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身的发展历程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而对教育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进行审视与反思的学问则是教育史学研究。周采基于其博士论文而完成的著作《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就属于对美国教育史进行反思性研究的学术成果。

在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中，美国不仅仅是国别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更是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教育史研究者不仅对教育的一般发展历史展开了深入研究，而且在教育史的研究工具、分析思想、形成不同理论学派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因此，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史研究者而言，对美国教育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可能比对美国教育史自身的发展历程研究还要重要。因为，这种研究能够使我们在一般性认识美国教育历史的基础上，更深刻地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派、运用不同分析工具的美国人是如何“书写历史”(writing history)、“解读历史”(interpreting history)和“重建过去”(reconstructing the past)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更高的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足够的从事(美国)教育史研究的经验积累，还要有良好的历史学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远非教育史研究的一般涉足者所能胜任。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多年从事教育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周采，正是进行这种研究的上佳人选。因此，当她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加入了由我主持的“20世纪西方教育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研究”课题组，重点研究美国20世纪的教育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转型，并以此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题目，是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研究功底和综合能力的全面挑战。经过艰辛的研究，周采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她的论文不但在答辩时获得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而且在2005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从17世纪末出现教育史学萌芽算起，美国教育史学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世纪末美国教育史学的确立开始，至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如此漫长的历史，汗牛充栋的丰富史料，需要研究的众多课题，远非一本书所能解决。难能可贵的是，周采在广泛深入地研究美国教育史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国教育史学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难度较大的综合性研究，以“创立”和“嬗变”为切入点，以“卡伯莱”和“克雷明”两位人物为剖析重点，首次构建起中国教育史学者对美国百年教育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宏观阐释框架。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用两章的篇幅研究了美国教育史学的创立。第一章介绍了美国教育史学创立的里程，尤其是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特色──美国公立教育史诗模式形成的历程，研究了美国教育史学的创立与历史学专业化、教育专业化以及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发展等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研究了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卡伯莱的教育史观及其美国公立教育史学模式。下编用三章的篇幅揭示了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教育史学的嬗变与超越。一般认为，对于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修正”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条是温和修正路线，以拓宽美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为特色。这条路线的最佳代表就是贝林和克雷明关于美国殖民地时期教育史的著作。另一条路线则是引起美国教育界躁动不安的激进修正路线，因为这一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甚至美国政府的合理性。第三章研究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背景及历程。种种资料表明，率先向“老”的美国教育史学发难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正是他们的研究带动了专业教育史家的研究。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历史发展中教育的作用”委员会及其报告确定了温和修正派的基调。贝林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是美国新教育史学的宣言书，而克雷明的《埃尔伍德·帕滕森·卡伯莱的奇妙世界》则对美国传统教育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清算。第四章研究温和修正派史学的重要代表克雷明。从生态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克雷明对“教育”给予了重新定义，并以这种定义作为确定美国教育史研究的理论依据。周采力图通过对卡伯莱和克雷明的教育观、教育史观以及美国教育史模式进行比较，以分析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的轨迹。第五章研究激进派教育史学，分析了影响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主要因素，以及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周采的这部著作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她努力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教育生态学以及制度主义等方法对相关人物和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和相当深刻的分析，在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本书材料翔实，从文献综述、脚注和参考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周采在搜集、筛选和辨析史料等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表现出较为规范的治史方法和较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本书的写作方法上，周采也力图兼顾叙述取向和问题取向。从事历史研究需要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周采在书中较好地表现出了这种能力。

研究教育历史是如何被“书写”和“重建”的，不仅对教育史学科自身具有意义，对我们更宏观地认识教育及其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性也极有启发。正像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所说：“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用过去时态来写。”

(本序作者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