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十年来中国教育无中心思想之原因

六十年中国新教育思想大体已如上述，各种思想对于实际教育的影响，已于各章中分别说及，本章略为综合的批评。

著者深信宇宙间一切现象均须受因果律的支配，历史不能例外，思想史亦不能例外。就数十年过去的事实看来，我们对于近代教育思想之进展可以得两个基本概念：第一是各种思想之发展与其起伏，均有政治的、社会的因果可寻，教育本身不是如一般教育者所想像之独立的东西。第二是因为数十年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动甚剧，影响及于教育思想而不能有直线的发展，只有曲线的进步。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实证，第三章以下曾分别说及，这里只综合略述之。

中国兴学不过六十年，各种教育思想纷然杂呈，无中心思想贯彻一切，在某派的历史学者看来，以为这是偶然的现象，但我们则以为有显然的因果。只要摒除意气，从事实上观察，便可知此数十年教育上之所以无中心思想，显然有下列的两种原因：第一是中国在此数十年间因外力之压迫，社会组织、政治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教育者事先无深切的研究，只是临时应付问题。第二是当此新旧交替的过渡的时代，外力逼迫我完全抛弃旧的社会制度，而我因历史与交通的种种关系，新的组织固不尽合需要，旧的俗尚亦不能一时革除，于是新旧冲突而成为徘徊歧路的现象。现在且简单说明之。

中国在历史上为小农制度的国家，家族观念极重，民性偏于保守，故儒家的中庸思想能支配数千年的社会，独裁的专制政体亦能绵延数千年。因为小农制度与家族观念的发展，社会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的国家集富于个人，亦不如共产主义的国家集富于国家，而将全国富力分散于社会。所以社会上以家给人足为其生活的理想，对于国事则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出之，而视为少数君相官吏的事情；而少数号称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反在社会上占了很高的地位，有“食人、治人”的特权。故中国旧日的教育制度每具家族制度的精神（师生如父子），教育事业由人民自理，国家只行使监督权（考试）；教育方法重内心的修养，不重外力的发展，而以奇技淫巧为可耻；教育目的以尊崇古训、保持家族（扬名声、显父母）为指归。受教育者除最少数之贫困子弟系为谋日常生活的便利而外，余则均以做官为最后的目的，而不事生产的官吏在中国竟是一种最高贵最有利的职业，所谓读书人均以此为惟一的出路。这是中国旧社会与旧教育大概的情形。

再看西洋工商业社会的社会生活与教育情形怎样？自工业革命而后，资本主义逐渐发达，社会生活以个人为本位，自由竞争制很足以鼓励个人的上进；而因为国内工业发达，不得不向国外谋销场，国际的竞争则非国力为后盾不可，所以个人与国家发生密切的关系，遂使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时进展。故十九世纪以来，工厂式的领班制逐渐发展而为列强通行的教育制度，教育事业由国家经营，教育方法重外力的发展（注重物质科学），教育目的在偏重国势之扩充，受教育者以谋生与为国为主要目的。一切恰与中国的情形相反。

若听这两方面的教育制度自然发展，二者决不会有趋于一点之日。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而后在国际上累受巨创，社会组织因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而发生动摇，为图国家的生存计，不能不变法，不能不改行新教育制度。当时主张改行新教育制度最力的人如张之洞、张百熙等，纯然为旧式官僚，不独对于教育无确切的研究，即教育常识亦不够用，故学制系统之中初不列入女子教育，而宣统间之法令竟将多级误为单级。民国改元，国民党执政，亦无确定的教育政策，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所发表之新教育意见，虽然在教育哲学上有相当的价值，但对于教育行政则全无办法。自此而后，凡总揽全国教育事务之教育首长，无一人对于教育有确切的研究，更无一人有何种特殊的贡献，乃至欲求合乎教育原理的教育政见亦不可得。在社会方面亦无真正的教育家，足以表率群伦，倡导一切。所以学校制度时而仿日，时而仿德，时而仿美，全凭外界的势力为转移；而教育思想则更混乱异常，惟凭少数人的直观或世俗用语为标准（如职业教育、党化教育）。此无他，就是由于数十年的教育者受了数千年传统思想的陶铸，其本来的意向，原是尊崇古训，黜抑西化的，不过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改行新路为应付之资。故在形式上力求惟妙惟肖地模仿西洋教育制度（如中小学教科用日、英文本之类），而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则切实回向旧路上走。因此，数十年来的种种教育思想都只在表面上浮沉。其潜在的伏流，自始至终不被截断而且不时抬起头来，冲断浮流。伏流的枝节很多，其大干有二，即（一）科举遗毒，（二）复古思想。

二、旧思想对于新教育之影响

前面曾经说过，无业的士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上历来便有特殊的地位，而士的出路以做官为惟一的途径。自唐代改用科举取士，明清改试八股而后，所谓读书人者，其目的既在做官，其见闻更为狭隘：当其在寒窗苦攻之时，除四子经义而外，固不知世界还有何等事物，一旦登科出仕，亦本其四子经义的陈说以治天下；人民化之，自然更不知除读书人所称的四子经义外还有何等事物。故读书与做官成为必然联属的名词。清末因外患的压迫，而不得不改行新教育制度，但在当时看来，所谓新教育者不过将书院改为学堂，将八股改为教科而已。教育的效用，仍与八股无异。所以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一面请废科举，一面对于学校毕业生仍以科名奖励。民国以来，科举奖励虽然废止，但此种思想却深入人心：乡间父兄之送子弟入学校固然以功名相期，子弟之入学校者，亦莫不以得一官半职扬名显亲自期。至于国家遣派国外留学生原以强国为目的（当今之时欲国家强盛，自非从学术上努力不可，所谓留学生者，消费国家的财力最多，对于振兴学术所负的责任最大），但因派遣政策之错误（即以受教育替代研究学术，详见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第十五章）与科举遗毒的影响，留学生虽然自光绪二十九年而后成千成百地出去，但在国外既以受外国之教育为目的，于学术上少努力，回国又以求得一官半职为要务，而不继续于学术上用功夫。流风所及，遂致无业游民与教育普及为正比例的增加。而各种教育思想均无所救正，这是旧思想支配新教育之一例。

又因为数十年来无表率群伦的教育专家，对于西洋教育固然无综合的彻底的研究，而不知其真正的优点之所在；对于中国固有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亦无确切的了解，而不知何者当弃，何者当取；只凭环境的驱策，效梁启超之徒然唱“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许多好处是要学的”，遂致教育上一切常为囫囵吞枣地模仿，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致社会旧俗尚无适当的替代而不能改革。教育者与一般社会的潜意识，则对于中国的旧文化仍为无抉择地骸骨迷恋。于是一面趋新，一面复古。复古的教育思想，绵延的时间最长。薛福成、李鸿章之提倡西学固以复古为言，张之洞辈之提倡西政亦以提倡古学为号召（他并在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乃至民国十四年章士钊长教育部，十六年刘哲长京师大学，亦莫不以复古为惟一的要务。所谓名流如唐文治辈，其教育思想更无不如此（详见舒新城编《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附录》）。所以数十年来新教育不能获得其应有的结果。这是旧思想支配新教育之又一例。

三、六十年来教育思想进展之现象

从第三章以下各章所述的思想看来，无处不足以证明教育思想是受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而变化。就各种思想的内容考察之，亦未尝无进步。不过进步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例如科学教育思想，发自于同治年间之西学时期，然而光绪戊戌而后西政思想产生，科学教育即无人过问，直至西政发生流弊，科学教育思想始藉西艺的躯壳而复苏；乃到民国初元又隐而不现，五四而后又始大倡。以民国的科学教育思想与清代的西艺思想较，自然是有很大的进步，然而必得转几个弯子，而不一线前进（其他各种教育思想亦大体如此）。其原因就是由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变动的过剧，影响及于教育所致。中国社会的情形最复杂，六十余年来，无时不为外患所逼迫，也无时不有内乱相乘（以民国来为最甚），一方面受世界潮流的激荡，非跟着世界的列强向前走不可，而国内交通不发达，内乱迭兴，又不能举全国而跟他人走。所以国内社会生活显然形成两橛：一橛尽量吸收西洋物质文明（如京津沪汉等处之大都市），一橛尽量保持古代小农的生活。于是社会上政治上无时不发生冲突，社会思想方面有主张农业立国的（有章士钊为代表），有主张均富于社会的（见前溪著《中国新经济政策》），有主张普产主义的（胡汝霖所倡，见《新国家》杂志），有倡基尔特主义的（张东荪等），有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有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无政府党），有倡民生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在政府方面，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有主张民主立宪的（同盟会），有主张议会政治的（共和党），有主张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有主张复辟的，有帝制自为的。教育遂受其影响而发生各种思想，如清末的社会及政治方面均以外侮为中心，教育思潮虽有种种，但大体一脉相承，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模仿日本为手段。民国来，社会及政治均以内乱为中心，就教育思想的程度言，虽已不如清末之专事模仿而有自觉性，但因为社会秩序紊乱，政治失去重心，所以起伏不定而且互相冲突。故各种思想之进展更为曲线的。

六十年来教育思想之进展虽为曲线的，但却有共同的轨迹可寻。这轨迹的第一线是由模仿的进而为自觉的，即由趋步他人（日本）的后尘进为自己设计解决自己的问题。民国来之各种教育思想，虽然都曾受着外界（国以外）的影响，然而倡导某种思想的目的与其出发点，除最少数外，均以本国社会的需要为主（如教育独立、非宗教教育、科学教育等）。第二线是由特殊阶级的进而为平等的。清末女子不能与男子受同等教育，民国四年有预备学校的命令；五四而后民治主义教育思想大倡，男女的不平等与社会阶级完全打破，即其实例。第三线是由装饰的进而为实用的。清末以“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现在则职业教育四字为通人所乐道，其明证也。

四、今后的途径

从上面所述的种种看来，我们知道中国六十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因果及其进步的趋向。今后的途径如何？著者敢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

关于今后教育上的实际设施，将于《近代中国教育史》中详为叙述，此处只略述思想上应有的倾向。要定今后中国教育思想的倾向，第一要知道教育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绝不能离其他活动而独立；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理想与事实都足以支配教育，故教育的改造，绝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此处虽然以研究教育问题为中心，但万不可相信教育万能，也不当相信教育无效。我们所当注意的，只是教育是人类活动中的一部分的事实，它虽然不能离他种活动而独立，但它的改造，却也影响及于他种活动。因此，我们要指示今后教育的途径，应当看清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形，建立一个可以达到目的的康庄。

其次，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形很特别，世界潮流既然从各方面逼迫她向工商业制度的路上走，而她的旧组织又从各方面──交通阻滞、兵匪横行等──牵制着不许她向那面走。在这过渡的时候，既不能保留旧的，也不能全用新的，应得斟酌于二者之间另辟一条新路。

现在中国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兵匪横行，无秩序，无组织，经济濒于破产，而两橛的社会生活现象，仍然如故。中国所以弄到这样地步，有两个总因：第一是列强的压迫，第二是国民对于国事中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毒。要脱离列强的压迫，非在经济上谋独立，军事上能自卫不可；要民众对于国事有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的态度，则非加以民治的政治训练不可；而要使教育普及于现在交通不便的乡村，须首将集中都市的现在教育制度打破，除特殊学术教育机关择地设立外，应在乡村设立有指导员的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便乡民有自由受教育的机会；次则厉行考试制度，使在校读书与受三馆指导在家自修者均受同等考试，以为国家各方用人的标准。这种教育，我暂名为导师考试的教育。

因此我们对于今后的教育的途径，我们可以得下列的结论：

第一要经济独立，应提倡生产教育（不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重个人生计，生产教育重国家富力）。

第二要求在国际自卫，应提倡军事教育。

第三要民众对于国事负责，应提倡民治教育。

第四要使现在中国的教育普及，应提倡导师制、考试制的教育。

十六年，三月，南京。

《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1928年9月）

注释：

本文是舒新城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结论部分，又发表于《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1928年9月），作者的《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一书亦收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