。
1642～1651年的英国内战有其复杂的宗教、经济和社会的原因，但它的爆发集中表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清教徒下院多数派反对国王查理一世强行征税的政策，全国到处出现了议会派和保王派之间的分裂。内战期间，大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17世纪30年代的大学入学人数从高峰很快跌入低谷，50年代的大学入学人数只是30年代的一半，牛津大学1645年的入学人数只是十年前的1/10。内战开始不久，国王于1642年冬天率部从伦敦逃到牛津。在此后三年半的时间里，牛津成了查理一世的临时京城，皇家法院、政府和军队司令部都设在牛津。许多学院被占用，国王按传统住在基督教堂学院，忠于他的议员在该院食堂开会。王后住在默顿学院，军火贮存在新学院。国王从各学院收集起金银器皿用来铸币。虽然战事没有在牛津城里打，对学校建筑破坏不多，但内战期间教育教学工作实际上停止了。所有60岁以下的人都被迫服兵役，低级人员背上武器，担负士兵的义务。相比较而言，剑桥大学由于清教徒占统治地位因而受到的损害较少，但内战所造成的国内的动荡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学入学的数量。当然清教革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和改革高等教育的设想，但这些设想很多还未实现就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给葬送了。
1660年的王政复辟，意味着上院、主教和英国国教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由贵族绅士组成的保皇党议会对清教徒和共和党人进行了报复，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试图将所有清教徒清除出教会和政府。尤其是《1662年英国统一法案》，重申了伊丽莎白一世统一全国礼拜仪式的祷告词的命令。英国国教不再宣称所有人都属于英国国教会，不信奉国教者（如罗马天主教徒）第一次被驱逐出去并受到迫害。法案要求所有牧师、大学教师、学校教师签字声明尊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同时学校教师须有主教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处以罚款或被拘役。在“统一法案”要求下，150名大学和其他学校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驱逐，同时，大学也拒绝非国教徒学生进入。总之国家将大学作为统一国教的力量。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抱守残缺，未能扮演创新的角色。
（二）教育内部的原因
英格兰大学的衰退除了内战和王政复辟的影响，还有大学自身的原因。它们固守古典课程，把自身的功能局限在为国家的绅士阶层和国教会的牧师提供教育这一狭隘的范围内，殊不知历史的车轮已滚滚向前，古典科目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迫切需要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联系，而大学对此无动于衷。这既是宗教和王权对大学长期控制的结果，也是大学在中世纪形成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传统的惯性使然。这种历史的惰性使大学失去了在社会变革中寻求发展的主动意识，成了落伍于时代的“老人”。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工业革命：松散的联系
18世纪以蒸汽机的运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辟了英国现代化的新时代，同时也掀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工业革命是17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变革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革命和手工工场发展的产物。尽管牛顿等少数人曾经在大学内从事过科学研究与教学，但工业革命所凭借的技术基础并不起源于大学。事实上，到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大学从职能到结构，从课程到招生跟12.13世纪刚诞生时没什么两样。工业革命最终导致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高等教育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微乎其微，它与工业革命之间只有极为松散的联系。
一、大学与科学革命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是以棉纺机、织布机、蒸汽机的发明以及运河、公路、铁路交通的发展为标志的，这些发明创造虽然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所为，多为经验主义的产物，但无疑有其科学的基础，而为工业革命奠定科学基础的是16～18世纪英国的科学革命。在引发和领导科学革命的人中不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及教授。
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挣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倡导实验科学的哲学家，被马克思称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学习法律，后进入政界。培根在其主要著作《工具论》（1620）中提出了实验归纳的方法论。他主张从经验材料入手，用实验和归纳的方法来发明新科学和新技术。培根对于新的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虽然培根本人并未在科学实践中取得什么成就，但他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论对后来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培根还曾怀着极大的热情宣传科技教育的思想，他在《新大西洋岛》（TheNewAtlantis）中所描绘的研究万物之因和万物运动奥秘的“所罗门宫”（HouseofSolomon）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国教者所设立的学园的课程。培根对实验科学和科技教育的推崇在解放人们的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波义尔（RobertBoyle，1627—1691）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发现了胡克──马略特定律，即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他在助手胡克的帮助下制成了真空泵，并在自己制造的真空里证明了伽利略关于落体运动的观点。他对真空的研究促进了流体力学的发展，为17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义尔的主要贡献在化学方面，他给化学元素下了明确的定义，提出了“微粒说”，使化学脱离了炼金术，升华为一门理论科学。泼义尔还曾建议政府投资12000镑在爱尔兰建立培根所设想的“新大西洋岛”。
胡克（RobertHooke，1635—1703）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曾在牛津读书，毕业后在牛津大学的教堂当合唱队员，曾帮助波义尔制成真空泵。1662～1703年间担任皇家学会第一任实验管理员。他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等实验仪器，改进了天文观测时记时所用的钟摆。他对物体的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676年发现了弹力定律──胡克定律。根据该定律，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伸长或缩短的长度成正比。
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是17世纪英国科学革命的顶峰人物，他19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27岁成为剑桥大学“卢卡辛”数学教授，他在剑桥大学达30年。由于他的影响，数学成为剑桥大学最重要的学科，并最终统治了文理学科。
牛顿在科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他总结了17世纪力学、天体力学和数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把天体力学和地球上物体的力学统一到机械运动这门统一的学科里，正确地反映了宏观物体机械运动的客观规律，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和人类认识自然的一次大飞跃。经典力学的创立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是近代天文学、物理学发展的基础，为机器制造、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此外，他关于白光有色光组成的发现为物理光学奠定了基础。在数学方面，他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创立了微积分学，为天文学、力学和其他学科的计算和定量分析提供了数学工具。牛顿因其对科学的贡献而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他的成就也曾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促使大学对课程进行了一些改变，增加了一些实科内容，并设立了自然科学讲座。
近代科学革命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并非直接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但科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人们重视经验，重视实验、重视对事物和各种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量进行分析的科学世界观，激发了人们探索自然奥秘、扩大科学知识的兴趣，而这些无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间接对工业革命产生了影响。
二、大学的科学讲座与工业革命
17.18世纪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普遍兴趣也促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设立一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席位。1663年查理二世准许剑桥大学设立数学教授职位，学院条规要求所有本科生完成第二年学业后要参加这个讲座。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席位为科学巨匠牛顿提供了其施展才能的空间。在1702～1750年间，剑桥大学设立了化学、天文、实验哲学、解剖学、植物学、地质学、几何学等教席。牛津大学也先后设立了植物学（1728）、实验哲学（1729）、临床医学（1772）、解剖学（1767）等教席，尤其是1788～1793年间由讲师托马斯?拜都斯（ThomasBeddoes）主持的化学讲座吸引了大批听众。他被逐出牛津后于1798年在克里夫顿（Clifton）建立了压缩空气研究所，在那儿用他所制造的气体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也就是在这个研究所汉福瑞?大卫（HumphreyDavy）在1799年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笑气）的性质。
还有一些例子说明牛津大学与当时工业发展之间产生了一些联系：拜都斯的助手詹姆斯?萨德勒（JamesSadler）掌握了用氢气注气球的方法并乘气球飞行，成为英国第一个太空人。他后来成为海军总司令部的技术顾问，他对加农炮和小型武器的研究在英法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爱德蒙?卡特莱特（EdmundCartwright），1764年被选为莫德林学院的院士，1785年发明了动力织机，使织布工效提高了40倍，1789年他又发明了毛纺发动机。高尔温?奈特（GowinKnight）也来自莫德林学院，他为海军司令部制造了强大的磁铁。
尽管以上的事例说明大学与当时的工业发展确有一些联系，但这种事例是极个别的，根本不能代表大学的主流。大学虽然开设了一些近代科学讲座，但并不是课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一时期各门科学的发展还处于非系统化的程度，根本不可能对工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对工业发展真正起到刺激作用是19世纪上半叶伦敦大学建立后，但这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而言这种促进已经是来得太晚了。
三、大学与“皇家学会”（RoyalSociety）
17世纪在英格兰大学固守古典的死水之下依然涌动着一股追求科学的暗流，一些科学家形成了小团体，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和实验结果。这些团体在17世纪中期最终形成了“皇家学会”，它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648年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来到牛津大学的沃德姆学院（WadhamCollege），很快以他为中心出现了新的科学家团体。按倡导科技教育的先驱哈特列布（SamuelHartlib，1600—1662）所言，威尔金斯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一个机械般的头脑，他总是尝试实验，脑子里总是想着永久运动。”在他周围聚集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97），发现波义尔定律的化学家罗伯特?波义尔，实验科学家罗伯特?胡克，提议由国家建立师范学院的巴瑟斯特博士（Dr．Bathurst），年轻的学生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1632—1723）等。雷恩先学天文、医学，后来成为伟大的建筑师。牛津大学的谢尔登剧院、基督教堂学院大门的汤姆楼以及伦敦在1666年大火后重建的圣保罗教堂等52座建筑，都是雷恩设计的。1659年，威尔金斯离开牛津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在那儿又聚集起了一个科学家群体。王政复辟他们被逐出牛津后，又重新聚集在位于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College）。“他们不仅进行科学发明，而且从事工艺技术的研究，并将研究的进程和结果用书信的形式向欧洲大陆传播。”1660年，聚集在格雷沙姆学院的伦敦科学家在一次听完雷恩关于天文学的讲座后提议成立一个学会，以“促进有关自然和所有实用工艺的知识”为建会的宗旨，威尔金斯被推举为主席。1662年查理二世（CharlesⅡ）批准了这个学会，遂以“皇家学会”著称。
“皇家学会”是一个打破了宗教派别界限的组织，它不涉足神学和政治，清教徒与保皇派，非国教徒和国教徒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和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1665年皇家学会用平实的英语而非拉丁语出版定期学术刊物《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学报刊登会员的论文及其摘要，报道最新科学成就，开展学术争论，促进了科学的繁荣。学会成立了贸易委员会、天文学委员会、解剖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来指导各专门学科的研究工作，以解决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皇家学会集中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大都来自牛津或剑桥，如波义尔、雷恩、哈雷（EdmundHalley，1656—1742）、牛顿等，1663年，学会115名会员中有65位是大学的成员。皇家学会将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英国工业革命发挥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四、苏格兰大学与工业革命
苏格兰的第一所大学出现在1412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苏格兰的大学异军突起，又先后建立了三所大学，在数量上超过了英格兰。他们在办学思想和管理结构上偏向欧洲，较少传统束缚和宗教影响。18世纪它们对科学的兴趣远比牛津和剑桥浓厚。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在1789年提到在科学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爱丁堡相匹敌”。18世纪50年代自然科学已经在阿伯丁大学确定了地位，而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成为主要的医学中心，市政府将无人认领的尸体一律交给外科学校，这就为解剖实验室的建立和解剖系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在医学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化学、地质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激发了人们将科学应用到渔业、农业、交通和工业上去的兴趣，苏格兰的大学顺应时势，改革课程设置，增添更现代更实用的课程，并与制造业建立了联系，这与依然稳坐“象牙塔”中的牛津和剑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大学中的公开讲座主要针对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格拉斯哥公开讲座更是吸引了当地的工厂主。从1740年开始，格拉斯哥大学的本科生中约有40％来自工人或商人家庭（有些来自英格兰），它的许多毕业生都在工商界获得了成功。格拉斯哥大学培养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和瓦特（JamesWatt，1736—1819），前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在工场手工业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后者是蒸汽机的发明者。蒸汽机的发明是科学技术史上划时代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机械化的进程，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尽管苏格兰大学与牛津和剑桥相比在18世纪对科学以及应用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甚至瓦特还发明了应用于生产的蒸汽机，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大学与工业革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虽然说没有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在商业和制造业中产阶级中的传播，工业革命很难发生，但传播这些知识的主要是异教学园、各种学会、科学俱乐部和巡回科学讲演团，而非大学；许多科学原理不是产生于大学而是产生在咖啡屋；技术革新者除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者爱德蒙?卡特莱特受过大学教育，大多是工匠出身，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可以说大学对18世纪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几乎毫无贡献。
第三节 微弱的世俗化：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
中世纪的大学被经院哲学所统治，蛰伏在宗教的束缚之下，从教育内容到教育目的无不渗透着宗教精神。自文艺复兴以来，神学的绝对统治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们的思想渐渐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的解放加上科学的发展反映在高等教育上便是高校的课程出现了微弱世俗化的倾向。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课程的改革。
一、17世纪前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
从12.13世纪到17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课程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由于大学设有文、法、神、医四科，因此七种自由艺术是学习较专门课程（教会法规、罗马法、医学和神学）前必须掌握的一般基础课程。文科是四科中的初级学科，因此文科的课程主要是七艺。七艺中首先是“三艺”（Trivium）──文法、逻辑和修辞。文法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学课程，文法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在牛津大学。文法之后是所有学科的工具──逻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主要的逻辑教材，最后是修辞，这三艺构成了大学基础课程的主要部分。三艺之后是“四艺”（Quadrivium）──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逐渐在大学的课程中占据了一席之位。16世纪英国发生了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但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仍占统治地位，到16世纪末牛津大学仍然禁止对“古代的真正哲学”提出不同意见。伊丽莎白女王法规中所开列的书单和中世纪的书单没有差别，而爱德华国王给剑桥大学的法规中要求剑桥学生一年级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和宇宙学，二年级学习辩证法，三、四年级学习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1571年一年级改学修辞学，二、三年级学习辩证法，四年级学习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这种课程设置“把知识范围划分为四个领域（每个领域涉及存在的某个阶段）：形而上学（研究总体）、物理学（研究质）、数学（研究量）、宇宙学（研究世界地理）。这样一种明确的划分掩盖了任何提出异议的机会，使剑桥的教师和大量的其他遵循传统的教师，在数学和科学中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条件下不必对旧课程作重新考虑。”因此到共和时期，人们批评大学还热衷于“僧侣式经文”的教学。但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大学的课程还是有所冲击，这在剑桥表现得更明显，如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剑桥取消了宗教法系，对神学专业课程内容也作了一些修改，纯文学课程和数学课程得到了加强，但更大范围的新学科的引进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而大学在课程上的革命性变革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
二、17.18世纪大学的课程改革
17.18世纪英国大学的教学内容仍然以古典文科与神学为主，但17世纪末、18世纪初培根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人们对大学的批评对大学教学内容的改变有一定的推动，最明显的是大学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讲座，使学科范围有所扩大。
对大学陈腐的教育提出批评的人中有英国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他在《论教育》（OfEducation，1644）一书中对大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大学埋头于抽象的古典科目的学习，忽视关于人和事物的具体知识的学习。因此他将许多内容引入课程，绝大多数内容与自然现象和过程有关，他认为忽视自然科学以及外语的学习英国将无法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弥尔顿重视自然科学教育的思想到17世纪后期开始在大学课程中有所反映。
1707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格林（RobertGreen）出版了《修学计划》一书，他提出剑桥大学除开设拉丁语、希腊语、古代史和一些宗教课程外，还应开设广泛的新的科学课程。他对课程作了如下的设计。
第一年下半年开设年代学、地理学和地图研究；第二年上半年开设逻辑学（柏杰底西斯、洛克）、几何学入门（欧几里德、斯特缪斯），下半年开设算术、代数、微粒论哲学（卡特斯?瓦里纽斯、波义尔）；第三年上半年开设实验哲学和矿物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解剖学（动物解剖学、植物和蔬菜解剖学、矿物解剖学），下半年开设光学、屈光学、测光学、颜色学、圆锥曲线和曲线性质：第四年上半年开设力学哲学、静力学、流体静力学、流动率和逆动率、微积分、无限极数、无限算术，下半年开设天文学（球状的、假设的、实用的和物理的天文学）、对数和三角学。这些课程中很多是波义尔、哈雷、牛顿等人所从事的研究，这表明新的自然科学对剑桥大学的教学内容已发生了影响。
在苏格兰，大学教学内容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英格兰大学开始得早。格拉斯哥大学在梅尔维尔（AndrewMelville）担任校长期间（1574～1580）就开始对课程进行改革，第一年学习人文学科，第二年学习数学、宇宙学和天文学，第三年学习道德和政治学，第四年学习自然哲学和历史。到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大多被更为激进的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休谟（DavidHume）和亚当?斯密的学说所取代。在爱丁堡大学，牛顿的朋友格雷戈里（DavidGregory）担任数学教授，而麦克劳林（ColinMacLaurin）早在剑桥大学接受牛顿学说之前就已经在大学的课堂开始讲授它们了。在18世纪，荷兰的莱顿大学成为人文主义教育中心，而苏格兰大学一直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爱丁堡大学在18世纪有一个医学院，四个法律教席，一个修辞学教席和四个科学教席（化学、自然历史、天文学、农学）。1708年爱丁堡大学对教学进行了改革，抛弃了四年中由同样的教师教授所有科目的做法，到1753年这种做法几乎被所有的大学所采纳。1729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教授首次用英语取代了拉丁语讲座。这些改革使苏格兰大学在18世纪独树一帜，连牛津大学都自愧不如。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课程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从18世纪开始引进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在拓展教学领域方面，剑桥大学的本特利（RichardBentley）功不可没，他从1700年起担任三一学院院长直至1742年，在任期间他把剑桥变成了英格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1704年剑桥设立普拉闵（Plumian）天文学教授职位，由牛顿的弟子科茨（RogerCotes）主持，本特利还为科茨建立了天文台。1705年他请东方学家赛克（HenrySyke）做剑桥的希伯来语教授。他还为1703年成为剑桥大学化学教授的意大利人维格纳尼（Vignani）装备了化学实验室。1713年他自己支付出版费用帮助牛顿出版了修订了的第二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由于他的鼓励，剑桥形成了牛顿数学学派。1726年布雷德利（RichardBradley）成为剑桥第一个植物学教授，他努力为药学园筹集资金。1728年伍德沃德（JohnWoodward）成为地理学教授，在其著作《散论地球自然史》（Essaytowardsanaturalhistoryoftheearth）中他提出了地壳分层说。这样在18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先后建立了化学、天文、实验哲学（物理学）、解剖学、植物学、地质学、几何学等教席。1668年，牛津大学的雷恩等人曾计划在伦敦建立一所科学学院，计划虽未实现，但当初的设计方案影响了十年后牛津大学阿什莫尔（Ashmolean）博物馆的建立。这是牛津大学的四个博物馆中的一个，是英国古代艺术、考古学和博物学公共博物馆。自1675年建立以来，一百五十余年间一直是牛津大学的科学研究中心。在这个馆中，普拉特博士（Dr．Plot）每周做三次带演示的化学讲座。1700年牛津大学教授格雷戈里（Gregory）提议开设实验哲学，1713年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College）的基尔（JohnKeill）和德塞格列斯（TheophilusDesaguliers）使其成为现实。牛津大学的实验哲学讲座很受欢迎，1729～1760年间，布雷德利（JamesBradley）的讲座每次的听众都在50人以上。18世纪在外界的捐助下，牛津大学先后设立了植物学、化学、实验哲学、临床医学、解剖学、诗歌、盎格鲁—萨克逊语言等教席，还建立了自然图书馆及天文台。在课程改革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1724年乔治二世在牛津和剑桥同时设立了现代历史的皇家教席，尽管不能说它们促进了现代历史的研究，但至少表达了良好的意愿。
总之，17.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逐渐进入英国大学的课堂，这说明一种新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潮流已经开始冲击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神学开始失去了它的“灵光”，大学课程逐渐开始世俗化。但是由于当时近代科学体系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新的学问还未达到系统化的程度，因而这些内容的教学未能在大学占据主流的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说，有些讲座并不是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但这足以预示了一个大学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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