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尔顿制于一九二○年二月正式在美国麻沙朱色得士州道尔顿中学校试验，同年九月就传到英国。现在三年未满，英国行道尔顿制的中小学校已有二千余，并有陆军学校仿行。此制流传之快而广，要称英国为第一。此外德、法、日本的教育者也正在那里提倡实行。它在世界教育上的影响和势力也可想见。

中国因为和英美远隔重洋之故，直到一九二二年六月才有道尔顿制的名词──以鲍德征君之《道尔顿实验室计划》为第一篇介绍道尔顿制的文章，载一九二二年六月《教育杂志》──到现在还只有一年的时间。道尔顿制传到中国虽然只有一年，但其进步之速，很足以使人惊异：除吴淞中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首先试行，同年十一月《教育杂志》出一本“道尔顿制专号”外，其余报纸杂志讨论研究道尔顿制的文章已有三十余篇；实际在那里仿行或预备仿行的中小学校，据我所知道也有四十余校。照时间的比例计较，道尔顿制在中国真可谓风靡一时! 我们提倡道尔顿制的人，在这时候似乎可以心满意足地自庆成功，大鼓大擂地替道尔顿制庆祝周岁。为什么当这吉利的时日，不讲几句愉快的颂词，而反提出这种令人不高兴的题目来讲!

我很爱护道尔顿制：这一年来，我虽不是道尔顿制的保姆，但是它的发育状况我很关心。因此，有许多关于道尔顿制的消息与现象为一般人所不大知道的，我个人却知道一些。可是知道越多，我的不安的情态也越增加。我想着，我并看着，道尔顿制许多不好的现象，或者为一般人现在没有感触到；倘若任它这样下去，于它的前途很有妨害。故我敢把我所认为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简单写出来作行道尔顿制的教育者的参考资料。

我把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分作三方面讲：一是新方法上所有的普通弊端，一是我国教育界提倡新方法的普通弊端。这两项是任何新方法传到中国所难免的现象，道尔顿制为新方法之一，自然也是免不掉的。一是由于道尔顿制可发现的弊端，这是特殊的。以下分别讲讲。

（二）

要讲新方法的通病，我们要先研究新方法之起源。在未讲新方法的起源以前，更要说明新的意义。

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新和旧的区别以什么为界限？世界上的事物果有绝对的新，绝对的旧的吗？这些问题很复杂，我们限于时间不能详说，也不必详说：──因为我们不是专门研究新的问题的。自五四以后，一般人讲新的意义的很多，我记得《新潮》上某君──原文已记不清楚──说“新就是适应”，却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定义。我们根据这定义来讲新方法，可以说新的方法是适应的方法。但是进一步再问怎样才称适应？我以为“适应”两字应当以时与地为前提。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无千古不变的方法，也无万古永存的真理。所谓真理或适应的方法者，不过在某时某地能满足一般人的需要罢了。我们更知道：新方法必不是突然自天而降，一定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换句话讲：新方法未产生以前，必有旧方法在那里应用，不过旧方法总有许多地方不能满足“其时其地”之需要，于是由环境各方面的刺激和接触，逐渐发生较能满足，较为适应的新方法。因此，我们知道新方法之产生，是由于环境的逼迫，原意在补救旧者的缺陷。

新方法既然在补救旧者的缺陷，论理，它的本身是适应的，应当永久能满足一般人的需要，何以不久又不能适用而成为旧的？我以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时代精神的变迁，二是新方法本身的败坏。例如中国未与各国通商以前，因为一部分执有政权者之提倡，科举在当时却是一种适应的教育方法；自后海运交通，中国不能闭关自守，常与他国互相往来，外国的文化输入，国内教育界首先受其影响，于是因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之故，互相调和，互相激动，而时代精神为之一变。旧时的教育方法因与时代精神相距太远，自然而然发现不适应的现象，遂有较适应而通行世界之学校教育方法发生。这是由于时代精神所激成的。第二种原因，又当分作两项：一是过于轻视旧的，一是过于重视新的；这两项在心理学上都有其特殊根据，研究起来，很有兴趣，兹单简分别讲讲。

社会心理学者讲：人类在团体中的动作常为三种心力所支配：即一、冲动，二、模仿，三、暗示。这三种心力的势力很大，我们日常生活中之一切社会的动作，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一种新方法之发生是由社会环境所激成，自然也不能逃出它们的势力范围。再具体讲：当新方法未产生以前，旧方法因种种原因而有崩坏的现象。这些现象起初原只少数人感触到。他们既经感触之后，心里便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对于旧方法的厌恶情感，一是理想的愿望。由这两种现象更发生一种偏见：便是旧的总是坏的，新的总是好的。为什么要如此？因为一般人平常对于自己的理想认为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不问它合理不合理，能实在解决旧日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总以为是满足的、好的。至于对于旧的方法，因实际上曾感受它的困难，或理论上推及它的种种不良现象，在脑筋中有一种不良的印象，这不良的印象先入为主，常对于良者而有排斥力，于是对于旧的只见其坏处，对于新的只见其好处。心理学者又讲：行为是根据于思想来的。这少数人首先感触旧法之不良，而有“新好”“旧坏”的偏见，便自然而然要把他们的思想用语言或动作表现出来。他们这种表现是以他们实际经验为根据，照心理学上刺激和反应的定律讲来，我们决不能说是无的放矢；可是其余大部分人因环境与遗传上的种种关系，他们所感触到的，未必就是那些少数人所感触的，甚至于旧的一部分好处为那些少数人所忽视的，他们反能见到。只因旧的好处和它的坏处相较，其量不能相等，而它的坏处又潜存于一般人的下意识中，平时尚不生问题，一旦遇有机会，下意识中所潜存的意念，便突围而出。此时若有少数人把他们平日所观察而与一般潜在意念相合的现象发表出来，听者一定很兴奋而把平日潜在的种种意念一并发现于外，加以暗示、模仿、冲动的各种势力，便如防川之堵，一旦破裂，洪水泛滥，不可收拾。这时纵有大力者想要堵塞也无法办理。于是新和好，旧和坏的观念，联成一致。一部分人对于新的觉得真好、旧的觉得真坏的，固然这样想，他部分人对于新旧原无成见，但受暗示、模仿诸心力的支配，也是这样想，又一部分人对于新旧的好坏本有很明白的观察，并且知道新的好中有什么坏处，旧的坏中有什么好处，本不把“新好”“旧坏”联成一致，但为群众势力所压迫，也不能申说──就申说也很少有效力──只好让新的气焰滔天，横行一世，让它自己崩坏。这种现象，我们很容易在新运动中找出实例来。就以最近的文言和国语问题讲，已不能逃出这个公例。我们大概还记得《新青年》在民国七八年提倡国语文，其原因是于文言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只以文言的历史很长，一旦要推翻它很不容易，势不能不设法寻求它的坏处，以为攻击之具，更不能不寻国语的好处以张声势。当时因思想的冲突，学术上不知发生了许多战争。终以旧的“不良”现象潜存于一般人下意识里面的原故，文言当然不能战胜。国语既经得势之后，提倡者如胡适、钱玄同之流，固然仍在那里竭力提倡，平素对于文言国语无成见者自然附和，就是平日对于国语不甚赞成者，也因群众势力的逼迫而改用国语。当国语文正盛的时候，社会上一般人批评出版物、学校办法、个人学识的好坏，差不多完全以是否用国语文为标准：倘若某出版物、学校或某人不用国语而用文言，不问其内容究竟怎样，总是“不良”；甚且有以能做国语文为有学问为时髦者。此时果有人以文言的真理与群众辩论，总难免受人唾骂而视为不识时务。平心论之，文言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自然是不可掩的事实，国语较文言好也不能否认，但下全称肯定讲文言坏到至于不能存在，国语好到至于“无以复加”，却未免过当。就国语对文言讲，国语固然胜了，但国语的流弊如土语杂用，文法不讲究──此在文言中虽然是一种通病，但决不能以文言有此病，国语也可有此病──等不去注意，且反加以辩护。倘若长此下去，一面固足以助主张文言者张目，一面显出崩坏的现象，将来仍当再有改革──改革本非坏事，此处只借以叙述新旧嬗衍的情形──现在提倡废汉字，改用注音字母或罗马字，就是征兆。这是由于过于轻视旧的及过于重视新的所产生的弊端。

无论何种新方法之发现，原意在补救旧的弊端，方法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满足当时的需要。这是我们所公认的。哪知道等到这方法占了势力为社会上所公认之后，一般人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竟把原来的目的忘去，而以方法为目的：国语文之产生，主要的目的，在于谋教育普及的便利，现在却止于作国语文，普及教育一事，大家都不去管它，好像国语文运动就只有国语文运动而已。这种现象，从心理学讲来，是由于成功的满足。我们知道：人类对于无论什么事，未满足以前，总是努力前进，设法求满足他的欲望，既经满足之后，便暂停进行，非等再受外部的刺激使他发生不满足的欲望，决不再猛力前进。用心理学上的名词来解释，就是人的注意力同时只能有一个焦点：未满足以前，注意的焦点在于求满足，故能向前进行；既经满足之后，注意的焦点便集中于满足的事实上，所以不再继续前进。所以新方法既经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便又成为机械的而日就破坏，这也是新方法的可有的弊端。

道尔顿制在现代的教育上自然是一种新方法，它传到中国来，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国内教育界很有风起云涌的现象。去年此制初到中国，尚有大多数人怀疑，今则怀疑者渐少，而有许多人主张采用，甚且有以道尔顿制为现代惟一的良法者，办教育而能运用此方法，教育上的种种目的可达；对于稍旧的学分制及设计教学法等又发生“不良”的感情，而认为不好。至于道尔顿制本身弊端。时地宜否？因“新好”“旧坏”的成见在那里作怪，竟完全不问。从论理学上，一切新方法都难逃出上述各种弊端的公例，道尔顿制为新方法之一种，当然也难逃那些公例；倘若再加以其他原因，则其弊端当更大而多，我们提倡道尔顿制的人既知道这些情形，便当不再蹈一般讲新方法的人的覆辙，戴着有色眼镜，只讲我们的主张都是好的，其他都是坏的呵!

（三）

以上所讲的是新方法很容易发生的普通弊端，以下再讲由我国大部分教育者的种种原因所能构成的弊端。

我国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是科学在历史上却无相当的地位。从前的学术、文化，大概都是偏于抽象的、总括的。因此一般人多缺乏分析和实验的精神。对于欧美新输入的科学，在思想上颇难相容，而有种潜存的排斥力。可是自从海运交通以后，国民与他国人接触，遇事相形见绌，于是由排斥的意念，转而为倾服的想望，对于外国的种种文明现象，都想模仿搬运过来。只因平素少分析的研究，对于外国文明的观察，大概都止于表面的现象而已。所以自变法以来，一切设施如练海军兴学堂等等，都只取其表面的显明现象。开始主张变法的人，大概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中西文化实际接触以后，所谓中学者，系统既不如西学之精确，研究又不如西学之容易，效率更不及西学之迅速。处此民智初开、功利念深的时候，西学当然战胜。于是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观念逐渐变而为“要学便全学”的观念。政治如此，实业如此，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外国的政治、实业、教育如此如彼者，都有它的历史的根据，环境的影响；学术的发达，方法的产生，都非一时的工夫。我国和其他强国，同处于地球之上，外国的方法和原理，固然不能说完全不适用于我国，但我国固有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却也不可完全放弃不顾。然而我国一般人为外国的物质文明所震骇，社会因模仿、暗示的种种原因，竟造成一种“外国的东西好”“能模仿外国的便是新”的传说。我国的历史和环境，固然不问，外国所以产生某原理和某方法的原因也不问，只要能惟妙惟肖，把外国表面上的现象仿造出来就是新人物、新事业。这种弊病，虽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但大部分的知识阶级却是难免。我们教育者既属知识阶级的一部分，知识阶级所有的弊病，我们也决不能完全除外。于是“好新”的风气一成，无论什么新方法发现出来，许多教育者不问它的原理何在，产生之原因何在，这方法是否是我们所需要；只要是新的，就采行起来，等到试用之后，成效不见，便归罪于方法之不良，其实方法的本身何能负此责任!

我国教育自废科举改学堂，到现在不到三十年，开始之改办学堂，原在急于图强，所以人才也来不及预备。书院的名义虽然取消，学堂的招牌虽然挂起，但主持其事的人，仍然和从前差不多。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急就章”，自然谈不到教育原理，更谈不到独立的研究。然而此风一开，在社会上的遗传势力却很大。现在的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名义未尝不是仿效欧美新制造成教育人才，但实际上除最近一二年来师范教育稍有起色以外，稍前几年的师范学校和中学有什么区别，高等师范和其他专门学校又有什么区别。课程表所列的教育科目，除敷衍教育部以外，最大多数的学生都把教育科目看作可有可无的赘疣! 师范教育的现象既然如此，所以社会一般人对于教育更看作一种随意的职业：官僚失职，以教育为啖饭之地，政客无聊，以教育为啖饭之地，小军阀、乡绅以及其他高等流氓，没有事干也多混入教育界谋啖饭所，至于“谈”教育，则系家常便饭，凡自称为知识阶级的人，都可自由发不负责任的言论：一旦高兴，把学校譬为共和国，不高兴又把学校譬为商店。教育界既有这种现象，教育者的大部分因环境的种种关系，对于教育原理自难有精深的研究。等到研究教育方法时，便很容易流于机械──某方法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斟酌环境的需要而有所变更──并且因所见不广而容易发生门户之见。至于把各种新方法能探本寻源作综合的研究，或根据研究的结果而创造适合环境的新方法，三十年来，未尝闻见。以如此狭隘的眼光，浅薄的基础，去提倡新教育方法，奉行新教育方法，失败自是常事。失败之后而归罪方法，方法的本身，又何能负此责任!

前面讲过新方法之产生，是由于新需要所逼成；新方法之仿行，也应当以实际的需要为前提。若果教育者对于旧方法都研究过、实验过，而脑中所有问题还不得适当之解决，这时心里有一种新的要求。要求逼切，就没有已成的方法，也可设法创造出来；若已成的方法适合他的要求，自然乐于采用。可是此时的采用是由于采用者内心的自动，对于新方法有相当的信仰：新方法果完美无缺，自然努力进行，即使因时地关系不能完全适用，也当竭力研究补救之道，决不因噎废食。我国大部分的教育者平日办学校，大概是遵照部章按部就班的干下去，对于旧方法与制度本不怀疑──有许多并且只求符合部章──只因社会上有一种崇拜外国新方法的习尚，教育者在此环境之中，也想趋新以自炫，不问需要，更不问原理，一若把新方法的名词加上去，便可以作新教育家。果以此种动机而仿行新方法，不论新方法怎样完备，因施行者不彻底了解之故，终要误用而发生弊端。等到弊端发生之后，既不能设法补救，又不愿改行旧法：因循敷衍，必等到百病丛生，无有救药而后已。然而局外人不明其所以，专从现象上观察，确实很坏，于是归罪于新方法之不良，其实方法的本身又何能负此责任!

凡是一种新运动正盛的时候必有人假其名义以达他种目的者。罗兰夫人说：“自由! 自由! 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岂独自由为然，无论什么新方法都是不能免的。我国教育界的分子既极复杂，一般非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因其失职，常以教育为退步的临时职业。此辈人本不知道教育事业要怎样办，平日也不留心及此。当现在社会生活复杂分工日精的时代，在教育界的人虽不见得都是专家，但要为一般教育者所推重，或对于教育事业上真正有所建白，却不是无教育常识者所能作得到的。非教育者要插入教育界，因学识经验上的种种关系，自然难取得一般人的信仰，于是不得不利用社会弱点，以“新”为号召的工具，以遂其“向上”的欲望。此种事实，近年的教育界中实非罕见。即以学分制讲，上海的某大学学制（原文）上所下的学分定义是：“以每学生每周上课及自修合二小时历半年者为一学分”，而规定大学每半年以学习十二学分为标准，定四年毕业，高中每半年至少须习十四学分，定三年毕业。我把它的条文再三翻阅，再找不出其他关于学分的规定。若是我的脑筋不糊涂，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学分制。因为采学分制而一定规定几年毕业，使学生求学无伸缩之余地，与学年制有什么区别？既称学分制，而无毕业的总学分数，不知毕业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并且大学每半年以十二学分为标准──原文有若遇特别情形得由教务会议减少或增加──高中至少十四学分，照规定的数目计算，大学生习满九十六学分可以毕业，高中学生习满八十四学分可以毕业，此外又找不出他的活动，世界上作学生的有这样轻松的工作吗？其程度能和其他同程度的学校比较吗？至于大学各系只列许多科目并无学分数；高中规定必修七十五学分，选科每学期不得过三学分，而初中每周上课每周有三十三小时及三十四小时。我不知初中的学生何以要如此之忙，而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何以要如此之闲! 我拿他们的简章，仔细看过几次，终想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可以从各方面推断主持者不懂学分制是什么。然而这大学却是上海新进大学中之一个有声望而学生不少的学校! 他们为什么这样糊涂？就是他们本不是以教育为职业的人! 又南京某私立大学的附属中学──大学还未成立──报纸上关于该校的新闻很多，该校自己也出一种刊物，报告校中状况。有一次并出一张预备试行道尔顿制的特刊，某先生作一篇很长的文章，讲述他们的计划──此文曾在某报副刊上登过──我看了有点怀疑，特亲到该校去参观。哪知该校的设备竟令人惊异：校舍是借用旧祠宇，不合学校之用，自然不消说；教具除桌椅而外，实找不出别的可用的东西；报纸一共三份，图书馆有可容二十余人阅书的地位，书籍则除几本不全的杂志和极少的单本外──据校中人说一共不值二十元──实无什么东西。然而他们也大鼓大擂地预备行道尔顿制，并且在上海招生! 他们为什么这样大胆？就是他们本不是以教育为职业的人! 以上所举的两事，不过是我所知道的最平常的事情。我举这两件事并没有什么恶意要想攻击他们，只为说明新方法常被他人利用而发生弊端，顺便拿出来作证。这种责任，新方法的本身不能负，提倡新方法者不能负，就是无论何人也不能负。但一般人却总归罪于新方法之不良!

以上所讲的几种现象是由于中国教育者所构成的，也是一般新方法所难免的，道尔顿制是新到中国的一种教育方法，这些弊端恐怕也是不能免的。

（四）

一般新方法传到中国可能发生的普通弊端已经讲过了，现在再研究由道尔顿制可发生的特殊弊端。分学理不深看得太易，及由学理上所生的误解，由方法上所发生的误解三项说明如下。

柏克赫司特女士经过十六年的研究和经验，才创出现在世界通行的道尔顿制，果真没有学理上根据吗？我想谁也不能答应一个“是”字。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的学理不深？我们知道：道尔顿制不过是许多新教育方法之一种，然而从教育上看来，决没有一种新方法于三年之间能风行世界的。这制于三年之间推行及于美、英、德、法、日、中诸国，我们可以相信决不是各国的教育者都中了“趋新”的毒，而故意替它宣传，必定在科学上有其深远的根据──这种根据，我将另文专论──只因柏克赫司特女士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不愿意空谈学理，而且此制正式推行于各学校的时间不长，女士又忙于实际指导──一九二○年到英国一次，一九二二年六月又到英国一次──也无暇专谈理论，所以他自己关于道尔顿制的著作除短文外只有两书──一为Education on the Dalton Plan；一为Handbook to the Dalton Plan──此外只杜威女士（Evelyn Dewey）的一书──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和英国市立斯垂三女中学（Streatham County Secondary School for Girls）的两本道尔顿制的功课指定（The Dalton Assignments）。除最后两书系纯粹的实例以外，其余三书亦多述实际的事实，而少讲教育上根本原理，并且她们著书的目的是预备给一般人看的，注重在指示实际的方法，故关于原理方面，都用浅显简单的文字出之。一般人不察，以为道尔顿制并没有什么精深的学理，由此一暗示便发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道尔顿制是一种极平常的东西，只要略略翻阅书籍把它的方法懂个大概就可以运用，不要多费时间去研究它的原理。我也相信道尔顿制是一种很平易的方法，但我又相信在学理上有它的立脚点。若对于它生产之背景和环境不彻底了解，而昧然采用其表面上的机械方法，不误会，便失败。

诸君也曾知道由看得太易所发生的弊病吗？据我所知道的，因余家菊先生曾经说过道尔顿制的精神有几分和中国从前私塾的相似，便有人写信来劝我极力提倡书院制：说与其竭力提倡外国舶来品，何不竭力提倡国货；我并听得有人把私塾和道尔顿制钩通而比较其异同的。一言之误听，结果的谬误竟至如此! 原因怎样？是由他把它看得太容易，不去深研究。这是一件事实。去年我们在吴淞中学因学分制所生的种种问题，事实上无法解决，一部分同事主张试行此制。未试行以前，我们曾开会过细讨论过几次，既试行之后，也曾开会研究过几次。但因当时种种原因只有两科提前先行，其余各科决定今年上年全部实行。为慎重起见，特于去年年终又特别和各教师个别讨论。因为他们平日忙于课务无暇研究，而且公开讨论过几次，大家都觉得很平常，没有什么妙理，只要行去就是，用不着彻底研究的种种原因，竟有一位先生对于道尔顿制学习须各科平均进行的原则还不十分明了。若不是个别讨论，这种事实不能发现，果真照他所误解的实行下去，中学要变成单科专修科岂独失去道尔顿制的本旨，连中学教育的本旨也失去了。这又是一件事实。今年我来南京。得着一位朋友从四川寄来一种刊物，有一张说他们正在试验道尔顿制。我过细一看，除了把一科教材机械的分为几段要学生自己去读书外，实寻不出其他的特点。我这位朋友平日本是欢喜研究，只因受了“道尔顿制原理不深”的暗示，不去过细研究，随便试行，所以有这种现象。这又是一件事实。其他我所知道与此相类的事实不少，现在也不必列举；至于我所不知道的特殊现象更不知有多少。这些弊端之发生是极无理由的，只要稍微留心一点，或把道尔顿制看得困难一点，大概都可以免去。这是由于“学理不深”的暗示所产生的弊端。

（五）

我记得去年报载某省中学校改行学分制，但有一条规定，说有一科不及格者，其他及格各科均须重习一年。因此竟发生很大的风潮。这是因为学校主持人把学分制中一科不及格须重习的原则误为各科均须重习，所以有此不伦不类的现象。道尔顿制有两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与合作。这两条原则在道尔顿制占同样的位置，不可有所轩轾。然而从常识上和青年心理上看来，则自由的原则很容易被人误解，合作的原则，很容易被人忽视。我们知道：人是两方面的，一是个人的人，一是社会的人，要真正作一个完人，必定要二者调和。从教育进化的遗迹上看来，初民因生活的必需而有教育，其方法原是个别的。后来社会组织日渐复杂，个别的教育不能应社会的需要，于是由个别教育而转注重于群的教育。从主义的本身讲，群的教育，本是现在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只因一般人过于重视群性之故，便又发生我们上面所讲之新方法的普通弊端而流于机械的活动。年级之牺牲个性而特别注重群性就是实在的例证。群性过于为人重视，自然要发生许多弊端。等到弊端发生，社会上一般人已有公共的潜存意识，遇有机会便发出相当的反应。学分制，选科制，弹性制等等的产生是适应个性之倾向的例证。一般人既有趋向于适应个性的潜存意识，凡有和此意相近的主张，很容易为公众所吸收。吸收之后，并很容易把原来的潜存意识附加于新主张之上，于是把原来的主张变本加厉，而发生种种误解。现在许多人听得“自由”，便“欣然色喜”，青年心身发育正盛，正是好活动恶压迫的时代，更欢喜全无拘束的自由。所以大家一听得自由两字，便高兴得了不得，以为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各人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学生在学校不守校规，不遵守公共规例，不按照规定的课程去做，作业时抄袭他人的，都可以“自由”两字为护身符；有人前去干涉，他们可以说：道尔顿制原是重自由的，他人何能妄加干涉。这种现象，我眼虽未见，我耳却早闻之。又有对于教育无甚兴趣的教员，平日按时上堂，而已深觉其苦，及至改行道尔顿制，藉学生自动的名义，诸事令学生自己去管；规定的作业室指导时间不在作业室指导，课卷不加批改，教科不为预备。有人前去询问，他们也说道尔顿制最重自由，学生自由动作，教师不能干涉，教师自由动作，他人又何能干涉。这种事实，我不仅闻之而且见之。道尔顿制的自由原则，诚然重要，然而自由的意义，却绝对不是这样一回事：柏克赫司特女士说：“这种理想的自由不是放任，也不是无纪律，事实上和二者都很相反。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儿童不是自由的儿童；他恰与自由相反：为恶习惯的奴隶，自私自利，极不宜于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运用些适当的方法，把儿童的心力解放，然后他成为成人的时候，才能够、并愿意与其同僚为公众利益而共同合作。道尔顿制就是供给这种方法的：它能把儿童的心力解放使之自求进步，并能把学校重组，使他用自己的方法研究自己的学业。……自由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侵占他人的时间是奴隶教育。”照她所讲的看来，自由决不是无范围的，再从道尔顿制的办法──如功课指定及图表法──上看见，更可以知道自由的效用。然而一般人却不能综合观察，多望文生义地随便乱用。

合作在道尔顿制中也是很重要的。柏克赫司特女士说：“在旧教育制度之下，学生能够而且常常生活于他的团体之外，只有上课的时间与其同伴相接触而已。……道尔顿制所创造的境况，能使学生自娱，其一切活动的自由也像社会交际中之分子一样。他受同伴的欢迎或是被他们排斥，全以他的动作或行为是否是社会的为转移。学校合作的定律，其效用与成人社会上的相等，不过学校中这种规律不是命令的，也不是成文法的，只是一种风气使各团体望风相从而已。这种社会生活的价值寓于服务之中，能使各自由的个人都有一种意识：以为他是全体中之一分子。一个合作者，不仅对于全体负责，并且是对全体而活动的。”柏克赫司特女士对于合作的意义讲得很清楚，果能照她所讲的实行下去──作业室中师生共同活动，学生组织团体互助研究，各科教师时常讨论等等──合作的效用也很显明。然而一部分教育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自由两字上面，对于合作不注意。有时也注意到了，但以平日要求自由的潜在意识特强，不能把合作与自由等量齐观。据我个人的见闻所及，一般正在行道尔顿制或预备行道尔顿制的教育者，却少有人注意及此而设法使之实现者──我所得的讨论道尔顿制信件，没有谈及此事的──假使只注重自由而不注重合作，只能发展个人的人，而不能养成社会的人；倘使自由而并被误解，则个人的人亦不能养成。以此种误解而行道尔顿制其发生流弊自是意中事。流弊发现之后而归罪于道尔顿制，道尔顿制的本身何能负此责任!

此外关于原则上的误解所发现的各种弊端，就我个人所知道的还有许多，只以关系稍浅，而且时间有限，不再详说了。

（六）

方法是从原则产生出来的。道尔顿制的原则虽然很显明平易，但它的方法却很复杂。果使原则能彻底了解，方法自容易运用，原则若有误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不仅不能活用方法，并且容易发现种种错误。道尔顿制的方法有几种和普通教育方法不同的：一、作业室，二、功课指定，三、图表法。现在分别简单说明如下：

作业室在道尔顿制方法中是第一个先决问题，倘使这问题不解决，其他各事都无从进行。作业室的设备虽然不甚复杂，但有几条原则却不可不知道：一、科学的环境；二、美化；三、经济。班级教授除了物理化学等要实验的学科有实验室以外，其他各科都是用普通教室──教室以年级为单位，无论何科，都在学校规定的一个教室教授──这种千篇一律的机械设备，实不能利用环境为教学的工具，至于美之一字，则更少有人顾到。道尔顿制创始人感触到这种缺点，所以极力提倡分科作业室，其意是要利用科学的环境为教学的工具，而于无形之中收陶冶的功效。仅仅科学的环境又易流于枯燥，于是须注意于美化，把作业室中的器物都加以美的制作。使学生在作业室中工作，不仅知识上受无形的影响，感情上也于无形之中受陶冶。至于经济却是附带的条件，但也不可不顾到。但现在有许多行道尔顿制的，大概都以为道尔顿制中有作业室一项，所以把从前的普通教室改挂作业室的牌号，至于为什么要把普通教室改为作业室却少有人追问原因。因此作业室中的一切设备都极简单，只要把名称改了，就算了事，应有的图书仪器不设法购备。至于美的方面，则素为一般教育者所忽视，更不注意了。作业室设备不周，要收道尔顿制所应收的功效，事实上何能办到!

作业室问题若果解决，其次就是功课指定。功课指定也可以说是道尔顿制的中心问题：因为作业室设备不周，固然可以使其他事情无从进行，倘使作业室设备完全，功课指定若无精彩，其结果必比学年制还坏。道尔顿制功课指定的原则很多，都是以心理学为根据的──详见《道尔顿制概观》第六章──把教材分为若干段落，不过其中的一种机械方法。只因为这方法比较具体一点，很和一般人“谈问题”的潜存意识相合，所以许多人都特别注意这种方法：以为改行道尔顿制只要把从前班级教授的教材按一学期有若干月、若干星期的机械数目划分为若干大段落、小段落就行了。其实教师由班级讲授而改为个别指导，学生由被动多用耳而改为自动多用手、眼，其中自有许多变更的地方，旧日的教材分量未见得行道尔顿制恰恰合用。至于指定功课中的演绎法、兴味、教师会合讨论、各科互相联络的种种原则，是最重要而必不可不注意的。然而事实上却少有人顾到──报纸杂志上讨论道尔顿制问题的文章，也有许多及于功课指定方面的，可是大概都是以怎样分程为本位。

道尔顿制的几种图表，本是用以记载成绩，统计效率的，表面看来，似乎无关重要。其实这些表在柏克赫司特女士却费了三年的研究与经验，才能制备出来。可见这些表格不是随便的东西。不过英美各国的中小学校的内部组织和我国的不同，这些表格自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要改造，自然是正当的。但在未改造以前，对于运用这些表格的目的却不可不知道。因为柏克赫司特女士创造这些表格目的：第一在于办法简单，时间经济，使一般学校易于仿行；第二在利用这表格为支配标准教材，改进教学方法的辅助──详见《道尔顿制研究集》第三章──若果我们明白这些目的，以为改造表格的根据，自然是可行的。可是现在试行道尔顿制学校所创造表格种类很多，但比较起来，却少有能达上述两项目的的。以表格之故而使进行发生困难，道尔顿制又何能负责!

（七）

以上所讲的各弊端，大部分都是已经发现的。即有少数没有发现，而发现的可能量极大，只要遇有机会或时间稍长，便可实现出来。其他为我所未闻见或现在还未想到的弊端，当亦不在少数。瞻望前途，能不戒惧!

可是最后有几句话要郑重相告：我相信世界上无万世不变的真理，更相信无完全无缺的方法。我以为无论什么方法有利总有弊；所谓好方法，就是它的适应的量大于不适应的量；最好的、最新的，其适应的量最大，然而决不能等于全。所谓坏方法、旧方法就是它的适应的量小于不适应的量；最坏的、最旧的、其适应的量最小，但决不是等于零。我们脑中能存这个观念去提倡新方法，仿行新方法，决不以新方法之发生弊端而自馁，也不讳言新方法的弊端，更不为新方法所笼罩而失去判断力；只本着科学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力求发见弊端之所在而实际谋补救之道，使它适应的可能量增至最大限度。道尔顿制的弊端我们既经知道，要补救就有着手的地方；而且这些弊端除了非教育者藉端借用名义一项的责任比较要由非教育者多负一点外，其余各项都是我们教育者──尤其是提倡新方法仿行新方法的教育者──应当负全责。我们果能不虚不矫，切实进行，这些弊端决不是不能补救的。它的适应的可能量也不是不可增至最大限度的。

更有一句话要郑重相告：我这里讲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意在使我们自相惕励。它的好处很多，而且在事实上与理论上都能解决旧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诸位切不要误会道尔顿制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拿我所讲的为推翻道尔顿制的口实──这些弊端，并不是道尔顿制本身所有的──更不要误会我提倡道尔顿制最力的人，到现在对于此制根本怀疑而想根本推翻它!

十二年七月一日　南京

《中华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1923年8月）