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

近十年来，我不曾在公共场所讲演过：前两年是忙于职务，后八年是忙于隐避。今年三月贵校再三约我向诸位谈话，我只能请诸位到我们的图书馆去参观，随便谈谈我的健康教育的见解，但再三声明请诸位不要向人说及，更不要在报上发表，承蒙诸位的厚意一一照办，我是非常感激的。两周前贵校又再约我和诸位谈谈，我本无什么可说，但以前次的因缘，经过一番考虑，终于答应下来。

既经答应之后，便想到在此时此地，应该向诸君说些什么，方能不白费诸君的宝贵时间。十余日来，想及的题目很有几个，但因为诸位是学教育的，最好是讨论目前教育上最迫切的问题，所以拣定了这个题目；同时也曾请教过几位中外朋友，很得他们的鼓励与帮助。所以今日我和诸位所讲的，我个人的意见而外，还有几位专家的见解也包括在里面。

现在且先说这题目的含义：

我标题为“以耳代目的速成建国法”，而以“利用无线电广播推进民众教育增强国力”为子目。即是说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运用最快的方法增进一般人民生活上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以增强国家的总力。而中国文盲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从文字上去教育他们，不知何时方有成就。所以主张利用无线电广播从耳朵方面很快地灌输他们的知识；也就是把不识字的大众的耳朵，代替他们的眼睛，所以叫作“以耳代目”。这方法能在很快的时期中增进大众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大众的知识与能力提高了，国家的富力和地位也跟着提高，所以叫它为以耳代目的速成建国法。

我这标题似乎很新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古老的办法。外国的且不谈，就拿中国来讲，民国二十五年七月教育部便有播音教育委员会的设立，三十年一月又把播音教育委员会和二十一年七月设立的电影教育委员会合并为电化教育委员会，并曾编印《播音教育月刊》和《播音讲演集》；二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完成播音教育网办法》，并规定：“各县市各级学校、各民众教育馆及规模较大之民众学校，均应尽力装设收音机并充分利用，使附近民众均能直接或间接受播音教育。为供给收音机之电源计，各省应设立干电池制造厂。”据二十八年的统计，教育部补助各省市无线电收音机二千七百六十八架，干电池三千一百三十一套。这样看来，可见教育当局和教育者早已注意这件事，不过只把它当作社会或民众教育方法之一种，而不把它当作建国的主要方法，所以十年过去了，成绩不多。我现在提出这个老办法则是从建国的立场去考察，其比重远在旧日观点之上，而且认为这观察是正确的。现在把我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分述如下。

一、耳朵和眼睛的问题

我国现在列为世界四强之一，但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国民体格的各方面都不及其他三强，甚至不及其他国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以求赶上其他的强国，也是不可争辩的问题。现在所当研究的是怎样方能追得及赶得上。对于这问题最普通的答案是普及教育，启发民智以增加国力。然而据战前的统计，我国四亿五千万人民中，有三亿七千万人为文盲，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除去十六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共约一亿五千万人以外，还有两亿多未受教育的成人文盲。这些文盲都是我们的直接生产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他们因为是文盲，对于世界的一切几乎都处于隔离的地位，一切生活上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他们都难于学习，更难于继续学习。于是一般教育家尤其是社会教育家都认为扫除这些文盲是现在中国教育以及建国中的最大问题，应以全力去实行。但在事实上看，专利用他们的眼睛去作受教育的工具，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拿一般《平民千字课》去教他们识字，每人至少要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一千个字认识以后，对于知识和技能的增进，仍是很少效用：第一因为识字只是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教育；第二在认识文字之后，没有给予他们以应用的机会，不久仍将忘去；第三要给予以练习的机会，必得有书报辅助之；第四要使识字者继续识字和用字，必得在社会生活上及经济关系上有不得不识字用字的环境。然而在交通闭塞、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之下的农工及手工业者，其生活条件根本上很少有文字的需要。因为生活上无需要，他们对于文字便无要求，纵能供给以书报也不愿意去阅读，而况他们的时间尚有问题。所以用文字以训练眼睛的教育，在现在的中国虽然不可忽视，虽然应该积极进行，然而对于启发民智、增加国力的效用是少而慢。──大家最知道的实例是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的效果。

三十年前，我在湖南高等师范读书的时候，看到李廷翰先生《贫民教育谭》，对于民众教育很感兴趣，在学生时代曾办过几次民众学校，但结果很少。以后多少年来在学校教书也曾注意于此，民国二十年夏，曾去定县参观晏阳初先生等所主持的平民教育，以后又数次去无锡考察高践四先生等所办的民众教育，虽然觉得他们的劳力不是虚费，但终感觉其结果不如预期。多少年来，常有如何方能使用最快而最有效的方法以促进民智、增强国力的问题萦绕于我的心意之中，但终得不着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法。

我对民众教育所感觉的问题，明白的说是识字的教育方法，在中国的社会中既如此之迂缓，而世界的演进又如此之快，我们有什么方法能于文字之外，即眼睛教育之外，再抄一段近路，使一般不识字者也能得着国民应具的常识和生活的技能，且能继续不断地扩充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期民智日富，国力日强。

我对学术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也好为多方的考察和考虑。因为我要在眼睛教育以外求得一种简捷的方法，于是想到我国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也有他们的人生知识和娱乐兴趣；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和兴趣的启发，都是从耳朵得来。最普通的例子，是不识字的老农可以讲出一大套《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故事；不识字的农妇可以讲出一大套目莲救母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从这启示，我想到耳朵的教育，在不识字者其重要更甚于识字者；我更想到，若能把上面的故事的内容随时换以与日常生活有最切要最适当的关系的材料随时教导他们和她们；他们和她们虽不识字，不是也一样能接受而且能继续地接受新知吗？

我怀着这个念头在心里最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起初以为这方法是不错的，但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一个人的声音，只能使数丈内的人听得着，要大多数不能用眼睛求知识的人改用耳朵去代替，所需用的教师人数和办识字教育的教师人数不是一样吗？而且要把听者集合在一起，也一样需要场所。其困难和办理识字教育正相等。所以怀着这个理想，而始终不曾公开向人说及。民国十九年我到上海中华书局任职，为解决孩子们和自己的娱乐问题，购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在收听各种新闻与娱乐节目时，又有意无意之间想及这问题。二十五年教育部设立播音教育委员会，我很兴奋，以为这问题可有了解决，但事实上仍不被人重视，所以成绩很少。二十六年上海沦陷之后，我更购一架短波无线电收音机，于得不着文字上的真实消息以后，静听世界各国的短波消息，精神上所得慰藉不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以后，我被困在香港达半年之久，但每日仍设法偷听短波，以期不为当地报纸消息所蒙蔽。三十一年五月返沪，上海的短波不许听，所有收音机的短波均得拆去，但以大小儿自幼玩无线电玩出了偷装的花样，所以我家的无线电虽曾照常被登记，被检查，但机上短波始终有方法安置，我的偷听也从未断过。到后来，上海的许多老朋友，且以我家的无线电为真实消息的源泉，而准备了许多应该作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又想到：在中国我固然不是文盲，在英美我也不是文盲，然而我和世界隔绝了，我可以看得到的文字的消息，不是我所要看的，而我要看的则无法达到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在某种意义上是失去了效用。但我的耳朵却大大地显其效用。世界的一切动态，前线的一切消息，国内要人的一切言动，不论他们在旧金山、纽约、伦敦、莫斯科、新西兰、新德里、重庆、昆明、延安只要有人出之于口，我便能立刻听之以耳。我以无线电收音机为我修学求知的良伴，也以它为与世界联系的桥梁，更以它为怡情养性的工具，倘若能把这工具运用到民众教育上，则不识字的文盲不也和非文盲一样地可以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吗？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能证明耳朵的用处远过于眼睛。我于所谓大东亚战争之后，被困在香港半年，营养不佳，身体日亏。三十一年五月返沪后，即大病几至不起。以后的一年多，日与医药为缘，而病况终无起色。于无可如何之中，以黄伯樵先生之提示转而研究营养与健康之方，费年余的时间读此类中西书籍百余种，择要实行，去夏起即与医药绝缘，而几年来因物价高昂，经济困难，米面大半陈腐变质，其中所含之维生素B1几完全丧失，猪肉火腿又非力所能及，不能常食，于是从元麦片及豆类中摄取维生素B1，幸得补充而能免病。但我家之女工则以元麦片太粗糙，初不肯吃，对于蔬菜亦不肯多吃。结果患慢性脚气病，至于睡倒，初劝她食米糠汤，她不肯，必要就中医，求神仙，结果越来越厉害；再劝其食米糠汤，不一星期就好了。以后我们吃什么，她也跟着吃什么；对于烧饭烧菜的方法，也完全照着主妇指示的方法去作。年余以来，她没有生病，她觉得我们的办法很对，有时且劝她的朋友照着我家的饮食方法去作。她的接受我们的劝告固然是由于她生了病，在生活上有迫切的需要，然而她这需要的满足，是完全从耳朵得来。倘若要用文字去教她，她终身也无法接受。

因此我觉得在吸收知识方面，耳朵的用处很大。识字的人于用眼睛以外，固然还得用耳朵，但不识字者则不能以眼睛代替耳朵；而在无线电发达以后，一切知识的传播只要几秒钟就可以普及世界的各角落，如用文字则至少要费数日数月数年的时间，故用耳朵求知识比用眼睛求知识更迅速而方便，所以我们对于民众教育的推进，国家富力的增加，于训练一般人民的眼睛而外，更当特别利用大家的耳朵。我拥护播音教育委员会的办法，而更特别重视播音，认它是现在建国最能速成的一种好方法。

二、怎样能使大众欢喜用耳朵求知识

耳朵虽然是人人都有，但要听的东西却未必相同。日本未投降以前，也曾利用无线电为宣传的工具，但三年以来，我却从未听过他们的播音，而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听我所要听的东西。这样看来，要广播有人欢喜听，至少要能满足收听的人的需要。也就是和大众生活及思想感情行为有最直接关系的材料方能吸得住他们的耳朵。我国抗战八年，人民的生活大多数都是贫苦不堪。此时人民最需要者是生活安定和收入增加。倘若教育当局能抓住这个重心，搜集材料，而用一般民众所能听得懂的话广播出去，大家没有不愿意听的。这是要大众欢喜用耳朵的总原则。

详细地讲，要大家爱听，不是空说增加生产或安定秩序的口号所能生效，必得使他们的生活真正有所改进，收入确能增加，支出确能减少，才有用处。以最浅近的事实来讲，脚气病是我国都市的普通毛病，红眼（角膜炎）是我国乡村的普通毛病。倘若广播者专和他们讲空洞的卫生教条，或营养理论或外国易行而中国难办的治疗方法，大家必不要听。因为听了之后，事实上不易办到，反在心理上发生一种不满足之感而更觉不愉快。若果我们对患脚疾者说：“这毛病是食物中缺少某种东西（维生素B1）而来，米糠和豆类、花生、麦、瘦猪肉中都含有这种东西。得了这种病的人，只要每天用细糠（附于米皮的）三四两煮水喝，不到几天就会好的。平时吃糙米、粗面和豆类、花生、瘦猪肉等可以不生这病。”又可向患红眼的说：“这毛病虽然是由不洁的传染而来，但根本问题，还是由于食物中缺少某种东西（维生素A），倘若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有钱的每日买牛肝或猪肝、羊肝用油煎了吃，而且要把油汤吃尽；无钱的买几把萝卜叶、葫萝卜、菠菜炒着吃，也连汤吃完，一面再用硼酸水洗洗眼睛，不到几天，便会自然而然好起来。以后常常吃点牛肝或猪肝、羊肝或萝卜叶、葫萝卜、菠菜等，眼睛的毛病便可以少生或不生。”又如蝗虫是稻作顶大的害敌，若让每一个螟卵成蝗，据浙江昆虫局的报告至少要成白穗一百二十株，也就要损失谷粮半斤以上，若果我们发现蝗卵的时候，向农民说：“每一个蝗卵，由卵变蛾，由蛾成蝗，至少要损失你们的半斤谷。但是你们若果晓得蝗卵是多产于干燥的荒地、棉田和田坎边、河岸边，每一个产卵的地方，泥土必定高松，中间并有小孔。你们把小刀或铅杆子挖深寸许，便可得着蝗的卵。挖得了之后，把它烧掉，便可使你们减少半斤谷的损失。蝗卵成了蝗蛾之后，用灯诱杀它，也可以使你们减少同样的损失。”收听的人，为着切身的需要，必定愿意照着去做，照做后也必定有效验；一有效验之后也必定互相传说。就是不识字的人也一样地能得着防病治病的营养常识和防蝗治蝗的农事常识。这常识虽不能使听众增加收入，但至少可能减少其医药费的支出和蝗虫所生的损失，无形中便是收入的增加。身体健康之后，其工作能力必增加，蝗虫灭绝之后，其稻作的收入也增加，又有形地增加一些收入。把个人的收多支少的总数加在国家的收支上面，其数当亦可观。至于因吃糙米糙面而增出来的食粮，把全国总积起来当更为可观。在积极方面，无论农、工、商各业中之每一部门的问题，均应视人民当时当地的需要而予以指示。又如西南各省之桐油，西北各省之羊毛，江、浙两省之蚕丝，江西之磁器，福建之茶叶，均为出口贸易之大宗，更应随时随地教人民以改良种子与制造合于标准之方法，以期出口货物之质地改良，产量增加。直接增加人民的收入，即间接增加国家的富力。倘若每人每年能平均减少医药费支出一百元，因身体的健康而增加工作能力十日，以二万万生产的成年每一工能平均五百元计，每年的国富不增加七万余万万元吗？再加由广播而改良生产技术、减少农作类害虫的生产增加，其数当更可观。

以上是就国民健康与生产技能及知识之增进为例。成年失学之农民虽然极富保守性，于知识新技能与新习惯较难灌输，然生活艰难则为普遍的事实，要求较安舒之生活，希望有增加收入的方法，更是普遍的心理。我们能把握着这种事实与心理而予以有效的指导，他们收听之后，即可照着实行，实行之后，又立即发生效果，则农民对于广播的收听绝没有不踊跃的。

从增加收入的概念中把握着农民心理，得着农民的信仰，而后再进一步利用广播机构从事教育工作。此项工作，最少可分做以下的几个部门：第一，娱乐的改良。乡村农民在农忙时终日劳顿，农隙时终日无事。劳顿过甚之后常要找刺激以调剂精神，闲散过甚之后也要找娱乐以发散其剩余力量；而农村之教育过低，关于正当娱乐之设施可说无有，于是烟赌恶习弥漫四乡，对于国家及民族，均有害无益。少数良善老弱的人不堕入烟赌之陷阱中，则以坐茶馆消磨其时日。广播可就各地风尚、习惯，把原有的说书、戏剧等加以改良。以旧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再逐渐引入新的艺术，如音乐新歌和外国音乐，更可教以国民操等以调剂其身心，锻炼其体魄，使其身心为正当之发展。第二，家庭的改革。我国农民无论成人、儿童及婴儿，其疾病与死亡率之高，甲于任何其他国家，妇女青年前期与更年期之疾病与苦痛，尤非文明国之妇女所能想像；其他如家庭经济与营养健康之不合理，更要改革。广播可就家庭中种种事情，自穿衣、吃饭、睡觉、养孩子以至大小便都应予以合理的指示，使主妇和孩子们都能听得明白，照着实行。第三，识字教育的推进。每日可划出一定时间专教识字，但此项工作之开始必先有人直接教授，俟学者认得相当字数之后，再以广播配合课本以温习旧识之字，更随时添入新字。第四，时事的报告与解说。我国以交通闭塞、物资困难、文盲过多的种种原因，无论世界、全国以及当地的新闻，短期内固无法传达于一般人民，有若干大事且永久无法使人民知道。三十四年八月下旬某夜，我听重庆国际电台美联社记者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社播音，说他在日本投降后测验中国老百姓的观感，在重庆的街角找到一个从乡下进城的老头子，问他日本为什么会投降，他的回答是刘神仙说她的国运完了，所以打输了。他的结论说：“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中日战争的结束观。”我当时听了，有说不出的苦闷。然而这是事实，我绝不能否认。但我想，倘若我们能够在平时利用无线电时时向老百姓广播国际、国内以及当地的新闻，并于必要时加以解释，这位老百姓的根本思想虽然未见得能完全改变，但至少他当明白这次日本的投降是以我全国八年艰苦抗战和盟国通力合作为远因，而三十四年八月六日、九日的两颗原子弹为近因罢! 这种知识的广播虽似与国力无关，但在政策与政令的推行，却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对于国际知识的增加，也间接是国家力量的增加。第五，是政令的推行。我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每一政令要推行到全国各县、各乡、各村、各镇，利用文电不知要费多少时间，而政府的布告，往往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是不发生效力的。地方官便不得不利用乡、镇、保长等的口舌以转告之。而政令每经一次口舌的转播，便要附加一些与原来政令无关或相反的意义。而所谓乡、镇、保长者也每每从中依势取利，以致每每利民之事而得着扰民或害民之果，老百姓的心也往往因而失去。倘若于每一政令之始便利用广播详细而反复地说明，在政令的传播上固然比用文电来得快，政令的真义也可以传达得真实，土豪劣绅也无法从中取利，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隔膜可以消除，政令的推行自会容易，国家的机构也自会健强起来。

此外可做的事甚多，这里不能详说。总括一句，凡用文字所能传播的事，广播都能办得到，而文字所不能办的如歌唱国民操等等广播也可以办得到。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虽然在文字上是开眼瞎子，然而他们的耳朵却不是张耳聋子。他们生不逢时，无缘识字，在他们固然是不幸，国家不能把他们当做有知识的国民派用场，在国力上更属损失。现在世界的进步一日千里，我们要国家强盛，必不可不先使国民体格健全，常识丰富，技能高超。国家对于这二万万以上的生产中坚分子，必得立刻用最快最便的方法，灌输其现时现地所必需生存及国民的知识与技能，使他们能追随世界的强国而不落伍，这方法只有暂时跳过眼睛而专用耳朵。

三、用什么人和什么材料去广播

广播的人看来似乎是很容易，也许有人以为会说话的人，只要略加训练，便可以向播音机说话，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简单。近两月来，上海的物价高涨得特别快，我们家庭中间的谈话，往往谈到这些问题，而“物价高涨”的字样，也随时流露在我们的口中。可是我们家里的两位女工，往往听得这四个字而莫明其妙。有一天，一位从乡下才来不久的女工，偷偷地问我一个正在初中念书的女儿，请她说明什么叫作物价高涨：她说米贵了，柴贵了，油贵了，肉贵了，蔬菜、布匹、火柴、肥皂和什么东西都贵了，这就叫作物价高涨。她说：“我们乡下人只晓得啥啥事都涨价，你们却要讲物价高涨。”这个例子很平常，也很实在，可是我们的话，乡下人却不懂。因此，要用广播去传播国民的生活上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绝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得了的，也不是专家所能干得了的，必定要先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实情，通常对于各种事物所用的语言，而且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这些语言的学习，不是短时期所能办得到，也不是从书本上所能学得来，必定要能生活于他们之间，而又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能分析他们的生活而加以指导的人方才有用。所以广播的人，第一要能懂得大众的思想和语言，说得出他们的话；第二要能从他们的思想和语言中，归纳出体系，逐渐改正其文法和语音的错误而渐渐地代以合理的国语；第三，向他们说话要亲切而有趣，要避免公式化、教训化，要在通常谈话之中吸引听众，使之要听爱听。这种人才自然要预为训练，而原来讲说书、唱道情的人都是可以训练的好人才。关于娱乐方面更应培养训练一批专门人员，使由广播所传达的戏剧、音乐歌曲等等都能吸引着听众深入人心。

有若干关于娱乐的良好材料和生活上的基本常识、生产上的基本知能，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原则，为一般老百姓必不可不知道的，广播应无地方的限制，尽可择尤灌制唱片，以便随时放送。而有地方性的公共知识，如西北的畜牧，东南的种植等等，也可就地选择材料，灌制唱片，以便按季节的需要而广播之（灌片并非难事，有无线电收音机的，略加零件便可自灌，所费不大；广播电台灌音更易办理）。总括一句，广播的人所说的话必定是大众听得懂而且爱听的，广播的材料也必定是大众生活上所必需，听了能照着实行，实行后能增加大众的收入，增进大众的健康，也就是能增加国家的富力和国家的地位的。

广播的材料极多，可以说天地之大，苍蝇之微，无事不是材料，无处不有材料。然而这随时随地的材料，绝不是俯捡即可应用，必得经过一番选择整理，更要衡量此时此地的环境是否适合，是否有用。这一层便有赖于专门学者和各种研究机关的供给。

讲到专门学者和研究机关的问题，最近看得某报有篇文章，说中国的专家犯了两种毛病：一种是关在象牙之塔做研究工作，根本不和老百姓的生活发生关系；一种是专门研究外国或与中国一般人无关的东西，孜孜穷年的结果在中国绝无用处；因而提出科学生活化、科学大众化的要求。这自然是责备贤者的话，但事实上却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弊端。三年前，我于大病之后，身体亏损，所有的慢性毛病都一齐发作。右手不能举过肩，写字不能执笔，右脚走几步便软下去，吃一点东西便感胃胀胃痛，大便不通，唇舌溃烂，难于说话，视觉模糊，不能看书，扁桃腺肿胀，不便饮食，周身酸痛，不便行动。访求多少医生，服了多少药，都得不着结果。最后经某营养专家诊断谓为营养病，是缺少维生素A、B、C、D，而劝我注射B、C的药剂，并多吃白脱牛油和花旗橘子及鱼肝油。我照着实行，效力虽然有一些，但是并不显著，而经济却担负不起，眼看得走向死路而无办法，于百无聊赖之中尽所有的时间研究营养，读完了中国所有关于此类书籍之后，再读英、日文书籍。慢慢地知道那位专家对我的诊断并不错，所指示的东西也不错。然而我发现了不必多花钱就可以在日常的食物中得着一切的维生素，甚且在日常的饮食费中还减少了一部分支出。我的健康现在固然恢复了，但已一年多和医药绝缘。倘若有人再患这种营养病而需要维生素A、B、C、D，我至多只劝他在病情险恶情形之下服药打针。若病情不十分严重，而他的经济力又不十分多余，我必劝他经常吃点牛肝、猪肝和大量萝卜叶、胡萝卜等以补充维生素A，而不必去找贵而难得的白脱牛油；吃元麦片、花生酱、甜酒酿和用老面（乡下人发新面粉的老面胶）发酵而不加碱的馒头以补充维生素B，而不必去买维生素B1的针；吃辣椒、清茶或廉价水果，或多吃青菜、萝卜以补充维生素C，而不必去买维生素C的针或以高价去买花旗橘子；吃咸水鱼类及每天在户外多走动多晒太阳，而不必吃鱼肝油或鱼肝油精。我非生物化学家，也非营养专家，然而我能把许多专家研究所得的结果融合起来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在研究所的各专家，也许费毕生之力得不着一种结果，但有了结果之后，却能使大众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影响。各项专门研究的工作，我们讲教育的无法去干，我们只能请教专家，要他们在研究时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一切大众化，更一切生活化，无论在国民健康方面或农业的种植和防灾方面，工业的制造与减轻成本方面，商业的运输交换方面，都能供给我们以与此时此地所急需而极易实行的中国的材料。

此外各广播的时间也应配合大众的需要。通常农民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休息的时间大概在晚餐以后，而当收获及下种最忙的时候，每每披星戴月地工作，即晚餐后亦少余暇；而一年四季之中，农民们又以冬季较闲，其余三季较忙。至于农家副业如蚕桑畜牧又各地不同，其所需要之知识亦不同。故广播的时间与材料要依地方及季节之需要而随时规定，随时更动。

用广播传达知识是片面的，就是说，广播的人所说的也许是天花乱坠，但收听的反应怎样是他所不知道的；若果不问收获地老是说下去，也许说者自说，听者不听，结果便是白费口舌，所以在相当的时期，应对听众加检验。检验的方法在知识方面可用复述的办法，在生产技术可视察其工作成绩，在修养方面可测验其行为效果，在娱乐如歌唱或戏剧方面可令其复唱复演，看看听众所得的效用如何。这效果测验的最大效用是用来作改进广播的指针，而不是去责难听众；因为乡间农民在休闲时间常醵资请人说书道情，倘若广播抓不着听众，便是广播的失败，应自己改良，不应责备人家。

四、广播机构的设置

广播机构的设置可分为三个问题：第一是场所；第二是经济力量；第三是器材供给。

什么地方或多大地面要设置一所广播电台？最理想的办法是把全国面积公里的总数划分为等量的方块，在每一个方块中设置一所广播台，不过在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最便当的办法是以现在县行政区域为单位，每县设一广播台。但诸位要问，我国行政区域犬牙交错，在各县之中心设立广播，音波能不相扰吗？其次则每县设一广播台，经济上人力上不嫌太浪费吗？我主张每县设立一广播台的理由，是中国的人情、风俗、气候、物产、方言、习惯大概以县为单位，要适应各地方的特需，故主张以县为单位。就经济讲，其所费至多也不过一所民众教育馆的经费而已。至于电波问题在邻近的地方，尽可把波段的距离放远便行了。倘若有若干县份其人情、风俗、气候、物产、方言、习惯相同，则联合几县设置一所也未尝不可。

经费问题有二：一为广播台的设置和管理维持费；一为各地收音机的置备和管理维持费。关于这两问题，我曾请教专家代为估计。据说周三百方里的地方，设一所输出量实足一百瓦特的广播台便行了。而这样的电台，在有电灯的地方，照现在的市价约需法币二百五十万元（约等于美金二千元）。若这县没有电灯，再要添一脚踏发电机约需一百五十万元，共为四百万元。此脚踏发电机除供给电台的电流，兼作各收音机干电池充电之用。照此计算，全国照现行的行政区域共计二千五十县，共需法币八十二万万元的开办费。以后每台设技士一人，播音员一人（有特殊播音时另约他人担任），踏电工人一人，此四人之经常费用，只好算做一所民众学校的开支，不并在开办费之内。收音机的构造以愈简单坚牢、易修易管为最合理想。现在有新式的复作用灯泡，每一灯泡有旧日两管的效用。此种收音机备用五个灯泡，其成绩即等于旧日的十灯机，装上短波而用天线则可以收听全世界大城市的播音。据专家估计，这种收音机连电池约需五万元。最理想的办法，是每村有一具，以人口平均计则一百人应备一具，每县平均以人口二十二万计，应有二千二百具，一次购备应需一千一百万元，全国四百五十万具收音机，合计共为二千二百五十万万元。连电台设备费共为三千零七十万万元。这种天文学的数字，看起来似乎骇人，然而以四亿五千万人平均分派起来，则每人不过六百六十元强，以现在物价指数二千倍计，则照战前币值每人不过三角三分余，而据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先生的谈话，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旅费和修理设备费便要十四万万元，则这种天文学的数目字，似乎并不是国民的经济力所不能负担。倘若把电台和收音机设置，分作三年备齐，则每年只摊得一千零十七万万元，每县每人只摊二百二十元，似乎更易为力。而况这种估价是以现在的单价作标准，倘若大量生产，价格还可便宜百分之二十以上，则为数更不多了。即以每人一次支出六百六十元说，只要生产者的身体健康，每人每年能多作两日工作，少付一点医药费，便绰有余裕了。所以在经济上看似困难，但实际计算起来，却并不是难于办到的事。一次将电台和收音机设置完全以后，每年的修理、折旧及电费为数不过什一，因为农村的人力低廉，用脚踏机发电过电，所费都不甚大。同时我更想到，电是自然本来存在的物质，发电过电的机构似乎并不一定要集中于县城的电台里。我们不常见脚踏车的磨电灯和美国出售不受电池的磨电手电筒吗。倘我国的电学家，根据我国社会的贫困现状和易于取得的材料，而设计简单的人力发电机（收音机所需的电力不过二十瓦特，并不需大机械）及简易的蓄电池，使每一具收音机都能利用土制的电机发电蓄电，则不独经济问题大有帮助，即老百姓的电学知识也易普及。深望于我国科学家为老百姓谋幸福，为国家增富力而努力为之。至于电台和收音机的器材问题，除真空管的材料及一部分漆包线须从西洋购入，其他如木盒蓄电池材料和零件国内都可自制，而且中央电器厂已有成品发售。在技师方面，只要有少数良好的无线电工程师设计图案，凡中学生都可予以训练而令其工作。一面固可多量制作，一面也是电学教育之实习。所以器材的供给也不是大问题。

五、余话

我出身于小农之家，受教育的场所由私塾而书院而学校，对于现社会的学校制度素感不满。然而天性与环境又限制我是温情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对于一切事物之改革，都不愿采激进主义。我以三十余年不满于新教育之结果，而在十六年提出来学校改革的主张仍旧是温情的三馆制（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详见拙著《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且听现在的学校制度继续存在。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也一样是温情的，而且是大家早已讲及的老办法，不过我的看法和别人不同而已。所以我虽然主张以耳代目，赶快向老百姓灌输以生活上的基本知识和生产的专门技能，以期于增加国民健康和生产之中增加国力，使我国能跻于四强之列而无愧。但对于视觉的教育方法，仍本着我的多元而和谐的人生观（详见拙著《人生哲学》），不独不轻视它，而且对于视觉教育的方法，如识字问题，我曾以二十多年来的余暇时间的一部分研究基本数字；如幻灯、电影问题，我能自摄自制幻灯片，自编自摄家庭和教育电影，且在二十六年前曾计划过广播电台和有声电影。我今日和诸君谈以耳代目的教育方法，但并不把它看作高于一切，有机会我还可以和大家讲视觉教育的方法。

我国二万万以上的生产的中坚分子，以生不逢辰，成了开眼瞎子，对于世界一切，都被隔离在圈子外边；然而在平时以及抗战的八年中，国家取之于他们的当比任何其他人民者为多。为报他们的恩德，为增加国家的力量计，政府应当赶快地、有计划地不惜一切，设置广播电台，供给收音机，使他们能利用他们的耳朵接受生活上必需的知识，生产上必需的技能，享受人生中应有的健康和应有的娱乐。我们教育者尤其是社会教育者也应不惜一切，帮国家帮大家完成这项计划，实现这个目的。

我感谢诸君费去许多的宝贵时间，也感谢我的英国朋友L．C．Diespecker先生和陈德良工程师，因为他们曾贡献我关于广播技术和广播机械上的许多好意见。

三十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

《电化教育讲话》第167～188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注释：

以耳代目的速成建国法本文是作者于1945年11月17日在上海之江大学的演讲，原载上海《大公报》（1946年元旦），后由作者列为《电化教育讲话》的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